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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持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经由清华外文系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因译作与萧乾结缘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还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佶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工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所以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归侨郭开兰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译。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以不改为宜。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十九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阵地式译法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八十万部，一九八○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萧乾告诉我，自己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是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时也能更贴近原作。 反对死译和硬译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出后引不出同样的感情，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二十二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才搞翻译。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人。 严守文学工作 一九八○年在香港回顾这段生活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以为自己从此不能再搞文艺了……没想到还会有今天！当时要不靠那点外文，也许早就卖酱油去了。真是啊，一九五七年以后，重新分配工作时，不少人改了行。我始终没离开文学工作，只是从创作退到翻译，靠的还是懂得点蝌蚪文吧！” 一九六六年以前，向我约稿的还真不少，萧乾劝我少揽一些。我说我是“有求必应”，练练笔也是好的。熟能生巧，五十年代初期我译《日本劳动者》时，曾五易其稿；十年后，萧乾在农场期间，我为《世界文学》杂志突击翻译的《心河》（宫本百合子著）、《架着双拐的人》（远藤周作著），都是一遍定稿，连底稿都未来得及打。 最有成果的时期 当然，萧乾回到北京后，我又产生了依赖心理，总想请他润色一遍再送出去。他也常说：“我这辈子就准备给你当ghost了。”指的就是做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二月，情况变了。对我们二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最有成果的时期。尽管这期间我们各出了七次国（六次是一起去的，另外，他单独去了一次美国，一次韩国，我单独去了一年日本），他还动了大大小小的五次手术，他却把旧作全部整理出来，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另外新写了几十万字，大部分是由我誊清的。 其实，外面不难找到抄稿者，费用也不高，但是如果让别人抄，就得注意把字写得工整，免得人家认不得。这样，思维就受到限制，效率也会降低。不论他写得多么潦草，我都能辨认，而且总能找出一些问题，他说我有看家本领。 他常念叨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我也感到惊讶，想不到他还真有后劲，在美国的小儿子多次劝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提鸟笼逛公园的老人，做工作是饶的，不做工作是应该的。但我不能想像一个头脑完全静止下来的萧乾。他固然也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拳，那都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近几年我才译了几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日本作品，如泉镜花的《高野圣僧》、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但不再给他看了。我写的随笔、评论、序言等，则仍请他寓目。 三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他学习写作方法。我没当过记者，但我知道他最反感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采访者。 一九八五年的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只身重返日本东京，研究日本文学。 夫妻合作无间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三千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作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词。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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