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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高中毕业，父母咬咬牙不惜花费了1万多元给我买了“农转非”户口。他们通过社会关系让我招工进全民单位，按照规定进厂有6个月试用期，那时我一个人在外租房，厂里也不发生活费，自己性格内向，憨厚老实，加上车间领导临时给我调换工种，生活工作压力太大，自己一时想不开，把所有的烦恼和忧愁全都憋在心里，从来不向任何人倾诉，也没有找个地方发泄一下。车间主任叫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我患了忧郁症，父亲为了照顾我生活起居，特意辞去村会计职务，他从老家里赶来，和我一起住在厂宿舍里，他每天烧饭给我吃，帮助我洗衣服，还和我一起聊天与我交流思想，帮我制定工作生活计划，叫我按时服药，有空隙时间还带我一起散步与走亲访友，让我早日从郁闷中走出来。麦收时节到了，母亲在家里打来电话，说麦子成熟了能收割了，麦子是农民大半年的“命根子”，父亲无可奈何，丢下精神忧郁的我。父母是农民，对重度精神忧郁症不完全了解，父亲回家帮助母亲收割麦子，那时农忙劳动强度特别大，人比较吃苦，费力费时，收割和晒麦还要抢天时。父亲回老家后，留下我一个人在工厂上班，一有时间就到外面乱逛，心情一直很忧虑与郁闷，晚上休息不好，就在刚要转正的前一个星期，我不幸得了“狂躁性”精神分裂症。车间主任打电话到我乡里，通过总机转到我村里，村里人连忙叫我父母接电话，父母听到这个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差一点晕倒！他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农活火急火燎从家里赶到城里来，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而且一直陪护我。那时的我完全失去理智，看到所有人都不顺眼，不是打就是骂，我的父母、医生、护士也不例外，都被我打骂过。医生怕我伤及无辜人员，无奈之下，只好把我双手捆绑在病床上挂水，一连几天，医生开给我的药，我也不肯服用，无奈之下，医生不得不撬开我的嘴唇，强制性给我服药，服药的水太烫，把我嘴皮都烫破了，母亲看了心如刀绞。我刚开始服那种药不适应，一连几天连续发高烧不退，父母整天守候在我的床前，整天以泪洗面，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才23岁还没有女朋友，正是人生风华正茂的时候，不幸得了这样的病，给我家庭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父母整天闷闷不乐，悲痛欲绝，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当时给我看病的医生，对我的病情也高度重视，对我家遭遇也十分同情，院长亲自出马与几个主任医生一起会诊，给我对症下药，才使我的病情得到稳定。一个临床服侍病人的阿姨听说我家的情况后，对我十分同情，我们是农村人，我看病全靠自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如果病看不好，可能一辈子就完了，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与累赘。医生对我母亲说得这种病的人比残疾人还可怕！医生每次查床用药，都对我特殊的关怀和照顾，还要给我适当的心理辅导，让我早日走出这个孤独的阴影，重新面对生活。她一有空闲时间就跑我的床前劝说我，我每天按时吃药，还坚持做“电休”治疗，积极配合医生心理治疗，我的病情逐步稳定了。我住院期间，父母基本上每天都守候在我的病床前，累了就趴在我的床上稍息一会儿。母亲不得不赶回家忙农活，留下父亲一个人单独照应我。母亲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回老家，大约有50多里的路，全家人为我的事情操心劳碌，严重缺少睡眠，极度疲劳，她在大桥下坡骑着自行车时竟然睡着了，前面有一辆大卡车，幸亏驾驶员按喇叭声音特别大，把母亲惊醒了，连人带车跌倒在路边，受了轻伤。后来，父母陪我一起进城上班，父母在我厂里做临时搬运工，给我特殊的关怀和照顾，我一边坚持服药，一边上班。在父母陪伴之下，我健康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好转起来，学会了自食其力，我在单位转了正，家里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后来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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