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太子刘据的谥号问题探究 ——兼论《汉书》所见卫太子之地位 刘洁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  摘 要:谥号作为统治阶级的身份标志，按照惯例，太子死后无谥。但汉宣帝即位后，破格为死去多年的祖父卫太子追赠谥号为“戾”。“戾”为“不悔前过”之意，此谥号含有批评的意味，是为了维护武帝的权威,但“戾”之意并不表明卫太子是罪人。“戾”谥号背后的深意是不仅要肯定卫太子的合法地位，而且更要突出汉宣帝作为汉武帝嫡长子一系的正统身份。与之相佐证，在《汉书》的一些细微之处，卫太子的地位有时隐隐还在汉昭帝之上。 关键词:卫太子；谥号；巫蛊之祸；汉武帝；汉宣帝  前言 巫蛊之祸对西汉中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历来很多学者对此十分关注。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巫蛊之祸的实质是“汉武帝利用以江充为代表的'深酷用法臣僚’，摧毁了以卫太子为核心的'守文集团’”[1]。田先生认为巫蛊之祸带有“路线之争”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极大。而方诗铭先生将巫蛊之祸定义为“李氏外戚集团进攻卫氏外戚集团的政治事件，这是两大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2]。孟祥才先生却认为巫蛊之祸本质上是“源于对皇权的争夺,是专制皇权对人性扭曲的结果”[3]。王子今先生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认为“研究巫蛊之祸的产生，必须关注汉武帝时代巫风大盛这一社会文化背景”[4]。 近年来，对“巫蛊之祸”的研究更有大量的论文涌现。如辛德勇先生认为“太子刘据确实存在用巫蛊诅咒汉武帝的行为，后因事情败露不得已起兵反叛，最终兵败被杀。”[5]韩树峰先生却认为“卫太子曾施行巫蛊的论据不成立，巫蛊之祸是多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是其政治合力的作用。”[6]而徐卫民先生则将“巫蛊之祸”看做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并且成为了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7] 但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关注重点一般都放在巫蛊之祸的背景及其实质上，而对于巫蛊之祸的主角卫太子的研究却相对不足，特别是在卫太子的谥号问题上没有充分展开。目前在关于卫太子谥号的研究中，都着重对其“戾”谥号本身含义的探讨，而对谥号背后所隐含的动机以及实质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卫太子的谥号”作为一扇“窗口”，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对西汉中期政治史在研究上寻找新视野，以加深对汉代历史的认识。 一、卫太子刘据获封谥号溯源 刘据，汉武帝嫡长子，生母为卫子夫，七岁被立为皇太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诬陷太子利用“巫蛊”诅咒汉武帝，刘据杀掉江充后起兵反抗，最终兵败逃至湖县自杀身亡。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卫太子之孙刘病已登上皇位，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不久，便打破常规，给祖父卫太子追赠“戾”谥号，并且置奉邑二百家。虽然根据汪受宽先生的研究，“先秦文献中太子未继位而死得谥者却不乏其例，最早的是卫釐侯太子余”[8]。但卫太子刘据却是第一个享有谥号的皇太子。之前虽有栗太子刘荣的谥号为“闵”，但刘荣后来太子之位被废，死时为临江王。《史记·五宗世家》中有：“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9] 据《周礼》可知，太子死后没有谥号，这是本着“无爵故无谥”的原则。爵主要有五等，同时天子亦是爵。其中，天子为王者之爵，其爵是上天授予。《白虎通义·爵》中有：“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10]而五等爵则由天子授予臣下，“《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11]太子作为储君，是“天子”的候选人。太子之位并不是一种爵位，故而太子没有谥号。《白虎通义·谥》中记载：“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此言生有爵，死当有谥也”。[12]太子作为天子的嫡长子，虽身份高贵，但在追授谥号上，因为无爵其地位等同于士，士冠经云:'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士无谥，知太子亦无谥也。”[13] 汉宣帝即位后不久，为祖父卫太子追赠谥号，《汉书·武五子传》：“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14]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皇太子有谥”之首例。唐朝的杜佑认为隋唐之前“太子无谥”。[15]今人乔凤岐先生则认为“太子谥在唐朝以前虽已存在，却少有获得太子谥号者。从唐朝开始，太子谥开始流行并成为一种时尚。”[16] 谥号作为统治阶级的身份标志，是凸显死者政治存在感的一种“符号”，正所谓“谥者，别尊卑、彰有德也。”[17]海昏侯刘贺生前为列侯，却“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18]，死后也没有谥号，并且其国被除。造成“刘贺无谥”这一现象的原因表面上是顺应天意，如时任豫章太守的上奏所说：“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19]。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汉宣帝试图淡化汉废帝刘贺的政治存在感。与此相反，为了突出祖父卫太子的政治存在感，汉宣帝破格给卫太子追赠谥号。这一举动，对于卫太子和汉宣帝来说，都能收获政治好处。卫太子的政治地位得到强化，而宣帝也突出了自己属于武帝嫡长子一系的血统地位。 二、卫太子刘据谥号的含义 关于卫太子刘据“戾”谥号的解释，在《汉书》中有着两条不同的记载。一条记载于《汉书·宣帝纪》，文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韦昭注曰：“以违戾擅发兵，故谥曰戾。”