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某天，接到通知，孩子报名的幼儿园星期一要审核户口。而我们的户口和住房不在一起，时间紧迫，第二天一大早，立马带着房产证、户口本，冒雨来到北京路上政务中心，只几分钟，我们的户口从生态文旅区迁回了清江浦区，拿到了新户口本。
本来以为，迁户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咱们夫妻在接到幼儿园审核通知时心里是有点慌的，咱们户口还没来得及迁，生怕影响小家伙亲子班报名审核。哪知道，迁个户口是如此简单的事情，简单到让我都有些不习惯。因为，在我成长的记忆里，这迁户口，绝对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啊，我和我的亲人没少受过“迁户口”的折磨。
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我的父亲出生于“清江浦”里运河北岸铜元局一带（今淮安大运河广场），所以父亲算是城里人，1965年，父亲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远赴新疆支边。我的母亲则是出生在淮安县黄码乡许庄村，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人。1973年，父亲与母亲经介绍认识，28天后结婚，婚后十多日，父亲重返新疆，母亲一个农村人生活在城里，没有户口，没有定量供应粮食，生活之难，可想而知。母亲也曾想，能否把户口迁到城里来，变成城市人，不就可以进工厂上班生活了吗？但是，那个年代，城乡户口之间“鸿沟千里”，农村户口迁到城里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所以，母亲只能在城里做工厂临时工、工地小工维持生活，住的是市建新村祖父两间公房外顺着山墙搭的“小坡子”，吃的粮食还需要从乡下外公家拿来。
1976年，姐姐出生在乡下外公家锅屋里，因为母亲是农村的，那时像母亲这样嫁到城里的人，自己户口不可能迁到城里，就连孩子的户口也必须跟着母亲，姐姐户口只能落在乡下。1979年，我出生在新疆，当时倒是可以将户口落在父亲户籍上，但是，那个年代，父亲已经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了，父母又怎么舍得让孩子也呆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10个月大时，母亲将我带回清江市，我的户口随着母亲也落在乡下外公家的户头上，我也是不折不扣的乡下户口了。
因为乡下户口，我和姐姐也都在乡下外公家生活，到了上学年龄，姐姐在乡下许庄小学报了一年级。1985年前后，母亲在市建新村祖屋旁空地上刚建好一年多的两间瓦房因为淮海菜场建设要拆迁，母亲以同意拆迁为条件，要求必须将远在新疆的父亲调回淮阴工作。最终，父亲在所有同去新疆支边的人中，最早调回来了，将户口从新疆迁到了家乡淮阴。那年秋，姐姐回到城里，进入附小（今一附小）继续上学，我也应该上一年级了，父亲想让我在城里上学，而我坚决不肯，我在乡下上了一年级。因为在乡下小学我什么都没学，第二年，父亲强制带我回到城里，进入附小重新上了一年级。
母亲、姐姐和我都是乡下户口，我们在城里生活，实在不易。那时城里粮店都是定量供应，我们一家只有父亲有粮油本，供应的粮油是远远不够一家人吃的。因此，我们家总是要花钱在市场上买高价的“黑市粮”；小煤炉烧的煤炭也是如此，没有炭票，只能买贵的“议价炭”才够用的。好在母亲做生意，很能苦，一家人衣食温饱都没问题。90年代初，因为通货膨胀，物价涨得特别高，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拿到物价补贴，或者买到便宜很多的肉、菜、粮食等城市定量供应生活物资，我和姐姐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我们的户口就不能迁到城里来呢？
我们是迁不了户口成不了城里人的，那时城市农村、城里人乡下人之间，横亘着的鸿沟，无法跨越。1990年，姐姐小学毕业，考上了淮中初中，但是，报不了名，因为我们户口是乡下的，父母也没办法迁来姐姐的户口。最终姐姐小学班主任庄德勇老师帮我们想了办法，父亲借了我三爷院子里一位同姓人家女儿的户口本，用她的城市户口、姐姐的成绩到淮中报了名，姐姐上了淮中。而我1992年小学毕业，成绩虽然不算好，但也考上了离家很近的清中初中，还是因为户口，没法报名，父亲也没有办法，就那么拖着，我要么不上学了，要么只能回乡下外公家上“小农场中学”（ 严卓中学）或黄码中学。直到8月31日，关心我上学问题的小学班主任高海军老师捎来信息，我可以去三中报名，父母中午就带我去了，下午报了名，三中领导因为我农村户口的原因，要求交1200元赞助费。父亲一听，当即来气了：不上了！因为这赞助费，我差点没上成初中。还是母亲再次找人说情，又因为我成绩好，学校最终免了我的这赞助费，我才得以上了初中。
这该死的农村户口，把我们一家人折腾得太痛苦了！那时，父母就一心想将我们的户口迁到城里来，让我们成为城里人，可是，太难，一是没有政策和关系，二是没有钱。那个年代，有钱，可以“买户口”，乡下人就可以迁户口进城，成为城里人。我的三舅，1986年从乡下严卓中学考上城里的清中读高中，1989年高中毕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考上大学，依然是农村户口乡下人。让他回到乡下种地，显然也不适合不可能，但是，留在城里，没有户口，进不了工厂上不了班。三舅是外公六个子女中最小的，自然受到点宠爱，为了他，外公花了5000块钱让他学了驾驶员；为了他能进城里工厂，外公和母亲等姊妹几个人共同凑了一万块钱，买了户口，1991年前后，三舅户口迁到了我们家父亲的户头上，成了城里人。我清楚地记得，三舅拿到城里户口本的当天，我跟着三舅去位于工农路上的粮油所办理粮油本，当时三舅就领到了2块钱的“肉补”（肉价补贴），也就是说，三舅相当于花了“9998块”买了户口、迁到城里！当时，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啊！迁户口，农村人迁到城里，多么艰难！
时光斗转，20世纪初，三舅在乡下外公家宅基地上建起一片厂房，想把户口从城里再迁回乡下，竟然更加困难，因为农村户口竟然比城市户口更加值钱了！三舅找了很多关系，费了很大周折，才把城市户口迁到了乡下。
我和姐姐是1993年实现了户口迁城里美梦的。为了我们能在城里上学，父母一直想着把我们姐弟的户口迁到城里。那一年，有了政策，像我父亲这样支边的人，可以将家属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但是，还是要花钱才行。父母狠狠心，咬咬牙，凑了五千来块钱，将我和姐姐的户口“农转非”，迁到了城里落在父亲户籍下，我和姐姐终于成城里人了，姐姐也正好改了户口本上的名字和年龄，与她淮中学籍对应起来。只是，这对我们的上学，已经没有多大用了，考高中，同在清河区清浦区范围内，城市户口农村户口都行；那时，供应粮已经不大吃香了，一切逐渐走向了市场化。因为没钱，母亲户口没钱，一直是农村人。1995年11月，父亲因为癌症去世，我们家户口本上没有了“户主”，母亲到居委会等很多部门“打报告”，最终将母亲户口迁到了城里。
这就是我们家“迁户口”的经历。迁户口，曾经是如此的艰难，因为户口，我们受过太多的折磨。
吴波，男，1979年5月生，江苏淮安人，中学教师，淮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清江浦区作家协会理事。教学工作之余，热爱文字写作，2005年起在报刊发表文章，已逾百万字，有多篇文章收录进各级各类书集，多次在市级以上征文中获奖。2017年9月，文集《里运河北大运河南》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2020年10月文集《清江浦家常饮食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