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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宁夏》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我父亲刘仓，母亲朱桂兰，原是中宁县渠口人民公社渠口大队上拜滩村的两个普通社员。 1960年5月，渠口人民公社的渠口大队、铁桶一、二大队和鸣沙人民公社的硝磺滩大队，因属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而被整体安置到刚成立不久的国营渠口堡农场，父亲、母亲成为农场四队的正式职工。 从挣工分的社员成为按月领工资的农场职工后，目不识丁的父母无比高兴，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给他们家带来的好日子。因而在农场的生产建设中两人争先奉献，比翼双飞。 父亲刘仓 母亲朱桂兰 拼博奉献的父亲 1925年出生的父亲因家境贫寒，从七岁起就给别人家放牛、放羊、扛长工。14岁时为躲避马鸿逵部队抓壮丁，曾隐名埋姓在永宁李俊一户人家放羊。 1941年7月，给地主家扛长活的我爷爷刘忠义患病身亡，在乡邻的帮助下，卷了一张苇席，埋在黄河边的地头上。作为独子的父亲两年后才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 奶奶黎氏为了生计，只能给有钱人家缝衣做饭当佣人，后改嫁给我继祖父白景玉。 1949年10月宁夏解放后，飘泊在外的父亲回到家乡渠口堡上拜滩分了田地，盖了两间土坯房，和母亲朱桂兰结婚成家。昔日受苦难，方知今日甜。过上稳定日子的父亲，从内心深处感谢救他出苦海的共产党。因而在平凡的劳动生产中，积极带头，拼博苦干，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亲被分配到农场四队大车班赶大车。 他赶的车配备了四匹从新疆伊犁地区买来的草原马，这些马性情暴烈，难以训服，但父亲视它们为宝贝。饲养员照料这些马，他不放心，经常半夜起床从家里到饲养社给马添草喂料。 在他的精心照料和调教下，这几匹马不但被训服了，而且各个膘肥体壮，拉起车来疾步如飞。因而他赶的车始终走在前跑在先，无论送肥运粮每天都比别的车多拉一、两趟。 1969年8月，农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担任大车班班长的父亲，带领六辆大车到西山上拉运石头。 有一次，满载石块的车在下坡时，父亲因拉“刮木绳”(刹车装置)，不慎脚下打滑跌倒，但眼疾手快的他双手紧紧拽着刮木绳，两腿倒盘在车辕下，才幸免一难。双脚却被严重扭伤，肿的不能下地，但他只休息了三天，忍着伤痛赶着大车继续上山拉运石头。 1973年，为保障职工吃上新鲜蔬菜，农场要求各生产队成立专业种菜组。 父亲被队上任命为蔬菜组长，他为了让蔬菜早上市，发动蔬菜组职工用胶泥捏制胶泥钵，晚上扣在早春播种的茭瓜、南瓜、西瓜幼苗上防霜防冻、保温，早上揭开，这样可使蔬菜早上市20天左右。 为了种好蔬菜，冬季他带领全组人员在野外拣拾牲畜粪，到西山上收集拉运羊粪。春季到黄河滩的树林中采伐给蔬菜搭架的细木杆。 父亲每天早晨两腿湿漉漉下地，晚上一身泥土回家，不顾劳累，忘我工作。 一次他背着大半麻袋肥料，从高粱茬子地经过，不小心高粱茬子穿透鞋底，刺伤脚心，鲜血直流。 大家把他送到医院包扎好伤口以后，让他在家安心养伤。谁知第二天他拄着棍子，一瘸一拐来到莱地，双腿跪在地里薅草。 在他的带领下，四队蔬菜组种的菜不但上市早，而且产量高、品质好，成为全场蔬菜种植的示范点。生产的蔬菜不但满足本队职工家属需要，还余岀一部分供应场部直属单位。 1977年，他被调到场部旁边新成立的蔬菜队担任队长，带领全队职工负责给场部直属单位的工人家属种植供应蔬菜。 1975年，他积极响应农场党委提出的:“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的号召，他和母亲带领我们全家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贡献田”。 他俩经常是一下班就直奔贡献田里接着干，干到天黑看不见才回家。吃完晚饭，全家人在灯光下搓捆麦稻用的草葽子。 我60多岁的继祖父是队上的临时工，在奶牛场喂牛，虽然住在牛场，但他不甘落后，利用空闲时间割草、拣粪、搓草葽子。 1974年，二弟刘跃山参军入伍，五个弟妹还没长大成人。当老师的我，那几年寒暑假和星期天，经常带着上小学的三弟刘泉山、四弟刘源山，在贡献田里拔草锄地，去沟渠边割青草，到荒野中拣拾牲口粪便。 两年间，我家生产贡献粮6000多斤，积贡献肥4000多斤，搓草葽子2200根，割晒干青草7000多斤，全都无偿交给了农场。 1976年7月20日，《宁夏日报》以题为《刘仓一家》的长篇报导，介绍了我们家为农场无私奉献的事迹。 四室同堂的我们一家(1977年夏) 我家的模范行动影响了全场职工家属。 农场党委大力宣传并号召全场职工向刘仓、朱桂兰一家大干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在全场范围内掀起了比学赶超，踊跃上交贡献粮、贡献肥、贡献草的热潮。 两年中全场职工开垦零星荒地1600亩，生产贡献粮50多万斤，全部上交国库。 在农场劳动工作近三十年的父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连续多年被评为农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穷苦出身的他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当上了生产队长。1977、1978两年内，曾三次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大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1977年12月，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诚实苦干的母亲 进入农场成为职工的母亲，当时还不到30岁。她身体强健，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待人诚实。 在劳动中从不惜力气，经常跟强壮男劳力比高低，男人能干的活，她都敢干会干。 打粮入库时，男人能扛200斤重的麻包，她照样一袋不少地扛。男人能驾驭木轱辘车往地里送肥，她照样敢驾驭。 给水稻地灌水是个技术活，全队女职工中也只有她敢报名当灌水员，经她灌溉管理的水稻，产量还高于男职工管理的地块。 1963年秋，母亲曾创下一天人工收割2亩水稻的农场纪录，这个纪录未曾被人打破过。 收割季节除了早上工、晚下工外，下地时她都带两把事先磨好的镰刀。人工收割小麦、水稻，定额是一天一亩，但她始终保持在一天割1.2至1.5亩之间，超额完成任务。 母亲的苦干，得到了全队职工的认可。 在挣工分的年代，她跟男劳力评同样的工分，在挣工资定级别的时候，只有她跟几个男职工评定为生产队最高级别。 