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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都武侯祠与全国其他武侯祠不同的地方就是与祭祀刘备的庙宇合为一体，是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大门虽悬挂“汉昭烈庙”大匾，但人们都称武侯祠。祠庙正殿上按朝廷礼制应当只有蜀汉皇帝刘备塑像，但在其左偏殿中关羽却是帝王造型的塑像。这种与历史不符、礼制不合但大众却习以为常的两个现象，应当从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予以解读释惑。 关键词：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汉昭烈庙;刘备;关帝 成都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三国蜀汉英雄的专题博物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闻名遐迩的三国圣地。诸葛亮生前辅佐刘备开创了蜀汉基业，治理蜀国，功业显赫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千百年来，后人追思其功德，各地纷纷建庙立祠。自三国以降，凡诸葛亮活动过的地方甚至他没有到过的地方，几乎都有武侯祠。其数量虽不能与关帝庙和孔庙相比，但也足以令人感受到诸葛亮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和地位了。 翻检相关文献我们获知，四川地区古代历史上曾有过三十多座武侯祠，最后因各种原因大都消失了。而现存的这座武侯祠因地理位置位于蜀汉都城，又与刘备惠陵、汉昭烈庙毗邻，加之历代维修保护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人们拜谒诸葛亮的重要场所。今天人们走进武侯祠，巍巍的古建筑、严整肃穆的蜀汉英雄塑像、文化内涵深刻的碑刻、楹联，都给观众带来无限遐想和深思，还必然会注意到与他地武侯祠不同的地方。最突出的两大令人疑惑现象就是：一、纪念诸葛亮的祠堂却有刘备的惠陵，大门明明悬挂“汉昭烈庙”匾，人们却呼之为武侯祠;二、关羽生前是刘备最得力战将之一，而这里的关羽塑像却以帝王装束与昭烈皇帝刘备并列正殿之上。以上两大现象，按通常的历史常识和封建礼制显然是解释不通的，我们只能从中华传统文化深处来寻求答案了。 一、“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 参观者来到武侯祠大门，就会注意到映入眼帘的门匾上大书“汉昭烈庙”。而在大门右侧墙上镶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识又赫然写着“武侯祠”，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全国同类型的祠庙中是绝无仅有的。欲深究其缘由，会发现历史遗存与文化影响在此相互缠绕，非追溯惠陵、汉昭烈庙与武侯祠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关系不能解惑。于是我们在探寻过程中了解到，发生此现象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因素，更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国时期，出现于此地最早的历史遗迹是刘备的惠陵。《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秋八月葬惠陵。”又据《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记载得知，刘备的两位夫人甘皇后、穆皇后先后合葬于惠陵。按照汉代墓葬制度，有陵必建庙，是以在惠陵旁应建有祭祀刘备的庙宇，是为原庙，那么此地即昭烈皇帝与两位皇后之陵寝所在。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遗命葬定军山。之后不久，“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聽。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听。”[1]直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诸葛亮去世29年后，在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官员共同上表，认为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为之修庙可以“断其私祀，以崇正礼”[2]，于是朝廷下诏“为亮立庙于沔阳。”这是历史上首次由皇帝下诏为诸葛亮兴建的纪念性祠庙，位于今陕西勉县定军山下的诸葛亮墓附近。由此可知，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武侯祠在勉县，成都并无纪念性庙宇。 成都何时有武侯祠？正史不见记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记曰：“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3]李雄称王，时在公元304年，史称成汉。他在位30年，即成都的孔明庙兴建时间约在公元304至公元334年之间，位置在少城范围内。上引文献并无成都还有武侯祠的记载，可以认定当时的城南刘备陵寝范围并没有修建武侯祠。那么现在城南的这座武侯祠又是何人、何时所修？史料阙载，无从查考。它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已经是唐代了。诗人杜甫避安史之乱于公元759年流落到蜀地，第二年春天就到武侯祠拜谒，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蜀相》诗。第一句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句首联的信息量很大，为今人研究武侯祠沿革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参考史料。首先，让我们知道武侯祠的地理位置在锦官城外。第二，祠宇的修建历史久远，被掩映在一片森森柏树林中。第三，历史上纪念诸葛亮的祠宇曾有多种称呼，或“孔明庙”“诸葛庙”“武侯庙”“丞相祠”“武侯祠”等不一而足。成汉时期在少城被称为“孔明庙”，杜甫看到城南这座又称“丞相祠堂”。那么城南武侯祠与惠陵、先主庙之间的位置排列关系如何呢？杜甫在《古柏行》诗说：“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4]他的《绝句三首》其二又说：“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5]《蜀相》诗中杜甫先说“丞相祠堂”，此又提到“先主庙”，并明确指出“先主武侯同閟宫”，说明丞相祠堂与先主庙同处一个区域。