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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梧桐葳蕤 沈源琼 初秋时分，踯躅在梧桐树下，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光影。紧凑的城市节奏与刺耳的喇叭声在这里被稀释，来来往往的人群，也似乎都放慢了脚步，以最优雅的步伐，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欣赏着凝聚在那些精美建筑里的海派风情。 有法国梧桐树的马路，是上海之最。法国梧桐并非来自法国，于那个年代的上海人来说，遥远法国代表的是一种对摩登世界的向往。久而久之，他们把很多事物都冠上了那种向往之情，因而，他们将生长在马路边，叶子挺像梧桐的树木“拔高”为法国捂桐。 有作家曾这样描述上海的法桐情结：“有法国梧桐的地方，就适合走路和停驻；春夏有亭亭青伞，足以庇荫思绪，秋冬有沙沙落叶，踩出满地韵律。 在上海的梧桐树下逛马路，浪漫惬意，又令人浮想联翩。 电影《色戒》的放映，让人们对武康路的街景印象深刻。 坐落在武康路上的武康大厦，通体的红色砖墙、转角挑阳台、三角形古典山花窗楣，造型犹如一艘等待起航的巨轮。所以，它的旧称是“诺曼底公寓”，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 我对武康大厦最早的认识，源于离大厦不远处的美美百货。 昔日，我一位同事总爱到那里去逛游，她去逛游时必定叫上我作陪。彼时，正处于三十而立的她，喜欢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线品牌服饰，更喜欢在柔美动听的背景音乐和典雅照明灯光衬托之下的购物环境。 她曾是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以往在我的脑海里，劳模似乎与时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为此，她总是很耐心地纠正我这种偏见，说，劳模也是人，为何不能时尚。 言谈中，她以同样是纺织女工的老劳模黄宝妹为例：黄宝妹在生产上是一把好手，在生活中也是一位喜欢将自己打扮的时尚惬意的女子。她曾出演以她的名字《黄宝妹》为片名的电影。但是，她始终将根扎在生产一线。 电影《黄宝妹》上映后，有关方面曾动议将她调往电影制片厂，当专职演员。这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是却被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党培养出来一个纺织女工，一心为人民纺织，如果从事专业演员工作，自己恐怕连跑龙套都轮不到。 新时代的劳模有着不一般的风采。 这位前同事经过努力，从一名纺织女工成长为处级干部。在人们纷纷看好她时，她却毅然辞职，联络因产业结构凋整而下岗的昔日厂里同事，成立了一家民营公司。 这家公司的主业是物业管理，对这些昔日的纺织好手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然而，能吃苦的纺织女工在挑战面前，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和微笑，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尊重。这里面的艰辛和酸甜苦辣，非业外人所能参悟。 繁忙的工作，使她无暇到美美百货来逛游。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到美美百货逛游购物的梗。尤其是初秋时节，她爱穿着那件在美美百货购买的米黄色风衣，作为一种慰藉。 那时，我和她从美美百货出来，总会顺便到武康大厦底层的紫罗兰美发厅去拾掇发型，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心情。 始创于1936年的紫罗兰美发厅，曾是上海最顶级的理发厅之一。秦怡、吴茵、王文娟……曾是这里的常客。 在巴金的日记里，不止一次地记录下了“去紫罗兰理发店理发”，之后散步回家的日常，还忠实地留下了“在理发店等待一小时”的经历。 史学家顾颉刚在日记中，曾多次写到他去当时诺曼底公寓楼下上海最顶级的紫罗兰理发店“剃头”“剃须”。 紫罗兰美发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慕名而来，与其中的理发师有很大关系。那里有位技术高超、擅长剃刀削发的一级理发师，他先后创设的大波浪、线条型、块面型等女式发型，曾风行沪上。 传说，他有一本小本本用来勾摹各种新发型。他在公园里赏花，偶然觉得有一种花瓣的造型可以“移植”到女子发型上去，便立即掏出小本本，画了下来。 给我理发的是一位新上海人，颀长的个子，菱角分明的四方脸，一双眸子又黑又亮。他不仅手艺好，而且知识面广，非常健谈。 记得有一次，我随口说了一句，现在有的广告喜欢用冷色调，比如，黑底白字。他边理发边接嘴道，黑底白字的广告，容易给人一种压抑感，最好是深灰色白字，时尚悦目。 他说，在色彩心理学和美学里，冷色一般代表凌晨、阴冷、灰暗、失望等，而暖色调则象征着温暖、亲情、希望。 他还说，光的颜色可以影响图像的情绪，同样一个场景，暖色光和冷色光给人带来的感触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可以混合运用这两种类型的光，在寒冷场景中添加暖色光线来为图像创建对比，让画面更有吸引力。 