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工》虽然没千娇百媚的美女，但却是库尔贝直面人生的艺术作品

1855年，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了炫耀它的进步和成就，来博取更大的荣光，在巴黎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

博览会里包含一个大型的美术作品展览，当时负责评审作品的委员会拒绝了一位法国画家库尔贝送来参展的《画室》等作品。这件事大大激怒了心高气傲的库尔贝，促使他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之举。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搭起了一座木制展棚，这展棚就在世界博览会入口的附近，其中陈列着库尔贝四十件绘画作品。

库尔贝把这个展览场所称为“写实主义展厅”，并在展品目录上发表了他的艺术宣言--《写实主义宣言》，公开提出了他大胆的艺术观:创造直面人生的艺术。库尔贝写道:“'写实主义者’的头衔强加在我身上，就如同'浪漫主义者’的头衔强加在1830年的人们一样......在研究古代和现代艺术时我不抱任何教条的或预定的观念。我既不打算模仿前者也不想抄袭后者......照我所看到的那样记录这个时代的风尚、观念和形态，成为一个人同时也成为一名画家，简而言之，创造活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

这次史无前例的个人画展立即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声誉卓著的浪漫主义大师，素以目光敏锐、胸襟开阔为人称道的德拉克罗瓦，在看过库尔贝的画展之后，立即指出博览会评审员拒绝接受《画室》就是“拒绝我们时代最惊人的一件杰作。”

发生在库尔贝生涯中的这个戏剧性的插曲颇有典型意义。这位极度自信、有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画家一生始终同官方及其趣味进行着顽强的战斗，成为写实主义绘画的一面旗帜。

我们知道，继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之后，一股新的潮流涌上了法国的画坛并蔓延到了其他地区，这潮流就是十九世纪中叶诞生的写实主义。

在这时，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已成为强弩之末，写实主义画家厌倦了那些以冰冷精巧的笔法反复在古代神话、宗教故事和帝王将相的业绩中描摹的新古典主义画家，也反感于那些沉湎在异国情调和空洞幻想的天地里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画家。他们把目光移向当代社会的现实，移向长期被遗忘、被忽略的社会底层；大胆地抛弃了种种清规戒律，用有力的双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冷静客观地描绘并不那么美丽的真实世界的图景，从而揭示出那蕴藏在普通人和劳动者平凡而又艰辛的生活中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意义。

无论是从艺术成就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看，居斯塔夫·库尔员(Gustave Courbet)都称得上是写实主义绘画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库尔贝1819年6月10日诞生在法国同瑞士毗邻的小城奥南。父亲为一名富裕的田庄主，库尔贝是他的长子。最初库尔贝在神学院学习，但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在贝尚松绘画学校学了一阵子后，库尔贝于1840年赴巴黎深造，他一直在“瑞士学院”(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办的画室)学习；一面到鲁佛尔宫去研究历代名作，尤其对十七世纪的大师伦勃朗、哈尔斯和委拉斯开兹的艺术感兴趣。

四十年代，他画了一系列具有画像性质的作品。《带黑狗的库尔贝》(1842年)和《叼烟斗的男子》(1847年)等已显露出他那坚实有力的造型技巧。由于作品遭到沙龙的拒绝，他应荷兰商人之邀到荷兰旅行，在那儿，他深入地研究了早就令他入迷的荷兰大画家们的作品。

1848年爆发的革命使沙龙变得自由了，这种情况对库尔贝十分有利，他的作品《束皮带的男子》(1849年)和描绘故乡风情的名作《奥南的午后》(1849年)得以同公众见面，从此库尔贝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画家。

同年十月，他又回到故乡奥南，创作了《石工》这幅被普鲁东称为“社会主义的第一幅绘画”的作品；接着，库尔贝画出了巨幅油画《奥南的葬礼》(1850年)，这件杰作打破一切风雅的习气，以一种严酷而有力的造型语言震动了评论界，在波德莱尔和普鲁东等人的支持下，库尔贝成了新的艺术的旗帜。

《石工》

拿破仑三世登上宝座后，形势大变，气氛变得对库尔贝和他的朋友不利了。1853年官方沙龙中展出了库尔贝的大胆真实的《浴女》(1853年)，这幅画激怒了拿破仑三世，他竟然用马鞭抽打这件作品，认为它粗俗下流，有伤风雅。

《浴女》(1853年)

1855年，因受到官方排斥，库尔贝自办了个人画展以示对抗，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写实主义绘画领袖的地位。展出于其中的《画室》(1855年)构思精巧，笔法遒劲，造型结实；一大群生动真实的形象为他七年来的艺术生涯做了总结，是他最成功的大作。五十年代，库尔贝还绘制了不少优美的作品，如《簸麦的农家女》(1854年)、《您好!库尔贝先生》(1854年)、《塞纳河畔的女郎》(1856年)等。