从1954年农业合作社时期开始，母亲年年都被评为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农场的劳动模范。 1963年，农场召开劳模表彰大会，由于母亲生三弟不能岀席，我去代领了一件深蓝色绒衣，母亲将这件珍贵的奖品送给了我，一穿就是15年。 由于母亲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964年被选为中宁县和自治区的人大代表，9月26日至10月4日，她作为宁夏农垦创建以来第一位自治区女性人大代表，岀席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 母亲生育了七个子女，她从没因生育孩子而影响劳动。 当时国家规定女职工产假只有56天，她一般到产前的一、两天才休息待产，产后假期休完即刻上班干活。为了不影响劳动，哺乳期的弟弟、妹妹都由奶奶或大一点的弟弟送到劳动地点由母亲喂奶。几个弟弟和妹妹一般不到周岁就断奶，由奶奶照管，用米糊糊、面糊糊喂养。 二弟教父母亲学识字(1971年冬) 上世纪七十年代，渠口农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担任组长的母亲带领四队二组的职工转战平塘、红崖、铁桶灌区参加农田建设大会战，挖沟修渠，平田整地。 在劳动中，母亲总是走在前、干在先，她们加班加点，一天干两天的活，二组经常夺得全场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优胜红旗。 最使我心潮澎湃的是，1975年7月1日，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到场部参加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母亲和我肩并肩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使我终生不忘。 入党后的母亲干劲更足了，还被选为农场妇联副主任。 1976年秋天，身体一直很健康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住进了自治区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过手术治疗病愈岀院。 出院回到家的母亲要求上班干活，队上考虑她动过手术正在恢复期，让她到蔬菜组干点辅助性的轻活。 在蔬菜组干了几月后，却执意要求回到农业组上班，她完全忘了自已曾经是动过手术的病人，跟以前一样，处处跑在先、走在前，舍下身子、拼命干活。 1979年11月，母亲突然感觉浑身无力，发烧不止，身上岀现了不少瘀血点。将她紧急送往自治区附属医院后，直接住进了急救病房，确诊患“急性白血病”。 经过抢救和治疗，她没能挺过来，于1979年12月31日，在附属医院与世长辞，享年48岁。农场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我慈祥善良，朴实勤劳的母亲，一生黙默无闻，埋头苦干，以自已的诚实和勤奋报答组织给予她及她家庭的荣誉，用感恩和奉献哺育熏陶子女成长。 在父母的熏陶下成长 父亲母亲不但自已以身作则，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而且也要求我们兄妹从小就能自食其力，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 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七岁的我为看管幼小的二弟，随同父母辗转吃住在开挖跃进渠，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的劳动工地。1959年，我八周岁时才开始上学。 1962年后，上学的我每逢假期和星期天，就跟着母亲到生产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挣点劳动报酬和补足粮。因而成年时，生产队的各种农活我也基本会干。 1968年7月，我从农场农业中学回到四队劳动。1969年3月，担任副排长(当时农场将站、队、组改为营、连、排)的我接到农场通知，到新设立的四队小学当老师。 我担心文化低，不能胜任，学校负责人多次催促，我却迟迟不敢去报到。 母亲对我说：“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知道自已文化低，就边学边干”。在母亲的鼓励下，我走上了教师岗位。 任教的八年中，我坚持自学文化知识，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因而从小学老师当到了中学老师。 1977年3月，调入农场政治处工作。担任农场团委书记的我，由于工作岀色，1978年9月，出席了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自治区第四届团委委员。 文章作者在玉泉营农场葡萄园 (1986年秋) 1985年8月，我从宁夏党校第一届经济管理大专班毕业。党校要我留校工作，农垦局党委不准，并任命我到玉泉营农场担任副场长。 当时我犹豫不定，说是玉泉营农场条件差，生产和经营不景气，实则是从心底里想离开农垦。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你虽然是通过考试进了党校，但你却带着工资上了两年学，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场长。不是组织上亏欠你，而是你亏欠了组织，千万不要辜负农垦对你的培养和信任”。 父亲的这番话，使我放下了包袱，安心农垦，愉快的到玉泉营农场上任，在这里整整工作了十年。 1998年8月，我担任农垦局副局长、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时，年迈的父亲将我兄妹七人召集在一起，再三嘱咐：“你们都要向大哥学习，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吃饭。不要给你们大哥提要求、找麻烦，让他安心工作”。 父亲这些对弟妹们的叮咛，其实也包含着对我清廉从政，勤奋工作的鼓励和要求。我四、五、六弟和妹夫听从父亲的教诲，自已创业，自谋职业。 几十年来，他们秉承父母拼博奋斗的精神，辛劳经营，诚信发展。 父亲与七个子女(1989年秋) 我能从一个普通农场职工的后代成长为农垦战线的领导干部，除了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信任外，主要还是受益于父母的熏陶和教育。 父亲母亲是我一生最敬重、最崇拜的人，也是我们子孙永远怀念和学习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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