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眸｜回忆我的岳父王家善

回忆我的岳父王家善

李殿儒

王家善先生生于1903年，原籍黑龙江省巴彦县。他青年离家，外出求学，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在日本东京师大，读二年级时，因同情郭松龄反奉被开除学籍，后入铁道学院，学习两年归国，在黑龙江省政府教育科任职。不久去天津谋事，经其父的一个朋友帮助，再次东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军事生涯。毕业回国后，在沈阳东山嘴子任连长。“九一八”那天夜里他没有在家，几天后部队到东边道编入奉军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任营长。后于芷山要投降日寇，王家善先生不甘当汉奸，计划率队出走，因机密泄露，只好只身逃离。于芷山下令通缉，电告第一军区拦截王先生，第一军区派戴逢源执行，在沈阳东站与王先生相遇。戴逢源敬佩王先生的思想和为人，所以把先生请到家里，设宴接风，然后帮他秘密逃出虎口。从此王先生与戴逢源结下了生死之交。

戴逢源

王家善先生离开沈阳，潜行到黑龙江省双城堡（他祖居在此），改名换姓，组织抗日义勇军。他自报姓刘（从姥姥家姓），号称抗日义勇军刘总指挥，兼第一支队队长，下属第二支队队长赵尚志，第三支队队长朱某（忘其名，二人都是共产党员）。由于环境恶劣，军粮、军饷、被服、武器均难解决，决定率队到江北一带筹集部队冬衣，以解燃眉之急。他带的队伍都是本地人，在这种困境下又带不走，“是兵不发饷，是匪不能抢”，这样下去不但违背救国志向，反而会成为民众的罪人。因此让赵、朱两位支队长将部队带走，另寻出路。后来王先生每念及此，都感慨万端，追悔莫及，常说：“我不懂政治，只凭一股热情，不能不走到歧路上去！”

王家善先生从双城堡来到齐齐哈尔，被日伪特务机关追踪逮捕。宪兵队把他“请”去了，对他说：“先生，你是双城刘总指挥吗？”王家善先生矢口否认：“我不姓刘，我叫王家善，你们的卫戍司令可以证明。”宪兵队把它送到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请卫戍司令（曾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官）辨认。该司令说：“你是王家善，你也是刘总指挥，人家侦察清楚了。我解救你的唯一办法，就是你答应参加满军。”由于得到这种师生关系的保护，伪满当局赦免了王先生，委任他为齐齐哈尔军官教导队候补生连连长。候补生毕业后，王先生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成为东北地方军人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风云人物之一。

王先生并不同于一般投靠日伪的利禄之徒，为升官发财而营营苟苟。他没有泯灭中国人的良心，死心塌地去当汉奸。在留学日本期间，王先生与国民党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接上了关系，趁回国休假之机取道南京，求见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熊斌，要求留在国统区。熊斌对他说，东北需要你这样的人。要王先生在东北搞抗日地下军事组织，准备将来配合反攻，并吸收王先生为国民党员，授陆军中校军衔。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旨意，王家善先生在留日同学中联络了一些人，与何正卓、陈希占、邵炳麟等，建立了秘密组织，取名“真勇社”。这时的“真勇社”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往往各行其是。林家岳等人在开展活动时，因搞恋爱暴露了身份，遭伪满当局逮捕。王先生为营救他们，找日本军事部负责人打通关节，谎称“真勇社”是军事文化书社，不是什么秘密组织。被捕者虽然释放了，但王先生却遭到日伪当局的怀疑，“真勇社”暂时停止活动。王先生为掩人耳目，效古人韬晦之计，成天闲游狂饮，经常夜不归宿，打牌吸鸦片烟，装出一副胸无大志、醉生梦死的样子。有一次，一个日本宪兵跟王先生聚饮，醉后吐真言：“我曾在你家里'蹲坑’，刺探你的言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多次挨上司拷打。我还经常拉你家的厨师喝酒，想套出点情况也没成功。”因为这件事，王先生很感激厨师，后来出钱给厨师成了家。

