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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史记】黄宗羲: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上)

2021-10-18  真友书屋

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关于他的定位,骆兆平在《黄宗羲和续钞堂藏书》一文中称:“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时期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对他完成五十余种学术撰著,和一千多卷宋、元、明文史资料的选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骆兆平的评语,蔡克骄、夏诗荷所著的《浙东史学研究》一书中给黄宗羲的头衔则更多:“黄宗羲(1610-1695),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历学家、算学家、藏书家、科学家、史学家,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

可见黄宗羲在史学史上极其重要,关于黄宗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有仓先生本人所撰《明儒学案》一篇,该篇的小引可谓仓先生对黄宗羲在史学史上地位的全面评价:“《明儒学案》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所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著作,在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仓先生的这段话评价的是黄宗羲几十种著作中的一部,但仓先生认为:“《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历史著作的代表作。”

黄宗羲编撰《行朝录》六卷 清木活字本

黄宗羲能在史学方面有如此高的成就,这跟他的大量藏书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宗羲为了丰富自己的藏书,可谓费了很多心思,他在其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讲到了自己藏书的主要来源:“越中藏书之家,钮石溪世学楼其著也。余见其小说家目录亦数百种,商氏之《稗海》皆从彼借刻。崇祯庚午间,其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询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溪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馆浯溪,檇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浯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江右陈士业颇好藏书,自言所积不甚寂寞。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陈澎书来,言兵火之后,故书之存者惟熊勿轩一集而已。浯溪吕及父,吴兴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创而未就,网罗宋室野史甚富,缄固十余簏在家。约余往观,先以所改历志见示。未几而及父死矣,此愿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

这样一大段话,讲述了他从明崇祯三年到康熙三年之间的艰苦得书经历。接下来,他又讲到了自己与吕留良合伙购买澹生堂藏书而交恶的故事:“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山中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

黄宗羲撰《海外恸哭记》一卷 旧抄本

这件故事本末颇为复杂,究竟吕留良是否暗命书贾偷书之事,相关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而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的叙述也算克制,他并未点出吕留良之名,但也足可说明,他对此事的愤恨始终难以挥去。然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他的藏书中也有一部分得自澹生堂。而在本记中,康熙十五年后,黄宗羲仍然在到处访书:

丙辰,至海盐,胡孝辕考索精详,意其家必有藏书。访其子令修,慨然发其故箧,亦有宋元集十余种,然皆余所见者。孝辕笔记称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书,一时索之不能即得,余书则多残本矣。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

黄宗羲在给天一阁写的藏书记中讲到了一大堆他个人访书之事,他的这种写法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因为他只想说明:“由此观之,是书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护之,又从而灾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由此记载可知,当年黄宗羲为了藏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称:“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黄宗羲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功夫搜集典籍呢?他在《与徐乾学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宋元集略》尚未钞完,然亦不过旬日,即当送上也。只是未曾检出及留在京邸者,不知何时得以寓目?弟初意欲分叙纪各体,以类编纂,既而思之,以为不可。盖集中文字,亦未必皆佳,只据一集存其大概,使其人不致湮没。若类编之,则恶文盈目,反足为累。又未见之集极多,后来见之,又难于插上,不若一人自为一集,不论多少,随见随选,故名之曰《宋集略》《元集略》。先生以为然否?弟架上亦有百余集,亦一概钞出,以请正也。”

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六十二卷 清道光元年序会稽莫晋莫阶刻本

可见黄宗羲努力藏书和抄书,其目的是为了作学术研究。然而他的藏书过程却充满着艰辛,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期,黄宗羲参加了反清复明活动。骆兆平在其文中写道:“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原明朝官员钱肃乐在宁波首先起兵抗清,浙东各地纷纷响应。黄宗羲便和弟弟宗炎率当地农民几百人,加入抗清队伍,人称'世忠营’,结寨四明山,活动在浙东沿海一带。他在南明鲁王政权里担任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察御史、左副都御史等官职。后来,清军攻占舟山,鲁王政府瓦解,黄宗羲只得回到家乡隐蔽起来。”

正因为如此,自顺治三年以来,他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他在自传《怪说》中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即使在这种困苦的情况下,黄宗羲依然努力买书与读书。清顺治十六年,黄宗羲已经50岁,他作了六首《山居杂咏》诗,此诗中依然写到他在耕耘之余仍然忙于著述:“数间茅屋仅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牛官豕圈亲僮仆,药灶茶铛坐老翁。十口萧然皆自得,年来经济不无功。”

