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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一个新的说法：“逆练**”，一个新的说法其实说了一个原本应该是常识的问题。就像我们都承认的那样，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社会科学亦然。社会理论是对社会现象的一个抽象的理论化的总结，以助于科学地了解社会现象，为制定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但同时，社会理论的生产与社会的生产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即，社会理论由对社会现象的抽象而来，理论一经阐发，又可能对社会现象产生影响，至于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负面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社会理论的双重作用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历史进程，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社会理论对我们人类产生的巨大的历史作用或让人感到欢欣鼓舞，或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举一个大家都有感触的例子，以韦伯为代表的思想家所阐发的工具理性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总结，这一现代性理论一经阐发，又极大促进了西方经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促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以理性化为最大特征的现代性的发展也应对纳粹大屠杀负有一定的责任。就像导致“逆练**”成为热点话题的那篇课程论文所提示我们的那样，福柯对“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的理论剖析旨在分析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权力的扩张与对人无所不在的控制，意在我们警惕权力的无所不在。但是福柯对微观权力物理学的理论分析也完全可以被用于构建更为精密的监控体系，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全景敞视监狱”。这并非是危言耸听，在今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构想完全可以在技术的加持下得以实现。并且，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监控措施正在被应用于对少数族群的大规模管控之中（并且，可怕之处在于，这种全景式的监控被普遍的认为使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甚至说，处于监控之外的人们，在信息隐藏的情况下，是不知道监控体系内部的情况的，或者说，知道了他们也不会相信。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这种社会监控-信息控制-意识形态灌输-技术应用被有效的整合到了一起）。“逆练**”指涉了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悖论性的特征：即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的监控。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和行动的理性化是人类行为的长期性、过程性特征的原因。这种反思性监控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吉登斯所说，没有了反思性监控，连续的社会行动将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结构也就无从产生。反思性使得行动者能够对自身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理性的调整自身行动，以实现自我与结构的良性互动。但是，用吉登斯构建的概念来说，由于行动者对规则和资源不同程度与规模的掌控，不同行动者的反思性能力是不同的。掌控规则与掌握资源——也就是掌握权力的人——拥有更强的反思能力，这种反思能力能够促进个体的再生产、社会向更为和谐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能用于控制他人与社会，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服务。最典型的例子，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的改良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与反资本主义垄断背景下的一种理论思潮，在为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掺入种族主义之后，攫取了政治权力的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经济复兴与繁荣、争取国际地位的同时，也将德国推向战争的深渊，并将屠刀伸向了犹太人以及其他被认为是低劣的、不适宜存在的群体。还有民族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推动了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尤其在二战后，推动了一大批殖民地国家为赢得民族独立、国家独立而奋斗。但是这一理论也常常被一些人所利用，挑起民族主义情绪，造成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撕裂与仇恨，引发诸多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与战争。国家社会主义（德文：Nationaler Sozialismus，源于德语的政治词汇，在中文语境中尚无明确之译义与概念），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并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种思想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试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潮。国家社会主义本不含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高度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后期希特勒对国家社会主义做了修改，希特勒认为马克思的民族消亡论是极其荒唐的，民族实际是有优劣之分的优秀民族是领导人类前进的动力而恶劣民族是阻碍人类前进的阻力它们才是真正应该被消灭的对象。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对社会理论的“逆练”就像“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样是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其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后果也和科技被用于战争等毁灭性事业一样，是现代社会所难以承受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权力所有者将社会理论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全景敞视”性的监狱社会。而不是为这一社会的到来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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