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当日，他发表简短演说道：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他竟在登基之日说出“子孙鲜有善果”的不祥之语，令人面面相觑。然而本次朝贺也委实窝囊，文武百官有的着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不衫不履；皇帝陛下则穿大元帅戎装，头上竟然无冠。自古以来，朝贺就是最重衣冠礼仪的仪式，本次朝贺如此草草，哪里有半分新朝气象呢？

他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愤然拒绝。

接着又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

最奇特的则是，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

最终，封爵者共计一百二十八人，一二等轻车都尉七十余人。此外，又发布专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不日又有人性化措施出台，即永远禁用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这个册封名单中，少了一位北洋实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退清室、拥立袁氏的关键人物，长期把持陆军总长的要职，宋案后还一度代署国务总理，后来更参与赣宁之役和围剿白朗起义，实力大增。袁世凯对他戒心日盛，遂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段祺瑞与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

段祺瑞既失军权，便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称病不出。筹安会和请愿团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发表了卓尔不群的谈话，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还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袁则坚决否认有称帝之心。

到了帝制已路人皆知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晳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

据传，袁世凯一度派刺客刺杀段祺瑞，还曾收买段家的亲戚前往行刺，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册封的众爵里，便没有段祺瑞，这也是因为不便强人所难。而段祺瑞一度与蔡锷暗通消息，蔡锷在潜出京城前，还曾拜访过段宅。段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站在前台，但他在护国运动中确有一定作用，后人说他有“三造共和”之功，其中的二造共和就是指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

袁世凯素来重视段祺瑞，他逝世前遗于金匮中的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缺少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也是洪宪帝制的一大败因。

便是在册封名单内，也多“义不帝秦”或貌合神离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属于北洋系统，情有可原。徐世昌则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也“义不帝秦”就令人费解。1914年，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

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冯国璋也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北洋实力派，他并不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一方面，他认为民国已有时日，称帝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复辟帝制，也应还政给宣统，而非袁世凯自为。他对梁启超一见倾心，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以梁启超为导师的，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冯国璋的脑袋本来是相当保守的，但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却相当激进。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他曾专门进京询问袁世凯，袁世凯辩解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的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

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说：“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当即否认道：“我决无这个意思，也决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冯国璋深信不疑。

翌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冯国璋且频频向人保证，说袁世凯决不会称帝！如今袁出尔反尔，让他失信于人，虽封他为一等公，也决不足以抵消他对袁的愤怒。他在江苏装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为参谋总长。他自然不会中这个请君入瓮之计，对袁爱理不理，拒不赴命，反而与西南方面频繁联系，密谋护国运动。

不久，他又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起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谓“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大受刺激，几近于昏厥，因为他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帝制取消后，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位置，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竟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为起劲。

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者，大体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共和理念的进步人士，另一种则是死忠于清朝的守旧势力。由于护国运动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后人都忽略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场，也是洪宪帝制无法持久的一大原因。

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敌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然而，若非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打响反袁的第一枪，北洋系的内讧也许将继续隐藏，而洪宪帝制或许会木已成舟、无以挽回。尤为难得的是，蔡锷是经过一段传奇式的经历，逃回虎口，万里奔命，举起护国大旗的。

蔡锷文武兼资，是民初群督中不可多得的帅才。因为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力，他并不苟从于革命党的历次运动，实际上也从不是革命党徒。在民初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中，他并未加入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而是投身较为保守的进步党。辛亥革命人物，像他这样加入进步党的，只有唐继尧、孙武、张绍曾、阎锡山以及黎元洪等寥寥数人。

而进步党的代表人物，则是张謇、梁启超这样的前朝风云人物。当然，蔡锷之加入进步党，离不开其老师梁启超的援引。宋案后，蔡锷获悉孙中山欲兴师报仇，曾致电力劝“以静候法庭之裁判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然卒不为孙中山所采纳，因而他对“二次革命”持有明显的反对态度。