臣瓒曰：“太子诛江充以除谗贼，而事不见明。后武帝觉悟，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恶谥也。”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师古曰：“瓒说是也。”[20]而另外一条记载则出自《汉书·武五子传》：“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随后，有司奏请：“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21]关于上述说法的取舍，《武五子传》应比《宣帝纪》的解释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宣帝纪》中韦昭、臣瓒、董仲舒和颜师古等人的注释毕竟属于个人的主观臆测，而《武五子传》中却是真实记录下来了汉宣帝追谥时的诏书内容。 对于卫太子刘据的“戾”谥号，辛德勇先生认为“按照所谓周公谥法，乃'不悔前过曰戾’。”[22]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且进行一点补充。《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对此，苏林曰：“景，武谥也。桓，广地谥也。义见谥法。”[23]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去病的谥号是按照《谥法》而定，这应是汉武帝时代定谥号的普遍做法，汉宣帝给卫太子追赠谥号也应延续这一惯例。 在巫蛊之祸中，卫皇后和卫太子一起参与发兵反抗武帝之事。《汉书·武五子传》：“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24]此事亦记载于《汉书·外戚传》，文曰：“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充”。[25]汉宣帝追谥时，二者谥号后面所隐含的蕴意则不同。既然一起参与起兵反抗汉武帝，为何卫太子的谥号是“不悔前过曰戾（注曰：知而不改）”[26]，而卫皇后的谥号却是“追悔前过曰思（注曰：思而能改）”[27]？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兵败之后的态度。思皇后卫子夫事败后是自杀谢罪，《汉书·外戚传》载：“兵败，太子亡走。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 [28]辛德勇先生指出：“谥法中与卫皇后行事相当的定义，应是'追悔前过曰思’， 亦即与明末在煤山树杈上自缢故世的崇祯皇帝初定的谥号一样，体现他以自裁的方式，追悔以往的过失。”[29] 辛先生的见解符合事实，“思”谥号契合卫皇后自杀谢罪的态度。而卫太子刘据在兵败之后畏罪潜逃，《汉书·武五子传》载：“太子兵败，亡，不得。”[30]两相对比，卫皇后的“自杀谢罪”是“悔过”的举动，而卫太子兵败之后的畏罪潜逃却是“不悔”的表现。 三、卫太子刘据谥号的实质 对于卫太子的评价，在刘据死后就一直存在极大的争议，主要可以通过时人对卫太子之孙刘病已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来。掖庭令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皇曾孙刘病已，其弟张安世以“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31]这一理由加以反对，最终张贺作罢。不久之后，“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师古注曰：“言曾孙之身于帝为近亲，纵其人材下劣，尚作关内侯。”[32]许广汉为昌邑人，年轻时当过昌邑王的郎，有一定的政治阅历。他许配其女给当时的刘病已，这应是一种政治投资，或可以从侧面看出：在时人眼中，卫太子并无谋反的大罪。除此之外，丙吉对于卫太子之案也有类似的认识，即“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33]。 汉宣帝亲身经历过这次“婚配”，自然知晓：在汉昭帝时期，卫太子之案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而自己作为卫太子之孙，对于昭帝的皇位有着潜在威胁。掖庭令张贺曾是卫太子的宾客，他多次向其弟张安世称赞皇曾孙，但被张安世加以劝阻。《汉书·张安世传》：“贺闻知，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34]这足以说明刘病已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所处的境地。在霍光等人的拥戴下，皇曾孙刘病已登上皇位，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初，霍光大权独揽，且前有昌邑王刘贺被废的教训。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宣帝为巩固自身的统治，不得不突出自己是武帝嫡长曾孙的优势，以此为自己的帝位提供合法依据。正如崔建华先生所言：“他（宣帝）上台日浅，最要紧的事就是塑造自己做皇帝的正当性，而他最大的资本就是在于他是武帝长子一系的唯一后代。”[35]阎步克先生也认为：“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36] 汉宣帝破格给祖父追赠谥号时颇费心思，要做到两不得罪又要两方受益。一方面，宣帝必须在政统上高举武帝的大旗，为了维护汉武帝的权威，宣帝不得不对祖父起兵反抗武帝的行为加以批评。另一方面出于血统上的考虑，汉宣帝不愿也不能把祖父卫太子定为“罪人”。两相权衡之下，汉宣帝最终以“戾”作为卫太子的谥号。“戾”谥号虽然含有批评的意味，但并不表明卫太子是罪人。 （一）卫太子犯有大过 不论卫太子起兵是否出于被逼无奈，但在事实上造成了惨痛的结果，《汉书·刘屈氂传》载：“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军败，南奔覆盎城门，得出。”[37]在“独尊儒术”之后的伦理观念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卫太子刘据以子抗父、以臣抗君是绝对的过错。 汉昭帝统治时期，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称卫太子。而京兆尹隽不疑斥责该男子的话语耐人寻味，“'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建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38]在笔者看来，卫太子并非罪人。