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僧”是指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渐江(弘仁)。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四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 朱耷(1626—1705),明朝宗室、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谱名朱统(林金),别号雪个、个山、八大民人等。江西南昌人,为清初写意派山水花鸟画大师。明亡时他已十九岁,故对家道变幻、个人功名难求这一现实在有切肤之痛。一度剃发为僧,好酒,佯狂,研习书画,过着耕田凿井的凄凉生活。也曾一度被劝诱,企图出仕,但总觉屈辱,终生不仕清朝。他留存下来为数不少的水墨写意画,笔情纵恣,不拘成法,意境荒凉,对后世影响深远。有些作品只画一鸟一意。显然,那些怪异的形象寄寓着个人坚毅的个性,尤其画鱼鸟的眼睛,“白眼向人”,情态冷漠。加上落款“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联写成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字形,披露他对世事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心情。八大山人的艺术就现代画史意义来说一种“表现主义”,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所有花木鱼鸟无不染有个人际遇色彩,这就把传统的文人画意境推向极致。
题识:己卯秋日,八大山人。钤印:可得神仙、遥属(半印) 此图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特色,首先此画构图简练,以一石和二枝桃为主体,物象并不复杂,但能做到少而又厚实得趣。而石头和桃枝的结构与八大山人书法的习惯结构几乎一致,这也是书法与绘画相通之一例。构图造型之奇亦可在此图中略见一斑,石块斜出于右上角,二桃枝从石之中横空而出,其中一枝更是伸向右下角,与右上角呼应,中间的大块留空既让右上方保持充实之感,又使下方的桃枝更加有舒展之态。 其次此图体现了八大用笔的特色。八大山人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所作《癸酉山水》册中题到:“昔吴道元学书于张旭、贺老(知章),不成,退,画法益工,可知画法兼之书画。”八大作品早年用笔方硬,进入八大前期后逐渐丰厚浑圆,富于变化,越到晚年,笔法越益含蓄圆润。此画笔法灵活圆润,既表现了物体之质感,又体现了墨法的丰富性。 按风格和署款不同,八大山人的绘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659--1684年为僧号期,1684--1694为八大前期,1695--1705为八大后期,不同时期有明显可辨别的署款。此图署款己卯秋日,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时年八大已74岁。 明代中期以前,绘画多用熟纸,熟纸不洇不走墨,干湿浓淡,可层层渲染。明代中期以后,“生纸”增多,在生纸上作画,易洇墨。而八大山人充分利用生纸这一特性,通过用笔中水份的控制,使笔墨产生更丰富的变化,孕育了在熟纸上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此图中右侧石块之质感就是通过不同层次的墨晕来实现的,石质感觉坚实而圆润。两枝桃更是采用浓、淡、干、湿不同的墨来营造丰富的表现力,老干或用淡而干之墨,或用浓而重之墨,新枝与老干之对比又使新枝益发体现了生命力,而枝叶的阴阳向背又无不是用墨之功。可以说,八大是成功地使用生纸推动中国水墨写意画的重要人物。
款识:八大山人写。钤印:八大山人、何园、真赏
题识:八大山人写。钤印:可得神仙、八大山人、遥属
题识:《春酒提携雨雪时》七绝。丙寅雪在上元,同羽昭先生、舫居方丈、澹和上道径山竹子,为画兼正。八大山人。 朱耷的花鸟画,根据作品上的款号,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僧号期,是从他三十四岁至五十九岁(1659-1684),这期间作品的款印均为他为僧时的法名、法号和别号,如释传綮、刃庵、个山、雪个、驴、驴屋驴等;第二个时期为八大前期,是从他五十九岁至六十九岁(1684-1694),这期间作品均署八大山人号,其中“八”字的撇、捺均为方折;第三个时期为八大后期,是从他七十岁至八十岁(1695-1705),这期间作品均署八大山人号,其中“八”字撇捺无方折。