过了一段时间，“真勇社”恢复活动，王家善先生出任伪长春军校教授部长时，从青年学员中发展成员，我就是在这时参加“真勇社”的。此后，我同王先生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又加上了一层组织关系。“八一五”光复前，看到日本将要垮台，“真勇社”的成员酝酿待苏军参战后配合行动，刘启民利用到各地视察的机会部署行动计划。我那时住佳木斯，任第二独立炮兵营三连连附，刘启民指示我以后听王家善指挥，我很快把炮兵组织起来，带领部下把炮营指挥官（日本人）枪毙了。大家推我当营长，并派人迎接苏军。苏军进驻以后，先谈合作打日本，后日本投降即把我们集中起来，不久王家善先生也被集中到佳木斯。

江上军、韦新启杀死日本军官、率舰反正后，也同苏军合作，日本投降后集中到佳木斯，王家善派他到长春联系，回来后要王家善先生立即离开佳木斯到长春主持工作。在此之前不久，还送来了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他为东北先遣军总司令的通知。王家善先生利用苏军带他去洗澡的机会，在韦新启的帮助下乘小江船逃回原籍。至此，王家善先生在伪满洲国的14年经历结束了。在历史转折关头，他又投向另一个漩涡。

王家善先生在原籍待不久，即来到长春，这时林家岳、张作孚、牛匡时等人以王先生的名义开始建军活动。王家善走后，集中营紧张起来，我想走就困难了，后来放兵不放官，大家都要我走，愿替我去集中营。当时为军官留些勤务兵，他们留下是没有多大危险的。但我怎么好这样做呢？当队伍开走时王松年班长把我推入队伍里开走了。就这样，我顶名王松年离开佳木斯到长春投奔王先生。

到长春，王先生让我留在身边管理财务，虽没任命，俨然是他的副官。紧接着田贡吾、梁启章等人也慕名而归。在王先生周围聚集了一批学生和老部下，组成建军司令部。这时，行辕主任任命陈家祯为总队长，让王家善到哈尔滨建军。

在哈尔滨建军，最早来投的是孙晓峰，被委任军长。哈尔滨建军活动不久，杜聿明派来建军司令。王家善感到，再干下去弄不好不但是共产党的罪人，还会是国民党的罪人，遂决定不干了，安排梁启章、田贡吾在哈尔滨工作，带我和韦新启回到长春。

在长春住王先生五叔大女儿家，何正卓送王家善几本小册子，其中有《论联合政府》。王先生说：“国民党反动派所做所为，是历代王朝暮年征象，靠不住了。但共产党那边没熟人，难以沟通关系，我进关看看吧！”于是，他带领韦新启去了北京，国民党发现他，委任为九省二市参议，杜聿明又委任他长官部少将高参，随从杜聿明出关北上到锦州。此时，东北保安第四总队于1946年4月中旬被东北民主联军打垮，杜聿明为了收拾残局，命令王先生接任第四总队总队长。王先生路经沈阳，到铁岭、开原一带收容保安第四总队的溃散官兵，带到长春，重新组建队伍。我提醒王先生：“要小心点，国民党在利用你，别给国民党送终。”王先生说：“国民党不是给我一个师吗，今后该怎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呦。”这时我还是单身，王先生想把女儿嫁给我。经大家撮合，我同王先生女儿（实际是养女）秀敏结婚了，于是我同王先生之间又加上了一层翁婿至亲关系，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几乎是寸步不离了。

1946年秋，王家善先生率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开赴辽南山区，归新六军统辖，部队被分割得七零八散。新六军又派来两个军官，一些部下觉察到国民党嫡系对我们有并吞之意，甚为不平。一次，林春武借酒发疯，大吵大闹，“他们要撤换王家善，是逼我们去当八路军。”国民党当局看到时机还不成熟，暂时放弃吃掉王家善先生和东北保安第四总队的打算，但或迟或早他们总是要下手的。

1947年春，王先生率师退守营口，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在驻守营口的八、九个月时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王先生的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但有一条已经确定无疑，那就是最终要走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所等待的只是时间问题。

