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的兵力差异还是相当巨大的，蒋介石麾下拥有430万部队，其中具体的编制更是不计其数，这也正是他敢于发动内战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共所能动用的兵力只有一百多万，其中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也只有六十多万。  解放军不仅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在装备上更是显得有些“可怜”，基本上还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小米加步枪”模式。 能赢得最终的胜利，除了“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和将领们用兵如神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队越打越多”，这些多出来的部队，很多则来自于国民党起义部队。 那么，解放战争中，主动起义的国军将领中，哪3个人带的兵最多？  弃暗投明的傅作义傅作义的选择，其实一直都非常的矛盾。 蒋介石和他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国民党内，傅作义的主要地盘就在于华北地区，在派系林立的系统内部，蒋介石一边想要拉拢傅作义，另一边又找人不断压制着他。 这一切，傅作义都十分清楚，这也就促成了谈判的一大原因。 蒋介石枝繁叶茂，傅作义想要存活下来，还是得依靠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也有二十万之巨，蒋介石又不能直接吃掉他。  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不少解放军高层将领预测到，真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傅作义仅仅会为了自己，不会因为蒋介石去“殉葬”。 不为了蒋介石，傅作义也会为了自己想好退路，自己这个集团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本身就是自己一生的心血，他也要做好万全准备。 抗战的时候，大家便已经见到了傅作义的家国情怀，这也是促成谈判的另一大原因。 当解放军步步紧逼，傅作义也预感到了“共产党必胜”的局面，他也正式走向了和谈之路，当时，北平的各大学校的学生老师，以及广大社会名流都希望实现和平，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一旦战争打响，千年古都很有可能付之一炬。  傅作义当然考虑到了这些，可是他摇摆的原因，还有在于双方的实力。 如果选择求和，他则很有可能成为华北国民党蒋系部队铲除的对象，当时华北“剿总”部队的人数高达60万人，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如果起义了，自己20万人分散在平张线上，很有可能遭到中央军的镇压，导致失败。 到了那一步，自己自然难逃一死。 况且，部队中的官兵大多受到国民党的多年教育，他们早就把解放军当成是自己的敌人，就算自己深明大义选择求和，也不知道部队中的军官有何想法。  最初，双方试探性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对促进双方关系好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中共提到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和谈的大门随时对傅作义打开，只要傅作义能够顾全两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北平古城的安全，中共便欢迎。 到了年底，平津战役也彻底打响，华北地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时的傅作义意识到，自己除了死战和起义外，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 自己死战，国民党中央军帮不上什么忙，自己起义，还有一线生机。  第一次谈判，算是将傅作义拉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可傅作义还是有些摇摆，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他要顾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手下20万军队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来年1月14日，见傅作义迟迟没有答复，解放军开始进攻天津，上午十点便攻入了天津市区，第二天全歼了天津顽固守敌，天津也宣告解放。 在天津解放以后，北平也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城。 布防严密的天津城几乎在一天之内被攻破，也给北平守军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不少人都觉得，北平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就算是解放军围而不攻，也够大家受的。  在边打边谈的情况下，蒋介石那边担心傅作义被“生米煮成熟饭”，还专门给傅作义发来了一封电报，让他“念多年之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估计这会脑袋都要炸了，还是给蒋介石回了同意的电报。 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傅作义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弃暗投明，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危险的，说不定一念之差，北平这座古城便要经历战火。 在签了《协议书》以后，傅作义麾下二十多万人开始出城进行和平改编，这也为解放军增加了二十多万的兵力，是解放战争中起义将领带兵最多的一次。 整个平津战役中，解放军歼灭或改编了五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创造出了著名的“北平方式”。  