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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郁旭映：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哲学博士，现为香港都会大学人文、语言及翻译系副教授。学术兴趣包括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和中国现代思想史。她曾主持获多项科幻研究项目，如“中国当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研究”，“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生态叙事：以刘慈欣为例”，并参与“1990年后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资助项目。她曾在《中外文学》、《扬子江评论》、《文学论衡》发表多篇科幻研究文章。 摘 要：科幻小说中，疾病及医疗的书写差异折射出现代性想象所经历的变迁。本文拟以四部医疗科幻 ——刘兴诗〈乡村医生〉（1963）、叶永烈〈爱之病〉（1986）、王晋康《生死平衡》（1997）和陈楸帆〈未来病史〉（2015）为主要例子，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梳理出一段粗略的疾病与医疗史。首先，「疾病」经历了隐喻化过程：从普通的常见病，到「资本主义」特殊病，到象征「文明冲突」的流行性病毒，再到后人类的身心变异。相应地，「医病」的态度经历变迁：从技术乐观主义，到医学人道主义，到对西方现代医学的挑战，再到以后人类「诊断」人类。更深层意义上，疾病叙事的变化反映了当代科幻小说中现代性想象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现代性；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到西方现代性的过渡；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替代性方案的寻找；以后人类角度超越现代性。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建构方式亦发生改变：从集体主义主体性，到带有意识形态标签的个人主体性，到带有文化特征的个人主体性，再到后人类主体性的建构。 关键词：现代性、技术乐观主义、医学人道主义、文明的冲突、后人类、主体性 一、前言 相比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隐喻的解读之深入，关于疾病与医疗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书写特征及其作用的研究仍较少见。[1]然而，「病」与「医病」一直都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议题。从晚清「科幻奇谭」开始的「小说诊断学」，[2]到最近韩松用《医院》三部曲对中国现实的医疗问题、现代人类医疗体系，以及宇宙的本质进行全面审视，我们可以看到疾病与医疗已成为科幻小说反思现实、想象未来的重要切入点。然而，与现代启蒙文学不同，疾病与医疗书写在科幻小说中并不局限于「国族寓言」和隐喻式书写。 除「虚写」之外，科幻小说的病和治病还有 「实写」类型，即直接将应对疾病或改善医疗作为科幻小说的主要关注点，具体体现在灾难题材作品中的流行性病毒、对未来医疗技术和生物科技的畅想，以及医学伦理的探讨等。这些风格和主题上的虚实差异既是创作者基于特定的现实条件（如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或依据当时的医疗政策而作出的不同想象，亦从深层次上反映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现代性话语所经历的变迁。  《医院》三部曲 ▲ 中国科幻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几个短暂繁荣期：晚清民初、十七年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及新世纪。[3]本文拟从中国当代科幻史梳理出一段粗略的「疾病史」和「医疗史」。选择以当代科幻为研究范围是因为科幻虽发端于晚清，却是在1949年之后「确定了『科幻』作为类型化叙事的亚文学地位」（宋明炜，〈中国科幻〉5）。[4]就现代性想象而言，晚清的科幻奇谭(science fantasy)无论在认识论层面还是在叙事效果层面均呈现出混杂特性和「淆乱的视野」(confused horizons)，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文本竞技场」将现代性论争转变为文学修辞上的搏斗（王德威，《被压抑》291-97）。[5]当代科幻的类型化叙事虽未必高明，但在现代性议题及叙事风格上显示出相对稳定、同一的阶段性模式。有论者指出晚清科幻的想象属于「愿望模式」，五十年代开始「可能模式」，八十年代则进入「价值观」模式。 其中，从「愿望」到「可能」，意味着中国科幻「建立了通过社会学或政治学理论去阐发未来世界发展路径的方法」（吴岩，〈论中国科幻小说〉20）。换言之，关于未来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现代性话语的关联在五十年代开始紧密并且明确。本文将以四部医疗题材的科幻小说——刘兴诗〈乡村医生〉（1963）、叶永烈的〈爱之病〉（1986）、王晋康的《生死平衡》（1997）和陈楸帆的〈未来病史〉（2015）为主要例子来剖析当代科幻的疾病与医疗书写的阶段性特征。这四部作品分别来自中国当代科幻史的四次高潮——十七年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与新世纪，代表着「中兴代」、「新生代」和「更新代」的创作。[6]它们对疾病的描述和治疗方案的想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医疗问题的焦点或对疾病的流行看法，另一方面亦各自体现了这四个时期科幻小说的主流风格。