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耕文明的演变1、农业的力量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岁月中，渔猎采集时代占到99%，可以说，采猎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朴、最原始、最直接的经济形态。这一时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其它动物没有本质差别，不具备“人猿相揖别”的客观条件。 直至新石器时代才出现原始农业。原始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从攫取到生产，从适应到改造，从落后到进步。 农业的产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革命。这场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原本通过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类结束了以不断迁徙来寻找食物的生活方式，转为在一定地域内栽种农作物的居住模式。如此一来，人类的生活空间就相对固定下来。 最早的农业，是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的。人们先用石刀、石斧将树林和草原上的植物伐倒，焚烧过后，土地变得松软，不用翻耕即可播种。同时，草木焚灰是极好的肥料，不用施肥，即有收成。这种耕种模式虽然产量不高，但食物足以维持氏族人口的繁衍，被人类延用数千年。直到近代还被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使用，足见影响的深远。 图 小麦起源与传播示意图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三个主要发源地，即东亚、西亚以及中南美洲。西亚地区是最早的农业发祥地，早在8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开始通过栽种作物来生存。东亚地区最早大约在五千多年前开始种植粟，49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和蔬菜。中南美洲农业的发源时间不详，但作为玉米、豆类、马铃薯的原产地，中南美洲农业在农业革命中的地位不可低估。 伴随着农业革命，畜牧业也逐渐形成。定居生活使得人类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驯养动物以供食用，而不像以往那样通过狩猎来获取肉类。狗和绵羊是最早被人类驯养。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些动物已经被人类驯养成为食物来源和生活助手。 畜牧业的完全形成是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约7000年前，西亚地区开始饲养猪、绵羊、牛等生物。大约4000年前，人类驯化了马，并逐渐形成游牧业。至此，农业和畜牧业基本上都形成特有的模式与技能。 图表 人类驯化动植物的时间表 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 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优势。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最直接的是，家畜代替野生猎物而成为社会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例如，今天的美国人通常从奶牛、猪、羊和鸡那里得到他们的大多数动物蛋白，而像鹿肉这样的野味则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此外，一些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则成了奶和诸如黄油、奶酪和酸奶之类奶制品的来源。产奶的哺乳动物包括母牛、绵羊、山羊、马、驯鹿、水牛、牦牛、阿拉伯单峰骆驼和中亚双峰骆驼，这些哺乳动物由此而产生的卡路里比它们被杀来吃肉所产生的卡路里要多几倍。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还在两个方面和驯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首先，现代的园林工人或农民仍然根据经验知道，用动物的粪便做肥料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即使在现代可以利用化工厂生产的合成肥料，今天大多数社会里作物肥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动物的粪便——尤其是牛的粪便，但也有牦牛和羊的粪便。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燃料来源，动物粪便也有其价值。 此外，最大的驯化哺乳动物与驯化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粮食产量，这表现在它们可以用来拉犁，从而使人们可以去耕种以前如用来耕种则代价太高的土地。这些用来犁地的牲口有牛、马、水牛、巴厘牛以及牦牛和牛的杂交种。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些牲口的价值：中欧史前期最早的农民，即稍早于公元前5000年兴起的利尼尔班克拉米克文化，起初都局限于使用手持尖棍来耕作松土。仅仅过了1000年，由于采用了牛拉犁，这些农民能够把耕种扩大到范围大得多的硬实土壤和难以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去。同样，北美大平原上的美洲土著农民在河谷种植庄稼，但在广阔高地的难以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耕种，则要等到19世纪欧洲人和他们的畜拉犁的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更稠密人口的直接因素。另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涉及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一个经常变换营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几件随身物品。在前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能够快步行走，赶上大伙儿而不致成为累赘之前，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事实上，到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通过哺乳期无月经、禁欲、杀婴和堕胎等办法，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4年一个。相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许多农业部族的生育间隔期是两年左右，为狩猎采集部族的一半。粮食生产者的这种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按每英亩计算养活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农业生产的定居要求、农业劳作的季业特征、农业播种的分工合作，使得经济文化的发展得以稳固、持续与传承，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累，催生村庄、城市与国家。