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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句丽发展史上，不断有外来族群人口进入其统治之下，这些外来族群人口也成为高句丽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资源。当然，在古代社会，是否存在超越阶级的族群认同，特别是族群认同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动员力量还存在争议。但是，完全否定族群意识的历史存在，特别是否定其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力也并非客观。 基于这一认识，再看罗新“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 polity) ，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的论断，在承认其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的同时，不论是作为与强大政治体接触的异质性群体，还是不同政体之间冲突中的战争动员，以及通过起源和祖先神话的构建，对共同历史记忆、共有文化特征的梳理和整合，这些政治体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不正是构建自己的族群认同吗? 唯有承认这种休戚与共的族群情感的存在，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生活在强大政治体周边，常常经历分崩离析、甚至沦为后者藩属的弱小群体能长期存续; 才能理解丧失了政权独立性的人群，仍能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抵抗宗主国统治的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进入高句丽的异族人群，原有的族群认同仍会因各种原因持续存在一定时期，进而影响高句丽的政权建设与族群认同建构，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有鉴于此，本文拟爬梳史料中的有限信息，揭示高句丽史上外来族群人口认同发展演化的若干特征，从而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高句丽史。 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兴起发展过程中，吸纳的重要异族群体首先来自夫余，其中学界讨论最多的是夫余王子南下貊人地区建立高句丽国的记载。对此笔者持有异议，一方面，这一记载毕竟来自始祖神话，其真实性仍存在争议; 另一方面，从考古发现看，高句丽兴起前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夫余文化与浑江、富尔江流域的高句丽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还找不到夫余人群流入的可靠证据。特别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准确判断是朱蒙等数人进入高句丽，还是率领若干部族一同进入，因此暂且搁置不论。 《三国史记》记载了高句丽早期夫余人流入的另一种情况，大武神王五年(22) ，“秋七月，扶余王从弟谓国人曰: '我先王身亡国灭，民无所复。’乃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掾那部”。掾那部成为高句丽五部之一后，在高句丽早期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曾撰文对这一时期掾那部在高句丽政权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行梳理，并推断有关高句丽建国始祖朱蒙来自夫余这一祖先故事，很可能就形成于大祖大王时期。掾那部将本族的祖先神话改造为高句丽祖先神话，充分说明该部族的族群意识曾长期存续。 也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族源神话的移植和再创作，巩固了桂娄部与掾那部的联盟关系，同时为高句丽族群认同的形成创造了作为重要基础的共同祖先记忆。作为对桂娄部与掾那部政治联盟的隐喻，这一祖先记忆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从“好太王碑”和“集安高句丽碑”碑文看，至少到4世纪末5世纪初，镌刻在先王墓碑上的官方版本已为万民景仰，成为族群凝聚力的重要象征，在高句丽族群认同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存世的高句丽人墓志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对这一族源记忆的摹写。对于高句丽人，特别是贵族阶层，在共同祖先神话之外，还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特别是有关对外战争、族群危机的记忆。这些同样有助于形成并稳固族群认同。 吉林长白县鸡冠砬子（又名鸡冠秀峰） 随着高句丽政权逐渐发展壮大，领土不断扩张，它开始与其周边的族裔政治体发生军事冲突，其中一些政治体被高句丽征服，成为高句丽这一更强大政治体统治之下的边疆族团。从史书记载看，这类边疆族团主要包括沃沮、东夫余、北夫余、韩秽、靺鞨等。其中大部分随着高句丽的发展而逐步丧失了自身的族群认同，融入高句丽族群之中。 首先来看沃沮。高句丽对沃沮采取了宗主国的羁縻统治方式，史称: “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关于“东夫余”，《好太王碑》碑文载，好太王再次征服东夫余后，“王恩普覆，于是旋还”，说明高句丽对东夫余采取的仍是羁縻统治策略。至于“北夫余”，《魏书》载: “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正是夫余接受高句丽羁縻统治、承担贡赋的反映。高句丽征服的异族政治群体还有靺鞨。在隋末唐初，高句丽治下有粟末、白山等部靺鞨人。高句丽遗民《李他仁墓志》载: “君讳他仁，本辽东栅州人也。……于时授公栅州都督兼总兵马，管一十二州高丽，统三十七部靺鞨。” 对比而言，掾那部通过联姻及政治结盟，与桂娄部共同成为统治群体，进而通过族源神话的整合，形成共同的族群认同。沃沮等则以部落整体处于羁縻统治之下，作为边疆族团，维持了原有的政治组织和群体居住格局。从理论上看，由于被征服、被统治的经历，应当是强化了自身的族群认同。然而，在高句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类边疆族团却又大多逐步融入高句丽之中，丧失了自身的族群认同。这个过程的发生应与如下因素有关。 首先，通过在征服地区建立高句丽移民统治的城邑，为实现行政管理匀质化奠定基础。族群认同具有集体性，族性在群体成员内部是均等化、同质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统一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管理的匀质化。