袁世凯与蔡锷的渊源其实很早。戊戌变法后，蔡锷就读的湖南时务学堂被勒令解散，师生星散。蔡锷的老师樊椎很有纵横家的理想，带着蔡锷等人赴南京游说老乡刘坤一，本来只是想找个落脚之地，不料书生意气，到后来竟然劝刘兴汉排满。如此一来，刘坤一就不敢留这颗定时炸弹，转手将樊推介给袁世凯。樊居然兴致勃勃地北上谒袁，袁照例礼贤下士，给予优厚接待。

樊头脑继续发热，竟给袁上条陈，劝袁效法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继而又赠袁以诗，劝袁学习他家老祖宗袁绍割据自立。袁世凯这才知道书生的可怕和刘坤一的狡猾，连忙向这群贫无立锥的书生赠以重金，连求带哄地将他们打发走人。据说这笔钱有万余之多，在当时可谓巨款，蔡锷也分到了一千金。此时他得到了老师梁启超在日本的召唤，便拿着这笔钱，东渡而去。

因此，袁、蔡之交是从金钱开始的。客观上看，蔡锷当时已是不名一文，在武汉向一个亲戚借钱，才借到几文钱，而袁世凯一出手，自己就分到一千金。当年的蔡锷，对这位“顶子红”了的袁项城大人，只怕也有一种冯谖看孟尝君的感觉吧！

而袁世凯对蔡锷的欣赏，则始于1906年的彰德秋操。当时，蔡锷还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下级青年军官，然袁世凯却巨眼识人，指派他为审判员，印象颇佳。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组织模范团以改革北洋军的时候，即召蔡锷入京，以备大用。

但之后袁世凯耽误于称帝之事，不敢轻易改革北洋军，蔡锷遂被虚置，竟至终日流连于烟花巷里。到了洪宪帝制中，蔡锷假意推戴袁世凯称帝，暗中与梁启超密议反袁，且一度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最终决定回滇护国。

当时袁世凯对他的监视十分严密，据说他在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出虎口，辗转日本、香港、越南，躲过多次暗杀，才回到昆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是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弟，且是由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早已按计划做好起事准备，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也早已云集昆明。

因此，蔡锷和唐继尧发起的护国运动，不仅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也宣告了革命重返国内。

云南的护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却与北洋十几万大军在四川战场鏖战数月并占尽上风。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则被新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消灭。随着护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反对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形势回到了武昌起义后的格局。

1916年3月23日，在无比失望之下，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此时距改元“洪宪”仅八十三天。

时人总结袁世凯称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自然就是筹安六君子，这“六君子”是怂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陈汤”是指三个人，即：四川将军陈宦、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宠臣，却相继宣布独立，当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疾，闻此更是一病不起，就此呜呼哀哉。“二陈汤”本是一味中药，“送命二陈汤”之说，实在贴切。

袁世凯之称帝，固然遗臭万年，然而在整个“洪宪帝制”中，贻笑天下的又何止一个袁世凯！筹安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组织的表现已是荒谬绝伦，而之后的国民代表大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以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的议案。不日，一干文武大员又由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领衔，推戴袁世凯为皇帝。

由此可见，袁世凯之称帝，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及普通民众也是难辞其咎的。可是到了护国运动如火如荼，袁世凯日暮穷途之时，举国上下又气势汹汹地讨逆惩凶，将所有罪过推在他一个人身上。

从黄袍加身到众叛亲离，前后相隔不过一百天而已，而一百天前列名推戴书的人物，不少又出现在一百天后的讨袁檄文上，连光芒万丈的蔡锷将军都如此，何况别人呢！

可是袁世凯既然称帝，就须学习古代帝王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罪在朕躬一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皇帝岂是那么好做的？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一、

1915年12月11日夜晚，忙碌一天的袁世凯回到总统府，没有理会众人的请安和问候，径直走入书房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