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余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保护它。但贮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养活全村社的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职的专门人材，这种人材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这种专门人才有两类：国王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这是因为所有的身强力壮的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不得不把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获取食物。而一旦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无需去养活自己，而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因此，中等规模的农业社会通常按酋长辖地来组织，而王国只限于规模很大的农业社会。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比平等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有些狩猎采集部族由于生活在特别富足的环境里，如北美洲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厄瓜多尔海岸，也逐渐形成了定居社会，有了粮食储备和新生的酋长辖地，但他们没有在通往王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材。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是不列颠帝国最终打败新西兰武装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毛利人取得了几次惊人的暂时胜利，但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保持一支常备军，所以到头来还是被18000人的英国专职军队拖垮了。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活能够保存信息的抄写员，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信息比人们能够准确记住的信息要多得多。 大约五千年前，开始出现城市。西亚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古希腊对两河流域的称谓，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地方”），由于粮食充足、气候适宜、交通便利，人口迅速增长，第一批城市因此诞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图 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地处平原，缺少天然屏障，几千年以来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纷争、融合，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迦勒底人等民族先后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经历了史前的欧贝德、早期的乌鲁克、苏美尔和阿卡德时代，随后建立先进的古巴比伦和庞大的亚述帝国，最终由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将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推向顶峰。 2、粮食的推动图 粮食生产发源中心 世界粮食生产发源中心大体有七个。 美索不达米亚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大约距今1万年前，这个区域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同时驯养马和羊，由此形成两河文明。 中国黄河流域是第二个“粮食生产革命”的中心。在这个区域种植小米和黍类植物，饲养牛、鸡、鸭等家禽。 中国长江流域以南以至今天的中南半岛一带是第三个“粮食生产革命”的中心。主要种植稻米，猪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东非洲地区，主要是现今埃塞俄比亚境内，是世界“粮食生产革命”的另一个主要发源地。这个区域种植高粱，豢养东非的牛。 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给世界贡献了玉米，培育南瓜、豆子，豢养了“旧世界”没有的动物——火鸡。 印加文化（如今秘鲁一带）发现并种植了番薯、红薯及树薯，为解决粮荒提供了高效、易行、低廉的方案。 美国东部，密西西比河流域，是世界粮食生产发源地之一，主要种植向日葵，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油脂补充。 西非、萨赫勒和新几内亚等地区是否为世界粮食生产发源地，还没定论。因为至今还没确定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是否受其他中心粮食生产传播的影响，也无法确定这些地区的最早作物是什么。 考古学家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可以确定作物遗骸的年代。碳是生物物质的基本组成之一，它的成分中含有少量的放射性碳14，每隔5700年，一半的碳14含量会衰变为碳12。因此，通过检测碳14的含量可以推测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动植物遗骸的年代。 水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广泛地种植在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为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提供主要食物。 在中国，发现最早水稻遗存的遗址有：江西省的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以及浙江省的上山遗址，这些遗址距今约10000年。根据遗存稻粒的谷粒大小和形态特征，考古学者认为是上山遗址的水稻遗存属于水稻驯化的早期阶段。 距今8000年左右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关键时期，很多此时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早期稻作农业的特征。贾湖遗址距今9000到7800年，该遗址挖掘的125份土样通过浮选得到数百粒的水稻谷粒，考古专家根据这些稻粒的大小、形状等表型，认定这些水稻为驯化水稻，表明水稻驯化和稻作农业的形成开始于8000年前。此外，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其它食物来源，说明水稻在这一时期还未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图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浙江余姚的一个小镇，1973年开始，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叠压着四个文化层，考古工作者在最下层（距今7000年前）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的稻谷遗存。 