李商隐有《武侯庙古柏》诗也写到了此几处古迹之间的关系，诗曰：“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6]诗句中提供了一个准确信息，即诸葛亮的武侯祠位于刘备的庙宇东面。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更明确了这一位置：“诸葛武侯祠在先帝庙西”[7]。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也记载道：“蜀先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西夹即武侯祠”[8]。按唐宋人的诗、文所记，我们知晓惠陵、刘备庙宇和武侯祠都是各自独立遗迹。具体排列是惠陵位于最西面，它的东面是汉昭烈庙（先主庙），武侯祠位于惠陵东偏南、汉昭烈庙西偏南。三者几呈倒品字形排列，建筑分立，自成一体。这种排列格局一直延续到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之子、蜀王朱椿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重修汉昭烈庙时，按照礼制刻意规范了旧有排列建筑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以“君臣宜为一体”为理由，废除原惠陵东偏南的武侯祠，将诸葛亮像和牌位移到汉昭烈庙中。按照朱椿的本意并非要贬低诸葛亮而是欲提升其位置，形成君臣一体的祭祀格局，但客观上却将诸葛亮的专祠废去。不过朱椿的心思和行为百姓并不理解和认可，反主观认为是刘备像放到武侯祠内，是以仍将这座重修的庙宇称作武侯祠。 明末清初，成都城南的武侯祠所有建筑毁于兵燹，仅存惠陵荒冢。康熙十一年（1672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倡导，四川按察使宋可发、抚蜀大中丞罗森、四川督学使张含辉、四川布政使金儁等官员共同捐资，由宋可发作为陵、庙修复主持者，于旧址重修祠庙。我们从众官员在建筑工程完工后刻立碑文中可知，恢复修建的祠庙叫做“诸葛忠武侯祠”或“忠武侯祠”。清嘉庆《华阳县志》附名胜图上，此地也写作“武侯祠”，可见从康熙年重建之后这里就一直称“武侯祠”，从来不以“汉昭烈庙”称之。民国年间邹鲁专就此现象作诗道：“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以至于今天人们还是习惯称武侯祠，而对大门“汉昭烈庙”匾额视而不见。 封建时代君尊臣卑，礼制严格，不容违反，而成都武侯祠似乎是个例外。在这种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民众的心态。它不是以地位高低来评价古人，而是靠深深印刻在民众心中的分量来衡量的;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由个人的行为经千百年的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文化影响力所致。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治理蜀地十多年;特别是刘备去世后，开府治事，政治上提拔和重用有德才的官员，外交方面巩固与东吴联盟，经济上务农殖谷，发展蜀锦业。这一系列的极有成效的治国措施使得蜀汉衰退的农业和经济都得到很好恢复和发展。史书记载为：“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9]“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10]即使是诸葛亮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留下的这些良好声誉，依然深刻留在民众心里，甚至他的儿子都跟着沾光。史书说：“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11]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名声在当时就已经让人称颂，其治蜀的遗爱传播至今，这就是诸葛亮在世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化影响的魅力，是以武侯祠名声高于汉昭烈庙也就不奇怪了。 二、一庙两帝并坐大殿 成都武侯祠既是君臣合祀的庙宇，蜀汉人物按照封建君臣礼制、官职的排序，正殿毫无争议应当是蜀汉皇帝刘备。但今天人们看到的是在正殿上除了刘备塑像外，左右两偏殿中分别是关羽和张飞的塑像，会令人联想到“桃园结义”故事中的三兄弟，与大众心理相符;然而这并不合历史和封建礼制。更令人惊奇的是关羽殿中的塑像是头戴冕旒的帝王装束，从而形成同一庙宇同一大殿上两尊帝王塑像并列。这样的排列格局在全国恐仅此一例。刘备于公元221年称帝，为蜀汉开国之君，死后追谥昭烈皇帝，这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有明确记载。而关羽生前根据史书记载最高官职为蜀汉前将军，死后追谥为壮缪侯，并无称帝的史实。此处关羽以帝王之貌塑像，显然不能以纯历史来解释，只能从中华文化的深处寻找原因了。 刘、关、张三人关系密切，《三国志》记述为“恩若兄弟”;《三国演义》第一回就用“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作为回目，编写出“桃园三结义”故事并流传久远。汉末三国时期关羽追随刘备一生忠诚，即使有下邳降曹的经历，但斩颜良解白马之围，报答了曹操之后，不慕荣华富贵选择回到刘备身边。但因《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仅仅一句（关羽）“奔先主于袁军”又太过简略，缺乏回归过程具体细节，而这恰恰给后人留下想象发挥的空间。于是我们看到了经文学演绎的“过五关斩六将”故事虽与历史真实渐行渐远，但却因传奇色彩极为浓厚而脍炙人口。关羽一生战功卓著，刘备、诸葛亮率大军入蜀后，他发动襄阳战役，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赫赫战功，名震一时。他最终麦城之败死于东吴之手，但留下来的事迹却融入中华传统的忠义文化而万古流芳。从宋代封忠惠公开始，历朝历代都对关羽不断加封，直至明代封为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从此关羽就成为儒释道皆推崇的、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帝崇拜也就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 在关公崇拜文化影响下的大清王朝，关帝庙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历代，甚至也超过了孔子文庙，达到凡有井水处都有关帝庙的地步。