我问他，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他答，理发是门艺术，理发师需要懂得如何根据顾客的肤色和头型，为顾客造型，这里面少不了色彩心理学和美学。在他看来，剃刀和吹风机下面的每一个发型，都是艺术品。他是用塑造艺术珍品的心态来拾掇顾客的发型。因为喜欢和追求，所以这门工作，他格外喜欢，也格外上心。 慢慢地，我们都将他作为自己的专属发型师。每次逛完美美百货，必定会到他那里将头发拾掇一番。 不知不觉，由于工作变动，有好多年没有去那里了。不知道这位健谈的小伙子还在吗？是否也像我的前同事一样，自己去闯荡一爿天地。 这思念之情，犹如苏轼在1083年所写的《满庭芳·三十三年》中所云：摐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 衡山路，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路两边浓密的法国梧桐。这里的法国梧桐延绵了好几个街区，悠远的历史使树的枝叶异常繁茂，经过修建的树枝密密地遮盖了路的上空，烈日炎炎的夏季，这里却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走在路两边，不时有凉爽的轻风拂面吹过，带来一阵沁人心睥的凉爽。 被上海市列为永不拓宽64条道路之一的桃江路段，与衡山路交接，沿路多花园住宅，法桐四季颜色变幻。 我们是误打误撞进入桃江路的。那晚，我们沿着淮海路在葳蕤的树荫下漫无目的行走着，无意间拐进一条小路，看路牌方知此地乃是桃江路。 桃江路是一条“弹格路”，不过与老城厢“弹格路”不同的是，桃江路的“弹格路”石块间隙不用水泥固定，而是用岩屑，这样就可做到不溅水、不硌脚，不仅还原了弄堂旧时风情，又避免了老“弹格路”一到下雨就坑坑洼洼，泥泞不平的不足。 在桃江路上的文艺地标——老麦咖啡馆，我们叫了两杯美式咖啡。 这家闻名沪上的咖啡馆门口没有店名，只在一楼绿色门檐上写着“桃江路25号甲”，但来的人几乎都知道它叫老麦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原来是一栋德国式折衷主义大花园洋房的车库，这座洋房的主人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仁夫妇。 周仁出身于豪门望族，他的祖母是盛宣怀的姐姐，姐夫是蔡元培。周仁孙子周永乐从三四岁开始，每个周末，奶奶聂其璧就经常领着他从位于桃江路25号的家中出发，走上十几分钟，到淮海中路1074号、东湖路口的天鹅阁西菜社“开洋荤”。 我对咖啡这苦涩涩的玩意不感兴趣，所以在喝咖啡时会加上许多伴侣和糖来稀释苦味。她总是嘲笑我不是喝咖啡的料。在她看来，喝咖啡一定要用咖啡豆煮出来的原味，那种三合一的，只能算是糖水。 她出生在盛产咖啡的海那边，那年随着父母到上海来投资，就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对她来说，喝咖啡是对家乡的一种眷恋。她说，坐在老麦咖啡馆门前，喝着咖啡，聊着天，悠扬的音乐在空间萦绕，眼前就出现了阿里山和日月潭旁的咖啡馆。她说，有机会一定请我到那里去品赏亚洲第一个打进世界金榜的阿里山精品咖啡。 好哇。我很爽快地应诺着。 东平路短短400米的小马路，被衡山路截为东西两段。这条路上老洋房数量不多，通街不过五六户，幢幢精巧，半隐在树墙与栏杆之后，内敛低调却极尽典雅情调。外墙门窗的样式，也都是以红砖砌成凸角隅石式样，不显山露水，路人一不留神，就走过去了。 沿路绿化甚好，行人稀少，秋日梧桐落满地，小店鳞次栉比，咖啡吧、湘菜馆、泰国菜、西装店林林总总，不同肤色与打扮的行人，点缀其间，少有吵嚷，是上海著名的“情侣路”。 漫步街头，每个角落都充满海派气息。东平路上的“爱庐”是一幢法式别墅，两层空间加阁楼，屋顶铺盖鱼鳞瓦片，外墙拼贴着清水鹅卵石，屋顶的烟囱和老虎窗，错落有致。屋前有花园，一泓池水边设鹅卵石小径，应和建筑外墙。建筑中唯一中式元素是块小而透的太湖石，石上镌刻着“爱庐”两字。 这条情侣路，我不是第一次来。有一年，与朋友结伴而来时，朋友埋怨道，我们没有爱情都是被爱情，走在情侣路上有种被嘲讽的感觉。 彼时，上海正处于街道工厂青年找老婆难的尴尬境遇，朋友也概莫能外，故而有此牢骚。 到了朋友女儿这一代，这种现象消弭了。朋友很是感慨的说，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后来才发现，那些拥抱过的人，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 望着东平路上挽手而行的情侣，我想起了丰子恺在《梧桐树》一文中所云，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现在的年青人比当初的我们幸福多了，但是我们除了赞美祝福，没有丝毫的妒忌。这是时代的进步。 时间更替，人来人往，上海城市里很多街巷早已改头换面，而东平路宁静了百年，依旧还是那副模样。在这里喝喝咖啡，聊聊天，压压马路，拍拍街拍，是不二之选。 华山路的绿荫里，藏着上海第一幢西式花园住宅——丁香花园。 这座花园洋房，传说是李鸿章为其特别珍爱的七姨太“丁香”而修建的。其实，李鸿章并没有七姨太，也不曾修建过丁香花园。 然而，即便那个颇具戏剧性的传说不可靠，但丁香花园依旧是上海滩的传奇。一方面，它是上海最杰出的花园洋房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确实和晚清李鸿章家族有着密切关系。考证认为：丁香花园地块是李鸿章的产业，在其死后分配给了庶出的幼子李经迈。拿到遗产后，李经迈不仅修建了丁香花园，还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成为当时的巨富之一。 除了主人的传奇色彩，建筑本身也是上海滩建筑中的翘楚。