“此罪人也”是隽不疑“深过”卫太子，特意加重语气的表现，这里的“罪人”应该放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加以考察。有人自称卫太子，这会对在位的汉昭帝产生极大的威胁，并很有可能进一步引发社会动乱。潜在的政治势力会利用“卫太子”的号召力，试图与汉昭帝为代表的中央朝廷作对。而隽不疑为人正直，在面对这种“冒充”情况，就必须强烈谴责这种行为，言语中也会刻意加重卫太子的过错，从而使冒充者心生怯意和丧失合法性，最后再将其送之牢狱。 从这一案件之中，可以得知：至少在昭帝时期的官员的眼中，卫太子犯有大过当属事实。正因为太子刘据犯有大过，所以许广汉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将女儿许配给刘病已后，大怒。《汉书·外戚传》：“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师古注曰：“广汉之妻不欲与曾孙。”[39]韩树峰先生对于“卫太子之过”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卫太子之过”是指向其如下系列行为：“江充查巫蛊，系武帝所派，太子将其诛杀，自是一错；其后率兵攻打相府，错上加错；最后与武帝对抗，更属大错特错。”[40]在汉宣帝为祖父卫太子追赠谥号时，即便他有意为祖父开脱，但事实如此，宣帝也不得不承认祖父犯有大过。 （二）卫太子并非罪人 《谥法》中“不悔前过曰戾”，这里的“过”是过错之意。《左传·宣公二年》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41] “过”很难避免，而“罪”却是难以宽恕。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42]在汉代，罪人比平民的地位还低，为七科谪之一。《汉书·武帝纪》中载：“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张晏注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43]《武帝纪》中亦有载：“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44] 在巫蛊之祸后的西汉历史上，卫太子不是以“罪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证。其一，汉武帝发现太子起兵并没有谋反的意图，为巫蛊之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平反。《汉书·田千秋传》载：“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悟，召见千秋。”[45]汉武帝认同田千秋的说法，即卫太子是被逼起兵，过误杀人当无罪。在这之后，田千秋和御史、中二千石官员一起为武帝祝寿，赞颂汉武帝的恩德。武帝却回复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46]同时，汉武帝还指出：“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人匈奴，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47]汉武帝认为是自己的原因，才导致刘屈氂和李广利阴谋逆乱，同时也指出了在江充治巫蛊之狱的过程中，“有司无所发”，即没有发现确凿的罪证。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从未下达过废除刘据太子之位的诏令，并且在刘据死后，“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48] 其二，汉武帝从“赶尽杀绝”到“大赦天下”的转变。年老的汉武帝曾听信望气者“长安狱中有天子气”的说法，下令将狱中人一律处死，丙吉挺身而出，保住了年幼的宣帝。使者本意借机弹劾丙吉，不料汉武帝的想法突然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汉书·丙吉传》载：“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49]促使汉武帝这转变的，应该是卫太子。当听闻仍在狱中的宣帝时，汉武帝很容易想起无辜冤死的太子，而之后的大赦也应和卫太子有关。《资治通鉴》中记载：“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50]卫太子平素宽厚待人，武帝大赦天下的举动不仅符合卫太子一贯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可以视作是武帝为死去的太子积德的举动。 其三，在当时很多官僚和百姓的心中，卫太子并不是罪人。在汉昭帝时，曾出现过“冒充卫太子之案”。《汉书·昭帝纪》中有：“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斩。师古曰：夏阳，冯翊之县。”[51]《汉书·隽不疑传》对此人动机的解释为“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52]这一事件可以说明：不管是在官方的公布，还是在首都附近老百姓的心中，卫太子之狱属于一冤案。按照常理推之，应不会有人通过冒充“罪人”来谋求荣华富贵。而且此案在长安引起轰动，很多官吏和百姓都不敢轻易指认，一些人甚至抱以极大的同情。《汉书· 燕剌王刘旦传》中有：“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之，正欢不可止。”[53]甚至根据李峰先生的研究：“而若考虑到昭帝初推行的新政力度有限，长安百姓对戾太子的欢迎，还应包含着希望由戾太子带领他们走向太平盛世的现实诉求。”[54] 其四，汉昭帝驾崩后，霍光等人最终选择卫太子之孙刘病已继承大统。《汉书·霍光传》载：“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55]刘病已能够拥立为帝的基础在于其宗室地位的保留，《汉书·宣帝纪》载：“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56]宣帝最终能顺利登基，这与卫太子不是罪人有着密切关系。燕王刘旦因谋反罪被诛杀，他的儿子没有拥立为帝的资格。《汉书·霍光传》载：“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57]反诛之子不在议中，罪人之子不能御宇，这应是霍光与丞相等人的共识。 其五，从戾园的奉邑规模以及“戾候”王商的生平这两方面来看，卫太子不是罪人。汉宣帝即位后不久，为卫太子追赠谥号的同时，也规定了戾园的奉邑规模。戾园一开始置奉邑二百家，后增至三百家。