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董桥谈写书、读书、藏书》）A.这几年董先生的写作很少涉及时事，他解释说，自己对政治上的事情已经很厌烦了，政治上的那些人心态不好，失去了基本的做人分寸，而他不断写老人旧事，就是想告诉读者，以前的老派人是怎么样的，他们对待政治和生活是怎么样的。
B.跟我一起出道的写作者，到现在还在写的，真的好像也没有了。不过那个时候我结交的大部分是老一辈文人，跟我同辈的都是编辑，很少坚持一路写下去。有一些人写到一半也不写了，自己觉得写不出名堂。有一些学问非常好，文章也很好，可是他没有那个命，不是走这条路的。都是命，我跟你说。有些人写得比我好一千倍，可是他就很难出名。有些人写得坏也出名，真是命。
C.我现在正在写一个人，很多年前认识的，笔记上也有关于他的事情，但是我不看笔记了，我开始放开笔记，自己想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他讲哪句话，凭我的记忆去写，不抄笔记。写出来的东西，是我笔下的意味，不是笔记本里的意味，可能加了我的幻想和虚构，加了自己的感觉，这样写出的意味是活的，笔记里的意味是死的。我写的是自己的东西，不是那个人！
D.人的价值观，人的教养，我看总是要守住一点东西的，一点原则都没有不太好。这就等于说，硬件很好，软件出问题。
E.全部电脑化，很多人生乐趣就没有了。这种人生是很奢侈的，我就是不节省时间，我有大把时间！
2.（《傅月庵谈台湾旧书业》）A.梁文道曾经说过，旧书市场不是说有就有的，至少需要两代人的积累。
B.在大陆，旧书店老板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不会替消费者考虑。因为可能花十万买一本书，转手二十万就卖掉了嘛。只要大款来就好了，普罗大众不重要。可是要撑住一个行业，绝对不是靠大款。书店本来就是服务行业，而且有文化传播的意义。没有社会意识，你就去做别的嘛，不要跑来开书店啊。
C.去逛旧书店的话，大家本来就没有目的，碰到好玩的才买，淘宝心态。
3.（《韦力谈古书收藏及行情变迁》）A.藏书数十万册、在天津专门拥有一幢“西苑书楼”的韦力，堪称国内收藏界的传奇人物，这从别人送他的“民间藏书第一人”称号就可见一斑，甚至坊间还流传着以他的收藏生涯为蓝本的纪实小说。然而对此类声名荣誉，他是敬谢不敏的，在韦力看来，前辈藏书的高度不可企及，收书三十年，他只是从一己爱好出发，努力为传统文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B.古书和旧书在业内是两个概念。古书在市场上已经没什么便宜的了，再加上拍卖的冲击，市场上就捡不到什么东西了。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书想捡漏得便宜，这个概率很低，黄裳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想得好书，“冷摊负手对残书”的可能性极小极小，只是文人的谈资而已，真正的好书很少有便宜捡来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重价才能得好书。我们总说古书当年怎么便宜，其实那个时候收入也没几个钱，按照书价占工资的比例来说，古书从来没有便宜过。
C.先说书画造假。这种“造假”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伪造，比如，你造一幅傅抱石，或者造一幅齐白石；还有一种情况是代笔。名人名气太大，上门求字求画的应酬太多，实在忙不过来。乾隆年间的大书法家刘墉既是达官贵人，还要读书治学，他不可能天天就一直为别人写字，这他忙不过来，就找别人代笔。代笔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风气。文徵明也找家人代笔，然后落自己的款。这些在古代都还算赝品，但到了近现代，因为真品极少，所以大家也就宽容以待了。讲这段话，是因为古书也是这样。古书造假很难。比如，造一部宋版书，首先得找到这么多宋纸，宋纸的价钱可能比书都贵。另外还得找古墨，还得找好的刻工来仿刻，然后再印。成本远远大于利益。造假都是缘于暴利，没有暴利，也就没有造假了。那古书有作伪吗？有。这跟找人代笔一样。古人有些刻本流传下来，比如明人翻刻一部宋代的书，书商卖书的时候，就把前面明代人的序言撕掉，冒充宋版。这等于说是在时代上做些文章，而不是凭空造出一部假书来，他会加一个假的牌记，说是宋代嘉定多少年刻。还有就是打一个假章，比如说唐寅的章敲上去，再有一种就是“人死章不烂”，名人故去了章还在，从文物市场上买到后，查查他曾经有过什么书，同名的书就往上盖，冒充是名人的书，但书还是古书。古书的作伪多半在这上面做文章。
4.（《查建英谈三十年前的“阅读狂欢”》）A.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那种对书的欲望、激情真是又美丽又悲哀。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整个就是一场可歌可泣的“阅读狂欢”，大家都处在无比亢奋的对书的迷恋状态中。
B.八十年代很土，很简单，很天真，心态像个无知少年；但正因为饥渴已久、没有系统、缺乏标准，所以它又特别开放，是不设防、全方位拥抱的态度。这个“乱”，倒也是一种自由和浪漫，没有很早就把自己锁定在很实用、很功利的目的上，不会说我只读跟我专业有关、对我将来有用的书。