虽然随着岁月的推移，库尔贝作品中社会批判的调子有所降低，但他那种对抗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鉴于库尔贝在欧洲各国赢得巨大声誉，法国政府曾打算为他授勋，他以素有的傲慢态度拒绝了这来自官方的奖赏。

晚年，他创作了不少女裸体画和风景画，前者如《玩鹦鹉的女人》(1866年)、《睡眠》(1866年)和《泉》(1868年)、后者有《溪边之鹿》(1866年)、《波涛汹涌的海》(1869年)、《风暴之海》(1870年)、《海边断崖》(1870年)，那些气势浩大的海景画，尤其精彩，体现了他杰出的艺术才能。

巴黎公社时期，库尔贝投身公社的活动，担任艺术委员会主席，参与了推翻纪念拿破仑功业的旺多姆纪念柱。公社失败后，他被判刑入狱，老母因悲痛过度去世。库尔贝出狱后避居瑞士，1877年12月31日病逝于瑞士。他身后留下的作品被法国政府拍卖，用以赔偿他欠下的重建旺多姆纪念柱的罚金。

库尔贝的艺术以客观真实著称，也以擅长表现下层百姓的生活著称，《石工》就是证明。

作为社会主义者普鲁东和诗人波德莱尔的亲密朋友，他始终同情关怀贫穷的劳动人民，把他们当作绘画的主角，就像过去画家把维纳斯或基督当成绘画的主角一样。

《石工》创作于1849年，正是库尔贝精力充沛、艺术成熟的时期。从库尔贝那时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不难发现促使他画这幅油画的动机:“我乘四轮马车到梅齐埃尔附近的圣·德尼宫去，中途我停车看了下在路边打石头的两名工人，人们是不大可能遇到比这更充分地展示贫困的场面的。”库尔贝忘不掉他目睹的这个劳动场面，他把这两位工人请到画室里来，照着他们画下了这个场面。

库尔贝认为艺术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当代的，他否认历史画的存在。他排斥流行的凭空虚构，依赖想象的创作方式，坚持描绘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的形象；为此他说过一句时常为人们转述的名言:“我无法画一位天使，因为我从来不曾看到过天使。”《石工》的创作过程正是他这种艺术观的绝妙写照。

在深暗的荒凉山坡下，一老一少两名石工正从事繁重的砸石块的劳动。他们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工作上，构图极为自然，有种不加推敲的感觉，就仿佛画家从这儿经过，用照相机拍下来的瞬间场面。

这两位男子穿着破旧的粗布工装在阳光下干着活儿。可能是由于生活的煎熬，他们的样子显得有点儿笨拙。

绘画作品中人物的轮廓影象和大的动势往往关系到艺术的表现力，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荷拉斯三兄弟的宣誓》中那三兄弟的有力形象。库尔贝同达维特一样，也是极为关注这个问题的，但他做得是那么自然，毫无有意摆布的痕迹。

两位石工的形象非常富于现实感。年老的石工跪在地上，筋骨暴露的双手握紧锤子正在敲碎坚硬的石块，他那瘦弱的躯体和动作典型地再现出老人的特征。面对着这悲惨的景象，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他还有气力继续从事这艰苦的工作吗?当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老人身后，年轻的石工吃力地抬着满满一筐石块，显得步履蹒跚、站立不稳。在这种环境中，他的青春活力很快就会耗尽，老人的现在就是他未来的缩影。

库尔贝在塑造这两位石工的形象时有意识地不让观者看到他们的面孔和他们的神态；这种巧妙的处理，一方面突出了人物整体动作的艺术效果，一方面留下了引人回味的天地。放置在地上的面包、锅子等物品，点明了这两位野外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它们与那破烂的衣衫一起增强着作品的真实感。

在创作这幅油画时，库尔贝抑制着情感的直接宣泄。毫不做作的构图、结实的形体以及朴素的景物，一切都具有着近乎残酷的真实感，使作品内在的强度和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远远胜过那种故作姿态、悲天悯人的戏剧演员式的大声呼号。

《石工》虽然没有宏伟壮丽的场面，没有器宇轩昂的天神，没有千娇百媚的美女，没有优美悦目的风景，但是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

《石工》严格地真实鲜明地体现出库尔贝艺术最富于生命力的方面，但很可惜，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它的真面目了。这幅收藏在德累斯顿美术馆的珍品毁于1945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法西斯战争破坏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的一个活生生事例吧。

库尔贝是十九世纪一位大胆地同官方趣味决裂的艺术家。他既不对当代的权威俯首帖耳，也不对古代的大师顶礼膜拜。当他走上充满荆棘的道路时，他充满着自信，所以他敢于在晚年的信中写出毫不谦虚的句子:“我是巴黎最杰出的男子。”那些对库尔贝的艺术活动有过亲身感受的年轻一代艺术家，在向官方艺术和流行趣味挑战时，都从他身上获得过启示，汲取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