图 稻谷堆积层及相关农具 这些稻谷不仅保存状况极佳，而且伴随稻谷的出土还有种植水稻的农具。这一考古发现轰动了全世界。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工作者相继发现了距今更久远的栽培稻遗存，它们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 截至目前，单是距今1万年以上的栽培稻遗存就有6处。这些遗址的发现，将中国的水稻栽培史上溯到10000多年前。也就是说，早在距今10000年前，中国就已经进入原始农业文明。 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历朝历代都重视水稻的育种与栽培。 图 乾隆皇帝南巡《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朝，全国农民都密集地运用传统种植技术，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粮食产出实现了大幅度的增产。例如，1400年全国采用传统灌溉法的土地面积为13亿亩，到了1900年则达到35亿亩，增长近三倍。另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是施肥，这种方法非常利于提升作物产量。此外，采用优质良种也有助于提升农作物产量。宋朝时，原产于占城（即占婆补罗，古越南国名，位于现越南中南部）的早熟稻被引入中国，稻子的成熟季由此从原来的180天左右缩短到130天左右。之后，境内又发现了一些早熟品种，成熟季只需90天～100天。经过几个世纪的培育，到19世纪早期，已经有了只需60天～80天就能成熟的品种。稻子、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早熟品种的发现与改良，使得收成翻番，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粮食问题，人口随之爆发式增长。 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也为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四十年里，花生经葡萄牙人带到中国，种植在中国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玉米、红薯和烟草等在16世纪被引入中国。马铃薯则在17世纪后出现在中国。这些来自新大陆的粮食作物不仅广泛种植，还成为主粮之外的有益补充，提高农业产量和食物供应，缓解“青黄不接”的困局。 图 中国历史人口增长曲线 注：清中期人口达到3亿，清末人口约4亿，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丧失人口1亿左右。 正是基于对水稻新品种的培育，加之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玉米、红薯和花生等新物种的引入，清中期人口达到3亿，清末人口约4亿，达到中国历史人口的高峰，进入“康乾盛世”。 3、驯化或狩猎？驯化指栽种或圈养某一生物，并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于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迄今，全球已有160个科超过2500种的植物被驯化，其中250种完全被驯化。 驯化作物尤其是种子作物和水果作物，在形态和生理上都有一些区别于野生祖先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被称为驯化综合征，例如，谷类作物在驯化过程中丢失了种子的落粒性，种子成熟后不像野生祖先那样从穗上自动脱落，以方便于人类收割；驯化作物的种子一般具有较低的休眠性或者不会休眠，以便于统一萌发、管理和收割；驯化作物也较野生祖先有较多的种子数量、较大的果实或籽粒。 图 水稻及其野生祖先的对比 注：A、B、C为野生稻的植株和种子，D和E分别为粳稻和籼稻，F为水稻的种子。 考古学证据认为，最早起源于中国扬子江流域的水稻为粳稻，粳稻在8000年前就在该地区种植，但驯化却在随后的10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才得以完成。 水稻的野生祖先可能从更新世时期就存在并广泛分布于印度。在恒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期（距今7000到5000年前）的考古位点中，发现了人类消费水稻的证据。印度亚大陆也是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有科学研究认为籼稻可能是在恒河平原独立起源，驯化却是在4000年前粳稻从中国传播到印度并与之发生杂交后才完成的。
图 一些驯化基因在不同的的水稻类群中固定不同的状态 2014年5月，“世界饥饿日”，3000份水稻基因组的测序数据发布，这些数据对解释水稻的遗传信息以及水稻的育种改良有重要的意义，为揭示水稻的起源与驯化历史提供了有力地支持。2018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一篇研究通过对水稻中驯化相关基因的分析发现，粳稻中的许多基因不存在于籼稻中，而籼稻中携带的很多基因也未在粳稻中出现，从基因组层面可以证明粳稻和籼稻是独立起源的。
图 中国是驯化水稻起源的地方 种物的起源与作物的驯化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也是两段漫长的演进历程。野水稻的起源可能在印度恒河流域，距今7000到5000年前；而驯化却在中国，需要10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许多地区最早的农民同被他们取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龄也较轻。如果这些最早的农民能够预见到选定粮食生产的后果，他们也许不会决定那样去做。既然他们不能预见到这个结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有许多实际情况表明，狩猎采集族群的确看见过他们的邻居在进行粮食生产，不过他们还是拒绝接受想象中的粮食生产的好处，而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例如，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几千年来一直同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之间托雷斯海峡诸岛上的农民交换物品。加利福尼亚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同科罗拉多河河谷的印第安农民交换物品。另外，南非菲什河以西的科伊族牧人同菲什河以东的班图族牧人交换物品，并继续摈弃农业。为什么？ 还有一些与农民接触的狩猎采集族群最后的确成了农民，但那也只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是经过极其漫长的拖延之后。例如，德国北部的近海族群，直到利尼尔班克拉米克文化时期，即一些族群把粮食生产引进距离南部仅仅125英里的德国内陆地区后的1300年，才采纳了粮食生产。为什么这些近海的德国人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什么使他们最后改变了主意呢？ 原因也很简单，动植物的驯化过程充满了艰辛困苦、风险未知与天灾人祸，相对于即看即所得的狩猎，这需要更多的创新发明、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