《汉书·武五子传》：“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58]八年之后，“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59]戾园可以与霍光墓加以比较，霍光死后，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驾临其丧礼，并使用“天子制”给霍光下葬。《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置园邑三百家”。[60]霍光墓和戾园皆是置邑三百家，而这不是罪人所能享受的待遇。在西汉历史上，除了卫太子的谥号是“戾”之外，汉成帝时曾任丞相的王商，其死后的谥号也是“戾”。王商平素待人恭敬、为人敦厚，他虽遭专权的大将军王凤诬陷，但王商并不是罪人，将获封“戾”谥号之人定性为罪人有失偏驳。在其死后，汉成帝下诏让其长子王安继承乐昌侯的爵位，京兆尹王章上书直言王商无罪，反而被王凤诛杀。《汉书·王商传》：“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怼，朕甚伤之。惟商与先帝有外亲，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呕血薨，谥曰戾侯”。[61] 四、《汉书》所见卫太子之地位 《汉书·武五子传》开篇为：“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62]观察这个前后顺序，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不是按照年龄长幼，而应是按照地位高低来排序。这可以在《汉书》的《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宣元六王传》等皇子传中得到印证。如《汉书·文三王传》载：“孝文皇帝四男：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63]《汉书》其他皇子传皆称“诸王传”，唯有将汉武帝的“诸子传”称之为《武五子传》。因为太子的身份高于诸侯王，为了将卫太子与其他皇子相区别，故不称《武五王传》，而称其为《武五子传》。在《武五子传》的结尾，班固笔下的议论根本没有提及汉武帝其他“四子”，而且通过很长的篇幅只谈论卫太子刘据。《汉书·武五子传》是以《戾太子刘据传》开头，而以班固对于太子据的“赞曰”结尾，首尾呼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汉书·武五子传》是以《戾太子刘据传》为中心。《汉书·武五子传》赞曰：“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64] 除了作为汉武帝嫡长子的血统优势之外，刘据在太子之位上担任多年，有着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天下百姓都对其也比较认可。卫太子死后，“天下闻而悲之。”[65]《资治通鉴》亦有：“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66]因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身死，西汉皇统才最终由武帝幼子刘弗陵继承。在西汉帝系中，汉宣帝是以“昭帝之后”的政治身份嗣承大统。《汉书·宣帝纪》中记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67]《汉书·武五子传》亦有：“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68] 从血统上论，作为嫡长子的刘据比幼子刘弗陵更有资格继承西汉皇位。但在巫蛊之祸中，卫太子刘据丧生。在汉武帝之后的西汉帝系中，汉昭帝刘弗陵占有大宗名分。《汉书》一方面肯定了刘弗陵作为“汉昭帝”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卫太子作为“武帝嫡长子”的血统地位。虽然昭帝占有大宗名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正统地位会因为生母地位不高和自身年幼而遭到质疑。即在武帝诸子中，昭帝在“嫡”和“长”这两方面的优势都不如卫太子。燕王刘旦就曾以武帝在世子嗣中“长子”的身份质疑汉昭帝，“'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即与刘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69]燕王刘旦还曾自负地说：“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70] 子凭母贵，刘据的生母卫皇后的地位高于武帝其他嫔妃。鲁西奇先生根据《汉书·外戚传》认为“班固只承认武帝先后有两个皇后（陈皇后和卫皇后），而对以色得幸的李夫人（以及钩弋夫人赵婕妤）持否定态度，至少是不以为然的。”[71]宋艳萍先生也指出“'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相关，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72]这里分别突出了卫皇后和卫太子的政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汉宣帝在大权独揽之后，力图塑造“汉武帝—卫太子—史皇孙—汉宣帝”这一血统上的传承。汉宣帝即位之初，有司奏请：“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73]这样就将史皇孙的地位提高到“诸侯王”这一级别，不过，汉宣帝对此并不满足，只不过限于自身尚未大权在握而已。 经历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氏族诛，在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汉宣帝终于大权独揽。元康这一新年号实质上是象征着汉宣帝皇帝生涯新的“里程碑”。这正如辛德勇先生所言：“霍氏之乱得以敉平，不谨于礼的在势者已经除去，天下重归于小康世界，这应该就是'元康’这一年号的寓意。”[74]也正是在这一年，“夏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75]汉宣帝深知自己是以“昭帝之后”的身份继承皇位，若强行追赠其生父为“皇考”，必然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为了稳定政局，尽可能地平息舆论，汉宣帝同步采取了“复高皇帝功臣子孙”的方式让众多功臣之后受益，以此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令奉祭祀，世世勿绝”，这不仅仅是对“高皇帝功臣子孙”而言，更是为汉宣帝自己追赠生父提供依据。 