那么成都武侯祠修复于清代，祠内的关羽是不是从开始就以帝王形象塑造的呢？我们从康熙年间参与重修武侯祠的四川巡抚罗森《重建武侯庙碑记》中查询到，武侯祠的关羽塑像一开始并不一定是帝王装束。碑记中提到：“奉昭烈正位于前殿，而左庑则袝以伏魔帝、北地王;右庑则袝以张桓侯、傅将军。堂帘以肃，如朝廷礼。”[12]左庑的伏魔帝即关羽，但很明显的事实是，关羽虽冠以伏魔帝的尊号（他的造型是否帝王无关紧要）却位次于正殿东下方的左庑，与之相对应的右庑是张飞。如此排位也印证了罗森碑记所言，“如朝廷礼”。三国时代刘备是蜀汉开国之君，所谓“朝廷礼”就是人物排列顺序如大臣上朝的礼制，前殿正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刘备，文武大臣分列下面左右两庑。刘备称汉中王时关羽被封为前将军，这也是他生前得到的最高官职，直至去世都未能再获封赐。张飞最后官职也就是车骑将军，所以按照朝廷礼仪，以关、张二人的身份只能位列正殿之下左右两庑。 那么现在看到的关、张塑像又是何时从左右两庑调整到正殿的左右两偏殿的呢？查阅武侯祠博物馆藏清道光九年（1829年）修撰的《昭烈忠武陵庙志·工程》中《重修工程禀批》得知，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朝官员曾对武侯祠的古建筑进行过一次重大维修，其中刘备大殿在维修过程中有两项重要变化：一是大殿由原来五开间改为七开间;二是关羽塑像由左庑中间调整到刘备殿东面新扩的偏殿。而且请示报告中专门提到“以中五间为正殿，边两间供奉关帝……”[13]另，完工后的乾隆五十三年的《重修工程禀批》中也有“查祠工程尚有迁安关帝等像”[14]之类的词语，均说明经过调整后的关羽像一定是帝王装束无疑。重修工程自乾隆五十三年完工后，关羽的位置和造型至今再未发生变化。 在乾隆年间的这次重要维修工程中，关羽塑像变成关帝。从官员们的禀批中可以看出，维修的起因主要是祠内古建筑构件发生糟朽，但为什么维修过程中要改变康熙年间的人物塑像位置排列和造型呢？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个变化不在工程本身，而是与当时清朝统治者治国理念和实行的民族团结政策有关。满洲贵族自入主中原以来，统治者为安邦定国采取了一些列稳定措施，其中重要者就是对周边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如康熙至乾隆数十年间在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陆续修建八座藏传佛教寺庙，以尊重民族宗教信仰而达到民族融合，利用文化来影响和拉拢蒙、藏上层。清代有一本佚名笔记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蒙古内部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二焉，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者，厥唯关羽。”[15]满洲贵族从入关到建立大清王朝，为稳固政权，不断地汲取汉文化精华，而《三国演义》（满洲贵族习称是《三国志》）是熟悉汉文化的最佳途径。利用《三国演义》故事达到融合各民族，这是清朝统治者的常用伎俩，小说中的“桃园三结义”也成为清朝统治者拉拢蒙、藏上层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康熙年间恢复重建武侯祠，就是清朝统治者尊重汉文化、敬重诸葛亮、刘关张及三国英雄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封关羽则是为拉拢蒙古上层。上引文中清朝皇帝对关羽的追封尊号长达26个字，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表明关帝崇拜已成为朝廷神灵崇拜的最高级别。在这种文化背景影响下，关羽由左庑上调到正殿转为关帝造型也就不奇怪了。现在的正殿上早已不是恢复重建之初“如朝廷礼”的排序，而是迎合当时统治政策又顺应大众心理的刘关张“桃园三兄弟”生死与共、共济一堂的排位。 全国现存有规模的武侯祠不超过20座，而成都武侯祠修建时间在历史上虽不算第一，但却成为第一座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其原因不光是它位于蜀汉都城、系全国唯一君臣合祀的祠庙，更在于蜀地百姓将对诸葛亮的深深怀念付诸纪念祠宇这个治蜀功绩的载体。如此而来，其中的一些不合礼制的现象，也就不能按照常理去解释了。现象的背后是文化的力量。要解读这些文化现象，必须熟知三国文化;除对诸葛亮、刘关张等重要人物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之外，还需要了解武侯祠的歷史沿革，并与祠宇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考虑、研究。不然就会为表面的现象所困惑，就不可能真正感受到三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注释： [1][2]《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8页，第929页。 [3]（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4][6]《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第35页。 [5]（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1页。 [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第4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页。 [8]（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9]《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4页。 [10]《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5页。 [11]《三国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2页。 [12][13][14]《昭烈忠武陵庙志校注》，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第49页，第50页。 [15]孔另境辑《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董珺 梅铮铮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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