香炉里青烟袅袅，弯弯曲曲的冲房梁而去，犹如袁世凯躁动不安的内心。

他用胖胖的手猛然拍了一下光头，口中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做皇帝到底对不对？”

袁世凯不禁陷入沉思。

当天上午，由全国选出的1993名国民代表齐聚，对共和制更改为君宪制进行投票，结果不出意料，1993名国民代表全票通过施行君宪制，并恳请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

按照惯例，他拒绝了。

这只是第一次劝进，立刻接受显得吃相太难看，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劝进的时候，他就会接受劝进，宣布改元建国。

虽然是早已议定的流程，袁世凯依然忧心忡忡，毕竟在共和国里做皇帝，总是不那么光彩。

但是袁世凯没有办法。

他从“小站练兵”开始，就着手培养自己的亲信军事力量，15年间一手带出强大的“北洋六镇”，除了袁世凯本人，再无人可以指挥的动。

那些年，他和军官士兵们站在一起，成为无可争议的统帅。正是“北洋六镇”的鼎力支持，他才拿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

也是从1912年开始，他和军队脱离了。

当年忠心不二的部下，替袁世凯分别镇守各地，也就分别取代了他在军队中的位置，3年来，他们各自培养起一批亲信，犹如小号的袁世凯。

袁世凯感觉到，指挥军队不太灵敏了。他必须和各个军头商量妥协，才能贯彻自己的命令，而当年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如臂使指。

刀，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

做为强势统帅，袁世凯绝对不能容忍。

另外，新成立的民国太混乱了。

清朝逊位以后，朝野瞬间冒出几百个党，各自拉帮结派攻讦不休，几年来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尤其是国民党，通过竞选获得大部分议员席位，平时没什么有用的建议，只知道维护自家利益，只要不符合国民党利益的全部反对。

更有甚者，他们在反对不利的时候，会无所忌惮的起兵造反。显然，他们不把民国和大总统放在眼里。

内外不顺，让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

他只能顺着大家的意思做事，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施展拳脚，这么下去，民国的大事怎么办？

袁世凯放下胖胖的双手，露出一张疲惫的圆脸，他抬头望向冲到房梁的青烟，喃喃自语：

“中国，还是需要一个皇帝。”

已经流传2100年的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神性，只有借助皇帝的神性压服众人，才能真正执掌权柄，确保国家的稳定。

“况且，袁氏三代效力前清，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我又执天下牛耳多年，论家世论势力论才能，天下谁能比得上袁某？”

“我做皇帝传之子孙，不应该么？”

二、

袁世凯又想起半年来的天下人心。

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说：

“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长子袁克定带回来的《顺天时报》，也证明日本是支持袁世凯称帝的。

美日两国都支持中国更改国体，那大概是错不了的，起码不至于因更改国体而导致外患。

再说了，日本、英国、德国、俄国都是君主制，不是都发展的强大繁荣么，中国加入世界主流也没什么不妥。

“全世界都有皇帝，为什么中国不行？”

最让袁世凯振奋的是举国拥戴。

8月14日，杨度和严复等人的“筹安会”成立以后，各地纷纷成立“请愿团”，请求施行君主立宪制。

短短2个月时间，参议院就收到请愿书83件......北洋系、南方系、政府官员、封疆大吏、统军大将、乞丐、妓女都支持更改国体。

真是举国无人不拥袁。

就连不是北洋系的蔡锷、唐继尧都在《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里签字，江苏实业代表沈云沛也请愿劝进，可见天下民意汹汹。

袁世凯心想：

“杨度曾说过，不先除竞争元首的弊端，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说的好啊，于公于私，皙子知我。”

袁世凯起身离开书桌，信步走到窗户前。

12月的北京寒冷刺骨，他却仿佛没有感觉，伸手推开窗户，抬头望向灿烂的星河。那双眼睛格外清亮，透出一半不甘，一半野心。

那一夜，他无心入睡。

三、

1915年12月12日，1993名国民代表再次请求袁世凯称帝，这次他没有拒绝，大大方方的接受国民代表的劝进。

从这一天起，袁世凯就不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了。

他准备把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并制定了《新皇室规范》：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永废太监制度。