经过一系列的反清复明的壮举,到了顺治十六年,也就是黄宗羲50岁时,他在《山居杂咏》中写出了“留得残年事耕耘”的诗句,以此表明他决定把自己的余年用在撰写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方面。康熙元年,也就是黄宗羲53岁时,他已经看清楚复国无望,但他始终有着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念,于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撰写文史著作方面。直到他86岁去世,在长达33年的时间内,黄宗羲除了撰述就是讲学,为此创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关于黄宗羲以文从史概念的来由,这种观念应当本自他的父亲黄尊素,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称:“忠端公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

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一卷 清光绪五年晋华书局刊

黄尊素在被阉党被捕之时,他对儿子黄宗羲的嘱托乃是让他在史学方面下功夫,可见黄宗羲努力撰写史书的观念乃是受他父亲的嘱托。其实,黄宗羲自小偏爱典籍,没有父亲的嘱托他也同样会研究历史。黄百家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提到了黄宗羲年幼时的状况:

府君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好窥群籍。年十四,随王父京邸,王父自课以制义。府君完课之余,潜购《三国衍义》《列国传》、东汉残唐诸小说,藏之帐底,夜则发而观之。一日,王母以告王父,曰:“亦足开其智慧。”自后王父每私视府君书,观所乙处,而府君转不之知。年二十二,发愤读《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铅矻矻,不毕不寝。

可见,黄宗羲在幼年之时就喜欢翻览各类书籍,而他尤其对史书感兴趣,黄尊素对儿子的这种看闲书行为并不制止,他认为儿子多读各方面的书籍能够丰富知识和开发出想象力。而黄宗羲读书也不仅仅是读故事情节,他对部头巨大的二十一部正史,竟然一天一本地将其看完了。正是这样的努力,才使他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

黄宗羲利用自己的藏书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尤其以史学名著《明儒学案》最为著名。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首先举出的就是这部名著:“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看来《明儒学案》可以被视之为明代学术史的正统,除此书外,黄宗羲还撰写有大量的著作,而全祖望的《神道碑文》中罗列出如下书名以及简短的评语:

经术则《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为内编;以其显背于《易》,而拟作者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徵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辨卫朴所言之谬。《律吕新义》二卷,公少时,尝取余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断之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试之,因广其说者也。又以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独少《孟子》,乃疏为《孟子师说》四卷。史学则公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纠夏考功《幸存录》者也。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书,共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语》,其实非公所作)。其后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文集则《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思旧录》二卷,追溯山阳旧侣,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选明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案》,其后,广之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者。而别属李隐君郑嗣为《明诗案》,隐君之书,未成而卒。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于《明文案》外,又辑《续宋文鉴》《元文抄》,以补吕、苏二家之阙,尚未成编而卒。又以蔡正甫之书不传,作《今水经》。其余《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诸书,若干卷。

黄宗羲撰《南雷文定》清康熙刻本,书牌

凭一己之力撰写如此巨大数量的著述,真令人叹服黄宗羲旺盛的精力,以及他勤于著书的刻苦。他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当然跟他的藏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中转述了郑南溪的一段话:“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者迂疏无当,穷数学者诡诞不精,言淹雅者诒讥杂丑,攻文词者不谙古今。今先生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质、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故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试历观先生之《学案》《经说》《史录》《文海》,睢阳汤文正公以为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良自不诬。末学不知,漫思疵瑕,所谓蚍蜉撼大树者也。古人记藏书者,不过蓄书不读为戒,而先生之语学者,谓'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是则藏书之至教也。”

郑南溪在此明确地称,黄宗羲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夸耀自己的所藏是如何之丰富,更重要者,他是通过自己的藏书来撰写一系列史学著作。可见,黄宗羲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撰写相应著作。

黄宗羲为什么要下这么大气力撰写如此众多的著述呢?仓修良认为:“明末以来的社会学术风气,使黄宗羲深深感到史学的危机,这也可以说是促使他立志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点,可由黄宗羲在《历代史表序》中的所言为证:“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

黄宗羲撰《南雷文定》清康熙刻本,卷首

由此可见,黄宗羲对史学著作看得何等之重,同时他也感叹真正致力于史学之人,在他那个年代已经寥寥无几,而这正是他致力于史学的主要原因。在明末清初这个阶段,为什么史学如此衰落呢?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有如下阐述: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明人读书的风气太过浮躁,致使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并无人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而黄宗羲认为经学和史学才是真正的读书之本,否则的话就是俗学。而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观念: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