其最大特点是，西式的洋楼和中式庭院融为一体，在西式花园别墅的基调，融进了中国南方园林建筑的特色，园内曲径环绕、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山石嶙峋，古木参天，绿草茵茵，一派“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景象。 我们去的那天傍晚，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走出地铁站，等候了老半天也没有打到车，于是便沿着华山路一直朝北，大约走了20多分钟，抵达丁香花园。 我们是应邀参加朋友小张婚礼的。小张是我的文友，一位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她是一家医院的放射科技师。那年为参加上海迎春征文大赛，经组织方安排，我们在一个小组修改文章，彼此因文学结缘。 小张对文字很有悟性，其文字功力不逊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赛后，我与她一起去采访油画家石金虎。 采访中，石金虎说，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我当时住在静安区的茂名南路上，和爱人绒绣艺术家刘佩珍一起从事工艺美术工作，家中常有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来往。我想，我能做些什么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呢？就在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我，建议我和爱人绣制一幅大型的毛主席绒绣像，献给毛主席。接到这个任务，我又高兴又激动。 彼时的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此事一旦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紧张而神圣的工作开始了。首先必须要有一张毛泽东主席的照片，但在当时的上海根本不可能看到。于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从解放区将照片送到上海。我接到相片后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想着一定要倾尽全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绣像由我设计，高约2米，宽1.4米，需用二、三百种色彩的绒线，我爱人和她的五个姐妹用纤细的手指在麻布上一针一针地绣，每一平方英寸要绣100针，整幅画面要绣几百万针才能完成。 姐妹们在灯光下，熬红了眼睛，坐酸了腰背，但是谁也没有叫苦叫累，前后花了10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一工程。 新中国解放的炮声响了，我们捧着这幅巨大的毛主席绣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陈毅市长在办公室亲切地接见了我，说绣像很好，他建议以我们的名义，代表上海人民送到北京，将绣像作为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和毛主席的献礼。绣像由当时的《解放日报》负责人恽逸群同志直接送到北京，我同时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表达了我们全家对党、对新中国和毛主席的热爱。 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这幅绣像被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非常高兴，认为中国民间的工艺美术事业要大力发展。大会第六期的会刊封面上，印上了这幅绣像的照片，照片上还有我与我爱人的签名…… 采访归来，小张很快写出了稿子。文章不长，1000多字，然而布局合理，行文和情感的推进，环环紧扣。 文章定稿后，送请石金虎审阅。他非常满意，认为通篇无论是情感、叙述、结构、思想，乃至事实敷演的逻辑，都很完美，写出了他的心声。 原本以为，小张从此会跋涉在文学创作的崎岖山路上。想不到此后，一直未能见到她的佳作。有好几次相遇，问起为何不再动笔了。她莞尔一笑，说，单位里的事情太多，抽不出时间。我有点为她可惜。她却坦然地说，文学创作只是一种爱好，凡事以工作为重，个人爱好必须服从工作需要，孰轻孰重要分得清。等将来有空了，一定会再拾起来。 …… 婚礼上，她说婚后将随夫君到美国去陪读，到那时候可以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东西。 走出丁香花园，凉风徐徐习来，徜徉在梧桐树下，不由想到：我们常常会为如何处理个人爱好与本职工作产生困惑。究其实质，根源在于摆正自己的位置。 栽植在路边的成群法国梧桐。春见绿，秋显黄，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静美。其实，人何曾不是这样，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年龄段，分别组成了人的最高光时刻。 来源：“魔都木流堂”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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