秉承着汉宣帝的想法，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76]根据“《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的政治精神，史皇孙获得了“皇考”的身份，而卫太子作为汉武帝的嫡长子，若其不死，皇位自然会落在卫太子刘据的手中。自此，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这一政统帝系传承之外，汉宣帝又构建了“汉武帝—卫太子—史皇孙—汉宣帝”这一血统上的延续。这一举动，其实并非汉宣帝之首创，在他之前，刘贺就做过类似的努力。《汉书·霍光传》中记载：“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77] 汉宣帝追赠其父为皇考的做法在后来引起王莽的不满，这或可以为上述提供佐证。《汉书·韦贤传》：“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义等议，谥孝宣皇帝亲曰悼园，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益故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县。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立，累世奉之，非是。’”[78]王莽等人认为“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他尊其生父为“皇考”，这是“两统贰父，违于礼制。”[79]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汉书》的一些细微之处中看到，卫太子的地位有时隐隐还在汉昭帝之上。 五、结语 在中国古代，谥号不仅关乎死者的评价，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政治。以卫太子的谥号为例，“戾”谥号一方面批评了卫太子起兵反抗汉武帝的重大过失。这表明在大是大非面前，汉宣帝高举汉武帝的旗帜，以武帝的是非为是非。而在另一方面，汉宣帝并没有将卫太子刘据定性为“罪人”，即宣帝对祖父的批评是留有余地的。追赠谥号，谥号为“何”？在这个问题上，汉宣帝两相权衡，处理的恰如其分，显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历史已经远去，谥号作为东亚史上独有的政治风景，其产生、发展和衰亡都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本文刊于《秦汉研究》第15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78-288页。 [1]田余庆：《论轮台诏》，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页。 [2]方诗铭：《西汉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359页。 [3]孟祥才：《析戾太子之狱》，《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 [4]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5]辛德勇：《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收入氏著《制造汉武帝》（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28页。 [6]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 [7]徐卫民、刘江伟：《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3卷第2期。 [8]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9]《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第2548页。 [10]（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2页。 [11]（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6页。 [12]（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68页。 [13]（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75页。 [1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48页。 [15]（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2714页。 [16]乔凤岐：《唐代太子谥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7]（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73页。 [18]《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9页。 [19]《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70页。 [20]《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5页。 [21]《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8页。 [22]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增订本），第51页。 [23]《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第2489页。 [2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3页。 [25]《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第3950页。 [26]《史记·史记正义》，第4076页。 [27]《史记·史记正义》，第4074页。 [28]《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第3950页。 [29]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增订本），第163页。 [30]《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4页。 [31]《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第3964页。 [32]《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第3964—3965页。 [33]《汉书》卷七四《丙吉传》，第3142页。 [34]《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第2651页。 [35]崔建华：《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唐都学刊》2010年第2期。 [36]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0页。 [37]《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第2881页。 [38]《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第3037页。 [39]《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964—3965页。 [40]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第80页。 [4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718页。 [42]《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5页。 [43]《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5页。 [4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4页。 [45]《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第2883页。 [46]《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第2885页。 [47]《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第2885页。 [48]《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7页。 [49]《汉书》卷七四《丙吉传》，第3142页。 [5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中华书局，2011年，第 737页。 [51]《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2页。 [52]《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第3038页。 [53]《汉书》卷六三《燕剌王刘旦传》，第2756页。 [54]李峰：《巫蛊之祸视阈下汉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纠葛探析 ———与辛德勇等先生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55]《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7页。 [56]《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6页。 [5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7页。 [58]《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 2748页。 [59]《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 2749页。 [60]《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8页。 [61]《汉书》卷八二《王商传》，第3374-3375页 [62]《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1页。 [63]《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07页。 [6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70页。 [65]《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7页。 [66]《资治通鉴·汉纪》，第 737页。 [67]《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 [68]《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8页。 [69]《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53页。 [70]《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56页。 [71]鲁西奇：《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72]宋艳萍：《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73]《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8页。 [74]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237页。 [75]《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4页。 [76]《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9页。 [7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4页。 [78]《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9-3130页。 [79]《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30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