为了改变社会的浮夸风气,黄宗羲采取的办法是进行讲学,以此来扩大实学的观念,全祖望在《续甬上耆旧诗》中谈到了黄宗羲在宁波讲学而产生的影响:“先生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及风波稍息,重举证人之席,虽尝一集于会稽,再集于海昌,三集于石门,而总不甚当先生之意。尝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而吾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蔚起,雨聚笠,宵续灯,一振前辈之坠绪者,亦以先生左提右挈之功为大。”

经过黄宗羲的努力提倡,浙东一地出现了不少经史研究大家,《黄梨洲先生年谱》中举出了一些因受黄宗羲的影响而成为著名学者的人物:“公讲学遍于大江以南,而瓣香所注,莫如江东。门下士如陈夔献、万充宗、陈同亮、仇沧柱、陈介眉之经术,王文三、万公择之名理,张旦复、董吴仲之躬行,万季野之史学,郑寒村之文章,其著焉者也。”

黄宗羲的著作有些部头很大,比如他编写的《明文海》就达482卷之多,对于如此大部头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明代文章自何、李盛竹,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逮嘉隆以后,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于扫除模拟,空所依傍,以情至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其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

可见,黄宗羲编写《明文海》就是为了不让一些不见经传的名人著作就此而失传。他的这种做法同样也有着留史的概念。

黄宗羲撰《南雷文隽》四卷  民国十六年姚华抄本

相比较而言,《明儒学案》更是黄宗羲的学术著作的顶峰,黄宗羲曾称:“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穷其委。”看来,搞清楚经和史才能明白学术史的原委。针对黄宗羲的这句话,徐定宝在《黄宗羲评传》中指出:“'经史并重’是黄宗羲史识的重要体现。”全祖望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也谈到了黄宗羲经史并重的观念:“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虚蹈,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而《明儒学案》则是他这方面的观念的实践方式之一,对于该书的情况,仓修良在其文中有如下简述:

《明儒学案》记载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发展概况,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采集有明一代学者文集、著作、语录,分析宗派,成立学案19。其编次顺序是,每一学案之前,附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接着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均作扼要述评。这些小传,一般都写得朴实、动人,自然、逼真,不事雕琢、摹拟,重视内容事实,充分体现出优秀史学家所特有的风度,坚持史家笔法。

为什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后世会受到广泛的看重呢?仓修良在其专文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像《明儒学案》这样全面而有组织特色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属于首创。”“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其贡献不仅在于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善的学术思想史专著,而且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将《明儒学案》称之为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乃是仓修良先生的一大发明。此后这个观念很快得到了史学界的接受,仓先生能够提纲挈领地点出《明儒学案》的独创性,可见他对该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他在文中把《明儒学案》的主要精神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充分体现每个学派、学者的学术宗旨。学者各家有各家的宗旨,而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们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同样,学者不能得其宗旨,即读其书,亦不能得其要领。因此,规定是书的编纂一定要体现出各人的学术宗旨,做到“分别宗旨,如灯取影”。第二,所有原始材料,皆从每人的全集中纂要钩玄,不袭前人之旧本,力求做到通过所辑之原始资料透露其人的一生精神和思想特色。第三,肯定独立见解,兼取众家之说。全书虽按学问的传授系统分立不同学案,但对那些“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的,亦同样为之各立学案,因为这些人在做学问上“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其糟粕”。第四,提倡自得,贵于创见,“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自然没有价值,一概不取。以上四点,既是他编纂该书方法的说明,也是该书内容取舍的标准。

以上的总结乃是黄宗羲撰写该书方式的分析,而关于黄宗羲为什么用学案体来撰写明代学术史,仓修良在文中总结出四大好处:

第一,由于同一个学派放在同一个学案之中,因而每个人的学术渊源、师承关系都可以得到充分反映。第二,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都得到反映,既得知师承关系,又了解发展变化。因为有的学派,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的虽同出一源,可是发展到后来却分道扬镳。第三,由于每个人的主要著作要点均已摘录,故对每个人的学术宗旨、思想特点,都基本上得以了解。第四,便于研究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大势和学风的盛衰,全书学案的设立,基本上体现出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特点,自然也就便于了解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主流及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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