具体而言，〈乡〉在题材上反映了「十七年」期间对农村医疗体系建设方案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构想，风格上体现了技术乐观主义和儿童文学的特色。〈爱〉通过对「资本主义舶来品」艾滋病的书写，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性路径上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冷战思维影响着对疾病的意识形态解读；另一方面，对医疗技术现代化的向往和试图用医学人道主义来超越冷战思维的努力折射出八十年代总体上倾向开放与现代化的氛围。在风格上摆脱科普型的束缚而增加了侦探和罗曼史元素以强化文学性。《生》则以九十年代盛行的「文明冲突论」为叙事框架，讲述号称「平衡医学」的民间理论如何挑战西方现代医学和建构另类医学的离奇故事，以免疫系统与病毒的博弈模拟文明之博弈，透露出对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 的探寻。风格上代表了新浪潮科幻宏大叙事和「崇高美学」。〈未〉作为一则警世寓言，报告了在技术笼罩下的未来人类病史，不仅在叙事上完全放弃了人物和情节，使得变异成为主角，揭示了后「常态」与「病态」的博弈掩盖之下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的更迭过程。  《爱之病》  《生死平衡》  《未来病史》 总括而言，从新中国到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疾病呈现不同类型和面貌，而反映的焦虑以及应对的措施亦大不相同。本文尽管不能涵盖医疗题材科幻作品的所有焦点与特征，但仍可从各个阶段代表作家作品中一窥中国当代现代性话语的变迁：十七年时期由社会主义现代性绝对主导；八十年代，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向西方现代性过渡；九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开始替代性方案的寻找；二十一世纪，试图通过对人类与后人类关系的思考来超越现代性想象。 一、中兴代（十七年时期）：技术乐观主义 从1949年到文革之间的十七年，由于现实政治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的需要，中国科幻小说蓬勃发展。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1956年1月，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一年，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发展方针。两大时代东风之下， 科幻文学被「少年儿童」的「科普」部门收编，「担负起了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 （詹玲 65）。再加上苏联科幻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影响，使得当时的科幻文学呈现出两大鲜明特色：科普功能和科学乐观主义。[7]科普功能具体表现为：「幻想以现实技术为基础，并且从已有的技术基础上走得不远；技术描写十分准确和精确；作品大多以技术设想为核心，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人物简单，文学技巧即使在当时也是简单而单纯的」（刘慈欣，〈消失的溪流〉83）。科学乐观主义是指「科幻小说中渗透着人定胜天的信念，科学以完全正面的形象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对其负面影响基本没有考虑」 （刘慈欣，〈西风百年〉62）。这两个特色从五十年代开始，延续到文革结束后及八十年代时期的科幻创作。 然而，十七年间的中国科幻亦表现出许多苏联科幻所没有的特色。刘慈欣将这些特色归纳如下： 一、「近未来特色：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所描写的未来绝大多数没有超出一个世纪，小说中出现的社会生活场景基本上是当代的。」二、「近空间特色⋯⋯探索的空间距离基本上没有越出火星轨道。」三、「纯技术特色：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基本上是始于技术止于技术，而这种技术也是应用层次的，大部分只是现实技术向前一步，很少出现超级技术的描写，而因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产生的哲学思考更是难以见到。」四、「窄视角特色：科幻作品所描写的大部分是国内的局部社会，视角局限于国家和民族之内，少有把人类作为整体进行描写的作品。」五、「少儿特色：当时的国内科幻小说，大部分是面向少儿读者的」（刘慈欣，〈西风百年〉62-63）。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品既在风格上，也在内容上反映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现实问题。  70年代的儿童科幻文学 在医疗题材上，该时期的科幻史留下两部风格和主题相似的作品，〈乡村医生〉与〈人造喷嚏〉。[8]其中以前者的技巧较为成熟，更具代表性。1963年，刘兴诗发表短篇科幻小说〈乡村医生〉，讲述医疗队「送医下乡」的简短故事。不过，所送的「乡村医生」并不是活生生的医生，而是一台检索式自动诊疗仪。从村民最初的惊喜到遇到问题和质疑，再到改进技术、解决问题，最后成为农村公社可信赖的「乡村医生」，小说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十七年间的农村医疗问题，并用质朴的技术性风格为当时农村的医疗问题安置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 以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为界，毛时代的农村医疗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64年和1965-1979年 (Wilenski 39-41)。