题识:甲戌之重阳画,八大山人。钤印:可得神仙、黄竹园 八大山人的《瓶菊图》特别受到世人的锺爱。那廉价的瓦罐在八大山人之前是无人画过的,画中菊花的高低错落,疏密聚散已在落笔时重新经营过了,瓦罐也因柔韧自如的线及透明淹润的点在土气的质感之外又多了一份灵气。创作状态是欢快愉悦的,给人的感觉却安祥而平和。不再象以前那么狂悖冷漠,不再是痛苦的发泄,不再给人以傲然不可侵犯的距离感。八大山人的《瓶菊图》正是以它亲切宁静的气息,朴素清新的美感吸引着大家。八大山人的署款形式,暗示了他人生各阶段的生命状态。就在完成《瓶菊图》数十天后,他把八大山人的“”字,改写成两点。松鹤、松鹿这类表示良好祝愿的题材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画面。 八大山人一生画作中,在康熙三十三年左右至康熙己卯乃至更后,也就是八大山人六十九岁以后,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过“瓶花”、“盆果”一类案头清供的作品。如作于康熙三十三年今藏日本泉屋博古馆的《安晚》册中一开《瓷瓶兰花图》,及同年重阳画的《瓶菊图》(唐云旧藏)以及康熙四十四年乙亥作的《古瓶荔枝》,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秋作的《花果》册中一开《瓷盎葡萄图》(今藏上海博物馆),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春作的《蔬果》卷内一段《盆梨》(今藏故宫博物院)。另有一本未纪年的《花鸟》册(今藏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亦有一开画着这样的清供。
款识:驴。钤印:驴书 题跋:八大山人高年晚成,其画笔方而刚者为前期。盖六十以后,凝重纵肆,风调独绝于当世。此图款作“驴”,犹是其前期画,然用笔已圆浑,当在其丹还九转之际。于以见其流派变易之迹,则此图尤足珍也。玉弟出示其所藏,因相与论其画派如此。己未(1979)春初,谢稚柳在广州。钤印:谢稚、稚柳
钤印:何园、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绘画多有变化,落笔洒然,用墨亦妙,鱼鸟空明,一洗前人之积习。朱耷的书法以篆隶之笔写行草,显得高古,奇古跌宕,笔笔皆有性情之美。他的画禅意最重,是一种透彻之悟。画貌主要有两种,一种从观察中来,用自然的笔墨将表现对象予以放大与夸张,极尽个人审美趣味;一种是简化笔墨,而是整个画面仍能呈现一种程序。朱耷以自家笔法取势,尽去古人窠臼,已达集大成的化境。此《芙蓉双鸭图》,为朱耷晚年佳作。画上半段绘一山角斜生芙蓉,以淡墨写形,赭石轻染于上。芙蓉下面为一立石,石上端与石角各有一鸭,顾盼回首,婀娜生情。整幅画逸笔草草,山石极简但饶有精神,双鸭的神态栩栩如生。当时流行的写实的风尚对他没有任何牵绊,笔墨全从古人中来,线条奔放而内含骨力,显得独树一帜。
款识:八九子。驴。钤印:驴、八大山人、拾得
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
款识:八大山人写。钤印:可得神仙 书款:才多雅望张京兆(上声),天上人间白玉堂。到底鸾台揽明镜,也知牛女易时装。八大山人。钤印:何园 此幅《画眉图》只画了一只单足独立的鸟,没有任何背景衬物,鸟的主体全用淡墨没骨法绘成,仅使用略深一些的墨勾喙、眼和爪子,孤寂之中掩饰不住文雅之气。 八大山人笔墨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他的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山”、“驴”、“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渐变,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後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其诗文题跋则含蓄隐晦,亡国之痛、狂放之态,寄于纸上。署款“八大山人”,联缀似“哭之”或“笑之”之状。
款识:癸昭阳涉事,八大山人。钤印:八大山人、涉笔、普字堂 《孤禽图》是八大绘画艺术的经典诠释。整幅画的画面,仅在中下方,绘一只水禽,鸟的眼睛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副白眼向天的神情。禽鸟一足立地,一足悬,缩颈,拱背、白眼,一副既受欺又不屈,傲兀不群的情态。形象洗练,造型夸张,表情奇特,构图奇妙,笔法雄健泼辣,笔势朴茂雄伟,墨色淋漓酣畅。流露出愤世嫉俗之情,透露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出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具有奇特新颖,出人意表的艺术特色,乃是八大山人艺术成熟期的精品。
水仙图 纸本水墨
八大山人画以其简约拙厚及造型的夸张冷峻而独树一帜于清初画坛。他无师自通,绘画多是他心绪的曲折表白,嘻笑怒骂,沉郁顿挫,苍凉而又厚重,一笔一墨便能直击观者心脾。“墨点无多泪点多”,郑板桥如此解读他的画,虽不错,却不全面。因为八大亦有他歌笑的一面,特别是他生活稍有安当的晚年,生活的美感常常被他发现,捧置案头,储存胸中,发诸笔端。此《水仙图》便是这样,三叶二花,若歌若舞,着墨不多而翩然满幅。带着孤独中的愉悦,一挥而就,沉着而又飞动,左上浓墨的花芯与右下的款字,两相呼应,是点睛之笔,在清冽静寂中跃出无限生机。三笔二笔,远胜了庸工的千笔万笔。
双鹰是八大晚期常见的绘画题材。作为画面主体的双鹰憩息于盘石之上,小鹰瑟索凝伫,老鹰神情如铸地眺望远方。八大把动物的外形与神情均表现得十分到位,笔墨造型上几乎无懈可击。鹰的眼睛是一如既往的“白眼看人”,与先贤林良有所不同的是,八大山人似乎并不仅仅着意于对禽鸟状貌的真实再现,作为画家笔下的一个艺术符号,它们更多传达的是孤傲荒寒的心灵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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