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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笔者侥幸以小县城理科第一的考分考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那时懵懵懂懂，但年轻气盛，加之那个年代经济类、管理类的专业十分火红，我于是读了一个听上去很高大上的专业：国民经济管理，简称“国管”，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虽然我浙大毕业，也拥有了一个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但恕我不才，对经济学其实我是不懂的甚至是一窍不通的，哪怕到了现在（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所以，偶有人问起“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我一般只能是支支吾吾，避而不谈，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感到惭愧。 那时大学毕业，工作还是国家包分配的。大学一毕业，在一个二轻大集体的机械厂工作一年后，我被分配安排到敝邑（浙江海宁）的“计经委”工作。“计经委”就是后来的“发改委（局）”“经贸委（局）”和“经信委（局）”一类，合在一起时的前身。 一入衙门深似海。我发现：“计经委”的头儿（主任），与我一样，也是不懂经济学的。但我与头儿主任两者的不懂，还是有区别的：我是属于“不学无术”那种，主任则是属于“不学有术”那种。后来渐知人事后，我才慢慢明白：“不学有术”，才是混迹这个社会的最佳路数之一。 自己大学里没有学好经济学，当然怪不得老师。 但我还是喜欢较真。不仅在浙江大学里读书时喜欢较真，其实在高中里就这样了。 高中时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讲到C+V+M的老马经典学说，我认为此说在逻辑上似不太成立，于是下课了在走廊上，我追住老师以诘其疑。追住老师的次数多了，老师也不耐烦了，于是也就算了。 大学里有一门叫《资本论导读》的课程，授课的是一位老先生（副教授），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情，无从探知他内心真实想法的那种。这门课，又讲授起了与高中时几乎同样的内容，我再次向副教授请益，并提出异议。但副教授就是不愿意给我多讲什么，只是“这个……这个……”地敷衍了一两句。现在想来，那位副教授当时如果对我厘清我有异议的地方，或告诉我他内心对C+V+M的真实想法，我或许也就心安了。可惜没有。 衙门工作几年后，有了个进一步去浙江大学在职“深造”的机会，叫“XX研究生班”，是官费的，期限为两年半。时过景迁，当年的“社会科学系”“经济系”已经升格为“工商管理学院”，姚先国院长也是亲自前来授课。到最后，有一门课的考试，论题是“XX主义必然战胜XX主义”，我当然也知道此题的“标准答案”，但我还是决定最后一次表达一下自己的真实想法，以示纳入学术研究、探讨的范畴。结果，任课老师诚惶诚恐，姚院长亲自找我谈话……最后让我按“标准答案”补考了事。那是1998年到2000年间的事。 正好那时我在衙门也是没有按“不学有术”的牌理套路出牌，所以混得不太好。故此，我一时冲动，主动炒了衙门的鱿鱼，下海经商了（直到今天）。老子不干了！这是我当时的愤怒自吼，自吼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浙江大学的毕业证书给烧毁了。本来是想用手撕的，奈何那个年代浙江大学毕业证书的纸质不错，硬纸板上面又复合了一层绸缎一类的布料，整个本子，硬度与韧性都不错，所以手撕是不行的。以这种比较不太环保的火烧办法表达了某种不良情绪，这是我需要表示歉意的。但这也不能太怪我，这是因为，要是后来起来的浙江温州苍南的印刷厂提早崛起，毕业证书就很容易手撕毁坏，就用不着借助火力了。 每年到教师节，看到朋友们对他们老师们的诚挚祝福，我非常羡慕。我可能是不太走运，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都没有遇上特别优秀的教师（或者说，由于自己的顽劣，良师在眼前我也没有意识到）。如果说，我今天也还算稍稍有一点点的识见的话，都是靠自己后来自学的。 听说浙江大学今年（2017年）是120周年的校庆，我以此小文叙述、表达一下自己的求学经历。诸位读者朋友如果要喷我，非常欢迎，但烦请摆事实、讲道理。 不服来辩。 最后补充两点： 第一、后来，原杭州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和原浙江医科大学并入浙江大学。原杭大、浙农大和浙医大的经济学有关课程授课情况如何，我并不知情。我的经历，只是四校合并前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本部）的情况。 第二、浙江大学的光仪、医仪、化工、材料和机电等很多工科类专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于旅途中 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修订，于浙江海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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