高句丽征服周边族裔政治体后，采取保留其自身政治体系的羁縻统治方式，这是有关族裔政治体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保留原有政治体系的同时，通过建立高句丽移民统治的城邑，一方面加强统治，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匀质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其次，边疆族裔政治体自身的消亡是实现匀质化管理的重要契机。一般而言，高句丽征服周边族裔政权以后，只在核心地区设置城邑，更广大地区则保持原有政治组织。政治组织上的异质化不利于打破边疆族裔群体的族群认同壁垒。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事件，客观上发挥了离散边疆族裔群体政治组织、宗族组织的作用，进而为边疆族裔群体转变族群认同创造了条件。 再次，语言、文化上的相近是实现族群融合的重要基础。沃沮、夫余，包括濊人能够在政治体离散后迅速融入高句丽人之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与高句丽之间文化上的高度接近。据《三国志》记载: 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东沃沮“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濊“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虽然文化近似并不是融为同一族群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近似性，特别是语言相通，为族群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讨论了边疆族裔群体融入高句丽的过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最后成为高句丽治下的边疆族裔群体的靺鞨为什么没有被高句丽所整合? 首先，高句丽一度征服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白山靺鞨等，且依托夫余城、栅城建立起城邑统治。但是，在高句丽统治靺鞨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靺鞨政治体系离散的情况。 一方面突地稽部在与高句丽战争失败后，选择南迁营州; 另一方面，进入高句丽统治之下的靺鞨人，仍然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如前引《李他仁墓志》载“统三十七部靺鞨”，唐太宗征高句丽时，靺鞨人也以独立的军事组织形式出现。其次，靺鞨人与高句丽人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系统，“言语独异”，“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严重阻碍了其族群认同向高句丽认同的转化。 在高句丽发展史上，有大量中原人口因各种原因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句丽兴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原乐浪、带方地区的中原流寓民是一类特殊群体。自汉武帝开设四郡以来，乐浪郡(大同江流域) 以及东汉末设立的带方郡(载宁江流域) 长期存续，直到4世纪初，高句丽南下。 《资治通鉴》载: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 ，“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这些以亲缘或地缘为基础聚族而居，经历着“定居与乡愁”的“汉人”正是依靠族群认同维系自立性。这种自立性一直持续到5 世纪初。中原流寓民在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形成聚居区，在与高句丽互动过程中，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疆族裔政治体，高句丽对这支政治势力的统治，同样是通过授予统治者高句丽贵族名号，形成羁縻统治。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并强化对大同江、载宁江流域的统治，是造成中原流寓民聚居区离散的重要原因。 在进入高句丽的中原流寓民中，除了上述首先在高句丽周边地区形成政治集团，再以边疆族裔政治体的形式融入高句丽的特殊现象外，更多的是以大小不等的规模直接迁入高句丽境内，对于此类迁徙情况，前人多有梳理，大致分为战争掳掠、失意避难、避乱来投、战败被俘等多种原因。高句丽对此类流寓民的安置方式，大多没有具体言明，可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具有一定规模的来投或者虏获人口安置于某城，如“(故国川王) 二十一年(217 年) 秋八月，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二是对于战败被俘的人口，“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两种不同的安置方式，对于中原流寓民族群认同的发展演变存在不同的影响。集中安置，有利于流寓民族群认同的保持，特别是来投或虏获的人口，往往是举家迁徙，聚族而居，从而延续了自身的亲缘网络、文化象征，进而保持固有的族群认同。 虽然陷落高句丽人口的第一代仍然保持固有的族群认同，望故国使者而痛哭，且数量巨大，但是到唐太宗、高宗两代伐高句丽时，却几乎没有见到基于族群认同的叛高句丽而降唐的状况，究其原因，是第一代陷落高句丽的隋人已经纷纷老去，从时间上看，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发生在612—614 年，到唐太宗伐高句丽的贞观十八年(644) ，已经过去整整30年，更何况到唐高宗灭高句丽时期(668年)。按古人的平均寿命，即便是在世，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至于第二、第三代，由于母系血统、通婚、杂居、文化混合等因素，在族群认同上已经融入高句丽之中。 长白山天池 本文进入古代史研究中一个较难把握的领域——族群认同问题，认同来自于主观意念，如何通过史料来度量? 但是古代社会，也并非不存在族群认同，特别是在缺乏政治怙恃的移民群体中，异文化体验、定居与乡愁、战败经历、政治压迫等等都会在群体中产生休戚与共的同族情感; 同时，行政管理异质化、文化差异、聚族而居等因素，又是族群认同长期维系的必要条件，当这些条件丧失后，弱势族群则不能长期维系自身的族群认同，转而融入统治族群之中。 当我们把族群认同的维系与嬗变转换为上述条件的存在与丧失，就为我们考察族群认同问题提供了线索。本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高句丽史上外来族群问题展开讨论。由于外来族群人口在高句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其族群认同维系、嬗变的历史考察，也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深化了我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 责编：刘静烨 图源：网络（侵删） 供图：李满园 排版：贾忠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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