辽南独立师秋季攻势之后，廉荣春、乔遇春等几个人酝酿准备对王家善搞兵临城下，被林春武捅漏了。王先生说：“这几个人太轻率，整出事来，他们完了，我也要掉脑袋。”我对王先生说：“看形势您必然走这条路，应该见好就收吧。秋季攻势咱打胜了，眼下共产党又派人来联系，现在起义比兵临城下光彩多了。”王先生说：“越在胜利的情况下越不能起义。你想想看，刚刚取胜，官兵有一股骄气；林春武把消息递给我，说明赞成起义的人数不多，一个连长月薪（加空额）100多万（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正是享福的时候，谁愿意携家带口跟我们去受穷？我们要起义，有人振臂一呼表示反对，谁还肯听我们的？即使你能保我出去，成了光杆司令，人家要我们有啥用？”我问：“那要等什么时候才行呢？”王先生说：“国民党肯定不行了，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营口是其中最小的，肯定要先被吃掉，我不会等到山穷水尽丢人现眼。预计东北丢掉半年之前，局势一定非常紧张。外边有了压力才能起义，大部分人才会跟着我们走，时机一定要把握准，国民党与我们无缘无德，何苦陪它殉葬！共产党与我们无仇无恨，肯定会走到一起去的。”他虽然这样说，但不是没有顾虑的。他与我不同，陷得很深，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

1948年初，解放军进攻辽阳，我去见王先生，王先生说：“辽阳陷落之后就是鞍山，鞍山之后就轮到营口。我敢说，营口守不住，撤退到锦州，沿途追杀最多剩下一个团。锦州同样守不住，再退到关内，国民党绝不会再给我重编一个师。我所说的这些就是压力。”

几天之后，召开一次连长以上军事会议，让大家讨论一下局势。有人主张守，守不住再走，撤到锦州，再撤到关内。有人不同意，说不能撤，更不能撤进关，马占山的部队就是样子，后果不堪设想。王文祥说：“既然这样就死守，当军人走到这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只怕前面打，后面先撤走了。”梁启章最后发言：“我们从'真勇社’起，跟师长十几年了，听你的吧，请你临机决断。”王先生对大家说：“既然诸位信任，我一定领你们走一条有前途的路。”会后，王先生派刘凤卓和王文祥出城到解放区谈判，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起义那天，王先生心情很沉重，我看到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转，那是在下最后的决心。按照与解放区的协议，起义行动正式开始前，要借城防会议之机，把营口市内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一网打尽。王先生命令我带警卫连执行这个重要任务，并负责警戒和保卫师司令部的安全，严格控制进出人员。下午3点多钟，梁启章通知我立即行动。我从特务连、搜索连各选派十几名士兵，分两路冲进会场。少校副官韩光指挥特务连士兵，我侄子李英春排长指挥搜索连士兵，很顺利地把参加城防会议的市长袁鸿逵、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三总队长李安等十几个主要人物逮捕起来，押进了地下指挥所。

4点多钟，交警第三总队派一个17人的加强班前来查问李安总队长为何未归。一排长宋旭波、班长李有权当机立断将他们消灭，使起义行动未被侦破。晚上，解放军进城，围歼交警第三总队。五十八师二团温玉林营长、王公达连长、三团杨信营长等先后解决了宪兵队、化学迫击炮连、野炮连等国民党武装之后，各团及师直属部队相继撤往大石桥。王先生让我留下看押俘虏，与辽南军区接交。至午夜交警第三总队继续顽抗。郑明新、李安被提出去喊话，交警第三总队仍不投降，最后辽南部队炸塌楼墙冲进去。交警第三总队大部分被歼，一小部分逃往锦州，营口全城解放。至此王家善先生率师起义取得圆满成功，他把五十八师万余官兵保持完整建制、全副武装交给了党和人民。

王家善先生的前半生是在彷徨和探索中走过的，他的足迹一直歪歪扭扭。伪满期间，他出于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想干一番事业，结果事与愿违。光复后，又错误地跟国民党走，希图为建设和平、独立、民主的新国家有所贡献，结果，空成梦幻。只有当他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唯一希望和前途的时候，他才算真正找到了人生的归宿。营口起义之后，王家善先生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后半生的光荣历程，为祖国、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作者李殿儒，王家善师长的女婿，时任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警卫连连长。)

本文选自《营口春秋》“驻营口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起义70周年”纪念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