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的陶峙岳和傅作义一样，陶峙岳将军一生中做对了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而且，他所领导的起义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过了一段艰难而复杂的斗争过程。 1946年，张治中奔赴新疆，与三区代表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正式开始成立新疆联合省政府，此时国民党在新疆派驻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一度达到了7万人。 当后来解放战争到达了尾声，解放军已经攻占了南京城，为了尽快解决战斗，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南、西北地区挺进。 8月26日，兰州被和平解放，这个时候留给陶峙岳的时间并不多了。  在国民党内部，高级将领中早已有了不同的想法，此前被蒋介石派去全面掌管新疆事务的张治中主张推行和平政策，不过胡宗南等人来了以后却掌管着兵权，再加上马步芳的势力，这些人都是阻挠和平解放的人物。 陶峙岳和他们比起来，势力也没有那么大，他麾下虽有部队，可基本上都是“杂牌”军，蒋介石对他的重视程度也不够。 当年在抗战时期，胡宗南干脆让李铁军和陶峙岳对调，陶峙岳也因此成为光杆司令，在西安赋闲在家，这些事情也加大了他和国民党方面的间隙，直到张治中出任省主席以后，任命陶峙岳为警备总司令，这才有了陶峙岳的重新复出。  在李宗仁当“代总统”期间，还给陶峙岳打了个电话，让他的部队留一个旅担任防务任务外，其他的部队全部调到关内参战。 此时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都被消灭，只剩下了一百多万人。 而陶峙岳在张治中思想影响以及自己反思之后，他已经不愿意再参加内战，并且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理由不断拖延。 7月23日，陶峙岳干脆明确宣布：今后坚决执行民族平等、确保边疆稳定的政策。 在西宁获得了解放后，顽固的“马家军”基本被全部消灭，骑五军的老大马呈祥的家属已经跑了，他本人也根本无心恋战，干脆还把部队交了出来。  军中实权派人物许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找到政府“变卖”了私人财产，换算成黄金和银元，拿着钱离开了新疆，至此，和平起义的障碍也全部扫清。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领衔发布了起义通电，宣布全军将士将迅速归于人民民主阵营，并宣布即日起将切断与广州政府的联系。 “九二五”和平起义，国民党71000名官兵以不流血的方式避免了一场血战，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而陶峙岳并不是走到跟前才选择的阵营，要知道，最开始实权掌握在主战派的手中，是张治中、陶峙岳等人多方运作，才最终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引导了起义，保住了新疆的稳定局面，他也是功不可没。 创造“绥远方式”的董其武在平津战役发起以后不久，绥远国民党部队8万多人一路收缩到包头、归绥一带，并陷入了困境，董其武几次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商量绥远究竟何去何从。 在军队的内部，主战派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所以董其武就算是有什么想法，也不可能很快付诸于实践。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透过广播传了出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出面担任总统的职务。 李宗仁在这个阶段也有想要和谈的想法，这一系列的信息同时也让董其武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本人偷偷乘飞机前往北平见到了傅作义，傅作义详细告诉了董其武，自己是冒着三个“死”的风险才完成了和平起义，同时也劝告董其武去走正确的道路。 董其武自然有自己的顾虑，绥远地区外部条件极为复杂，并且还没有面对解放军的直接包围，内部主战派的想法很多，就算是要走和平的道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有了这次见面，绥远的安危也充分进入了傅作义的考虑之中。 2月，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了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并将绥远面对的问题提出，毛主席不慌不忙，对傅作义说：“有了北平起义，绥远问题就很好解决了，要用绥远方式。” 毛主席提到的“绥远方式”便是划上一个停战线，让董其武去慢慢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什么时候适合举行起义，他就什么时候起义。 董其武也充分吸收了毛主席的思想，让国民党一部分军队保持大体不动，算是一种让步，解决力量去处理国民党中的顽固残余部分。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董其武一直都备受煎熬，不过有了傅作义的话，他起义的底气也更加充足了。 按照最初的设想，在政协9月之前能完成绥远起义，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破坏，时间一直到8月中旬，起义都没有实现，毛主席也十分关注着绥远问题，在关键时刻，还特别委托了傅作义前往绥远地区，加速起义进程。 傅作义的到来，让很多绥远的高级国民党将领吃了定心丸，很多特务们散布的谣言也不攻自破，起义的条件终于趋于成熟了。 在1949年9月，以董其武为首的干部们发表了联合通电，率部6万人举行了起义，成功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也说明绥远模式的道路是正确的。 起义部队也从1950年2月开始改编，编成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下辖两个军，董其武出面担任兵团司令员。 而董其武本人也对中央的这种做法感激流涕，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更是表示愿意挺身而出，带着23兵团的战士们抵达了朝鲜境内，担负着修建机场等重要任务。 从国民党到志愿军的重大转变，也让董其武时刻都在庆幸，由于自己的不断坚持，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