C.我们现在身处的是更成熟的商业社会，阅读的受众有分流是必然的，也是比较健康的。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获得信息和精神愉悦的途径比以前丰富，怎么分割时间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老听到有人抱怨如今的年轻人怎么肤浅怎么不关心文化，这并不公平。我见过很多综合素质相当高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上一代人那种扭曲，但面临的压力也是那个时代没法想象的。老话说“安身才能立命”，八十年代没有“安身”的问题，大伙都是吃大锅饭的，你当然有那个奢侈的时间去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然后才能关注精神生活。但有一点我深信，真正的好书永远能够动人心魄。
5.（《王强谈海外访书三十年》）A.在国外买书一定要去书店看看，因为书店有浓浓的人情味。有些我特别喜欢的独立小书店，哪怕开车走几个小时，哪怕只能选到一两本书，我也要定时去看看，对他们表达敬意。当然围绕着书的敬意永远是相互的。
B.有一次在一家旧书店买了一套芝大出版社的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这套书五十四卷精装，要价不到三百美元。痛快买完我才犯愁了。我住布鲁克林，这可怎么运回去呀？我穷学生一个，还在打工。花运费舍不得，打算把这套书硬扛回去。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他见我愁眉不展，说你等我一会儿。当时店里可没人，他也不说去干嘛。那天下着雨，十五分钟过后，他推着一辆可折叠手推车从附近超市回来了，雨淋得他透湿。他用好几层塑料布帮我把书包好，一叠叠放到车上，对我说，你用车把书拉到地铁站，坐地铁回家吧。人间就本该有这样温暖的信任。
6.（《带N本书去巴黎》）《在巴黎，文学家带路》与《巴黎文学地图》，在两个极端上：一个太多太满，一个太陋太俭，陋到家徒四壁，俭到身无寸缕。多和满也未必是好事。景点太多，势必每个蜻蜓点水，事实太满，搞成了不是“在巴黎，文学家带路”，而是在巴黎，读者迷路。
7.（《东京购书散记》）A.若在东京买学术书，辛德勇先生的《东京书市买书记》大概是必读的。但是与辛先生不同，我远不是一个藏家，最多只能算一个学术书消费者。所以我给自己定了四项原则：一、不买线装书；二、少买一万日元级的书；三、少买“文库本”；四、不买西文日译书。第一条“不买”是因为不识货，没有“老眼”；少买一万日元以上的书，则是为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名家的“上製本”（精装本）动辄就标价好几万，买一本就会一整天都觉得被打了劫；“文库本”（即口袋本）倒是价廉物美，大多在几百日元上下（偶尔碰到绝版已久的文库本，价格才会飘到几千的级别）。但是除了平凡社的“东洋文库”和讲谈社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外，文库本多半普及性大于学术性，很多虽然是好书，却并不适合作学术引用。比如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有“东洋文库”的文语体译注本和“中公文库”的现代语译本，但引用还是应该用小野胜年的译注本。不买西文日译本，倒不是因为日译质量不高（其实比起中译本来质量一般要高一个数量级），而是对二手书来说，日译本所据的西文书版本多半已经过时。如辛先生提到他买了一部根据Michael Sullivan手稿译出的《中国美术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这本书的英文版现在已经增补到了第五版（2009年），并且改名为The Art of China。另如，辛先生买到一本1940年译自德文的魏特夫（Wittfogel）的著作，但其实魏特夫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转向了英文写作，他的成熟观点都体现在他的英文著作之中。这种“版本滞后”的书，在我看来，就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了。
B.在中国所有大比例尺地图都算作“军事机密”，不要说在书店中随便买，即便是研究人员想看一看，也都只能到个别的研究机构去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版本。非但如此，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在线地图提供商（如google、baidu、yahoo）都必须对所提供的网上地图进行某种不可逆的扭曲。所以，虽然google地图可以提供坐标，但是只有中国以外的坐标才是真实的地理坐标。相反，日本国土交通省下的国土地理院直接把一比两万五千的矢量图放在网上供全世界浏览。
8.（《书店：台北的旅游地标》）网络消弭城乡差距，让偏远地区读者也可以买到和台北人一样的书，对知识普及有重大贡献。但是不论是人文型独立书店或是传统小区书店都有其他许多功能角色，如让小区内的爱书人有机会相遇，维持社会连带；尤其每家书店可以发展各种在地特色，店主可以为读者介绍他们喜欢的书，让这个世界更多元。 无论网络世界再无远弗届，大型连锁书店再方便，我们还是需要街角的那家书店，在这个快速、冷漠、冰冷的现代化城堡中，守望着一方诗意。
9.（《墨大旁的书店街》）一所大学就像一个放射源一样，会在它的四周有意无意制造一个辐射区，于是周边的咖啡馆、酒吧、书店，都会慢慢地与这所大学的气质浑然一体。当然，这些弥漫“小资”情调的地方，反过来也会参与构建大学的精神气质和身份认同。书店和大学之间，总有某种割不断的内在联系的，就像博物馆之与城市，赌场之与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