永废宫女采选制度。

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

或许，袁世凯想做好皇帝，但当初拥戴他的各地大员已经等不及了。

梁启超是一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他和学生蔡锷策划了护国运动，树起反袁的第一杆大旗。

12月25日，返回云南的蔡锷和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称袁世凯是背叛民国的罪人，2天后派兵向四川进发。

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做参谋总长，想把他调离经营多年的南京，但冯国璋称病不愿进京，只愿在南京遥领职务。3个月后又致电北京，劝袁世凯早点退位。

一旦冯国璋开头，各省督军纷纷通电，劝袁世凯退皇帝和总统位，留下大权供众人争夺。

段祺瑞闲居在家里，既不参与劝进拥戴，也不说反对的话，一幅老神在在的样子，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徐世昌知道人心是怎么回事，早已回到河南辉县，平时钓钓鱼喂喂鸟，只等袁世凯撑不下去的时候出来收拾残局。

至于日本，原本就没有在《顺天时报》上说拥戴帝制，那份报纸是袁克定伪造的，只骗袁世凯一个人。

此时他们巴不得中国乱起来，只有乱起来，日本才能浑水摸鱼。

一夜之间，万众拥戴的皇帝成为街边的臭老鼠。

当初的拥戴是真的，如今的反对也是真的，唯一不变的是利益。

四、

接受劝进前的夜晚，袁世凯大概没有想到，世间还有捧杀的说法。

冯国璋、段祺瑞等军政大员，或在北洋内部经营多年，或者在地方拥有数万军队，他们距离大总统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有朝一日袁世凯退休，他们很有可能到总统的宝座上，尝试一把万人之上的感觉，这在清朝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民国却近在咫尺。

可袁世凯要做皇帝。

大家伺候袁世凯一辈子也就算了，还得世世代代给袁氏当奴才，袁世凯不甘心，冯国璋段祺瑞还不甘心呢。

南方系也有想法。

袁世凯和北洋的实力太强大，强大到其他势力加起来都难以撼动，既然正面打不过，那只好背后下手。

他们拥戴袁世凯称帝，将其置于风口浪尖之上，一旦把称帝的事情坐实，立刻以拥护共和的名义反手一击。

北洋内部争权都来不及，谁去真正和他们打仗？

其实在反袁战争中，北洋内部和南方系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袁世凯称帝的事实，把大BOSS赶下去，然后集体分享胜利果实。

想想吧，把称帝的袁世凯打下去，能获得多大的名望？能积累多少功勋？

而其他人，更多是墙头草。

大家都说“总统称帝好”，那他们也跟着喊，大家都说“袁世凯称帝不好”，他们马上转变口风说不好。

他们没有诉求，也不在乎什么国体，唯一在乎的是站队和口径，千万不要和别人不一样。

袁世凯终究是旧时代的人物。

他遇到困难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重新借用天授的皇权。

其他人都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这世界上不是只有皇权一条路，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和出路：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1916年的总统府，袁世凯身患尿毒症在垂死挣扎，他放下一只雕花的药碗，发出和李自成一样的哀叹：“何不助我做好皇帝？”

四面八方却响起无数人的声音：

“慰亭，时代变了。”

●“关门皇帝”袁世凯为何至死都没正式登基？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太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不错，《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敏感的。“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袁克定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以圆自己的“太子梦”，竟然不惜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并每天偷梁换柱地送给袁世凯看，这就不得不说是一桩奇谈了。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袁克定虽然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这事说来也蹊跷得很，在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60岁的，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系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更是令他感到疑神疑鬼。

在年届六十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一再进言，宣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是啊，皇帝乃“九五之尊”，位极天下，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要说起来，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称帝一事若全怪在袁克定身上，也不公道。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到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