家猪是由生活在山林草莽和沼泽地带的野猪驯化而来的。猪的驯化以中国最早，大约距今6000年前，家猪传播到西亚、印度及东南亚各国。
羊分山羊和绵羊两种。公元前8500年，巴勒斯坦的杰里科地区就已经驯养山羊。公元前3000年左右，山羊已遍及西亚地区。绵羊的驯化较山羊较晚，但也是由西亚地区最先驯养的。
奶牛由野生的乌鲁斯牛驯化而来，距今5000-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先驯化；水牛则被印度或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部的人民所驯化。
马的驯化时间较其他畜类晚。据考证，公元前3000年中亚高原地区开始驯养马，公元前2000年经土耳其和伊朗传入中东地区。希腊在公元前2000年用马拉车，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就有马的驯养记录。
家鸡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中国早在公元前1400年就将野鸡驯化为家鸡，印度在公元前1200年开始驯养家鸡。
家鹅是在公元前2300年由埃及人将栖息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雁驯化而成。公元前2000年末期，灰鹅和中国鹅也相继被驯化。 一边是资源丰富的狩猎，一边是艰辛漫长的培育，先辈会选择哪条道路？ 我们可能首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相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粮食生产是逐步形成的，是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定的副产品。 粮食生产就是这样由狩猎采集族群发端于前，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必要的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在某一地区最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是在粮食生产以最快的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依赖很少几种野生食物。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育非野生食物是同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了。 这种转变是逐步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时间和劳力分配的不同决定积累的结果。觅食的人同觅食的动物一样，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方式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个早期的农民，他在早晨醒来时自问：我今天是不是应该用锄头给我的菜园子除草（预计从现在起几个月后可以出产出许多蔬菜），或是去摸点虾或蟹什么的（预计今天就可以吃到一点河鲜），或是去捕猎鹿（今天可能会得到许多肉，但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觅食的人和觅食的动物一样，都在不断地按优先顺序来作出分配劳力的决定，哪怕是无意识地也是一样。他们首先集中注意力于最喜欢的食物，或者能够产生最高报偿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无法得到，他们就转向不太喜欢的食物。 在作出这些决定时要考虑许多问题。人们寻找食物是为了充饥果腹。他们也渴望得到一些特别的食物，如富有蛋白质的食物、脂肪、盐、甜水果以及只要吃起来味道好的食物。如果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人们就用一种以最少的时间、最小的努力和最大的把握产生最大的回报的方法去寻找食物，从而追求在卡路里、蛋白质或其他特别的食物品种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同时，他们也追求最小限度的风险：同按平均时间计算回报率很高但也很可能饿死的一种变化不定的生活方式相比，适中的然而可靠的回报显得更为可取。差不多11000年前最早的菜园的一个可想而知的作用是，万一在野生食物供应短缺时提供一个作为预防的食物储备地。 相反，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宁愿每天去猎捕长颈鹿，每月猎获一头长颈鹿，从而赢得伟大猎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份，每天确保采集到坚果，一个月背回家两倍于一头长颈鹿重量的食物。人们也受到看似随心所欲的文化偏好的影响，例如把鱼或者看作是美味，或者看作是禁忌。最后，他们的优先考虑还要受到他们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的严重影响，就像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那样。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养牛人、牧羊人和农民全都彼此鄙视。同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农民总是看不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说他们粗野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看不起农民，说他们愚昧无知，而牧人则对这两种人都看不起。所有这些因素在人们关于如何得到食物所作出的不同决定中都发生了作用。 例如，在欧洲东南部一些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迅速接受了西南亚的谷类作物、豆类作物和牲口，而且是同时全盘接受的。所有这3个成分在公元前5000年前的几百年中也迅速地传播到整个中欧。采纳粮食生产在东南欧和中欧可能非常迅速而且是大规模的，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所获较小，也不太有竞争力。相形之下，粮食生产在西南欧（法国西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是逐渐被采纳的，那里最先引进的是绵羊，后来引进的是谷物。日本从亚洲大陆采纳集约型粮食生产非常缓慢，而且是逐步实现的，这大概是因为那里的以海产和本地植物为基础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十分丰足的缘故吧。 温水煮青蛙！ 人类都有共性，只有迫于无奈，才会改变、发现、创新，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自我否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以后来者、事后诸葛亮、上帝视角来评判世界粮食生产发源中心的得失与功过是不客观，不正确，也不严谨的态度。 因此，可以说为了人类和文明的繁衍，祖先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尝试。 注：此文为读书心得，多方摘录，非严谨之作。 如若侵权，请告知。不敬之处，纳请海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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