第一个阶段整个卫生事业的方针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尽管从政策上强调了对农村医疗的关注，也开始实验县、区、村三级保健系统 （杨念群 508），但农村与城市的医疗资源分配仍显出极大的不平衡。[9]城乡不平衡让毛泽东震怒，因而在1965年6月26日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中共中央，《毛泽东》506）随后开始推行「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即为第二阶段农村医疗的重点。 〈乡村医生〉是对第一阶段的中国农村卫生医疗问题的简略然而精确的回顾。小说开头即以农民之口点出农村医疗困境：「我们这里已经发展到好几万人了，可是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医生。你们是医学院，无论如何也要支援一位医生来……」 （93）。小说所描述的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状况。[10]接着，小说道出当时医学院的处境：「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全国各地迅速高涨的要求，遍地的人民公社，数不清的地质队、渔船和伐木场 ⋯⋯如果都要马上解决，起码得上百万个医生才行。咱们慢吞吞地五年一批、五年一批地培养学生，怎么能适应这个形式飞跃发展的要求呢？」 （93）这一「供不应求」局面固然凸显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蓬勃发展，也同时揭示了彼时医疗事业中的另一个问题：即正规「协和模式」的医学教育无法及时解决农村医疗的现实问题。杨念群曾指出：「协和医院刚成立的初期，它所培育出的 『协和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根本无法和中国民众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协和标准的封闭性管理和昂贵的医疗费用使它和北京民众的生活完全打成了两撅，互不相干」（614）。1968年推行的「赤脚医生」制度就是对城市学院体制医学教育的「反叛」，将「协和模式」常规化教育的八年学制缩短到三个月或几个星期，在纯西医训练中引入「中医」或「草医」技巧（杨念群599），即试图以「在地化」的方式，最高效率地改善低经济水平的农村的医疗卫生情况。但在「赤脚医生」制度推行之前，自1955年始，卫生部曾对医疗资源匮乏的偏僻地区，组织巡回医疗队，「即通过巡回医疗队的流动把城市的西医人才和药物资源尽可能地散播到乡村」 （杨念群 506）。这就是 「城市救济农村」的补充方式。〈乡村医生〉的故事正是以「送医下乡」为背景。  小说针对这一时期的医疗难题想象了一个方案：发明机器医生取代医生。「发明」是大跃进时期所倡导的「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表征。有别于改革开放之后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毛泽东所倡导的「技术革命」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他曾建议「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 (毛泽东, 〈卑贱者〉236) ， 用以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领袖的号召迅速化为群众的实践，「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 （毛泽东, 〈中央〉78）。「技术革命」的群众性特征（而非专业化）很大程度上造就科幻上的「近技术」特点，即大多数的科幻作品的「发明」不是对艰深科学议题或超技术的突破，而只是应用技术上的「往前一步」，直面现实中的问题。 在题材上，用「技术发明」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可谓「一石二鸟」，同时响应了两大社会热点。在叙事上，小说呈现两大策略：展现「过程」与「两种时态的并融」。按照当时流行的苏联科幻理论，科幻作品需要刻画「过程」：「作者要描写的，并不是那已经制成的机器或是仪器；他要描写的，不仅是人们活动的最后结果，而且也是那种机器或仪器的创作过程；他要描写当时所产生的各种困难是怎样克服的，阐明人的思想的复杂演变和创造性的思维过程，阐明一连串合乎逻辑的和有根据的推测和结论；这一切都会使他的科学幻想具有说服力和像是真的 」 （叶·谢·李赫兼斯坦 32）。 因小说并非聚焦于科技发明，而是农村医疗问题，所以对于医疗诊断仪的描写并非着眼「发明」，而着重刻画了「改进」机器的过程和详细的「机器诊断」过程。「改进」主要描述了从「检索式自动诊疗机」到联合「轻型通话式电话收发机」的变化，即从单用机器诊断的局限到附加「电视医生」进行远程诊断这一过程，不仅强调了在医疗体系中「诊」与「断」的分工与合作，也反映出「送医下乡」在当时作用有限，因而用「电视医生」来进一步解决城乡空间上的不平等。「机器诊断」过程则包括了对疾病的症状的描述、检查各个步骤的分解介绍、再到诊断及给予药物的记录等流程。农村常见疾病，比如疟疾、胃溃疡、断骨、感冒、支气管炎等病的基本症状被一一罗列，甚至于展示了准确的用药常识，比如用奎宁治疗疟疾。  叙事上，小说呈现了「两种时态的并融」，这是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常见的特征。「六十年代的科幻创作中潜藏着许多使两种时态融合的叙述与修辞」，作用是「将属于未来的『新奇景』日常化，就是以『未来』确认『现在』的一种强力模式」 （王楠 50） 。以小说的结尾为例，经过改进的机器恢复了东风公社村民们的信任之后，小说的叙述者人称忽然从原来的医务队视角「我们」转为老乡视角「咱们」，比如，「咱们的『乡村医生』名气越来越大了」，「咱们的『乡村医生』在老乡的嘴里，一下就从『那部机器』，突然变成『咱们的医生』了」（刘兴诗，〈乡村医生〉100）。从「咱们」到「咱们的」不仅意味一种农民的视角，还意味着「未来所携带的异质感的完全消解」 （王楠 51）（即「那部机器」的称谓所携带的异质感），「未来」已经成为了在地化的现实。这种时态的转换，最终体现了十七年科幻「要在现实主义中制造乌托邦的决心」 （王楠 57）。  刘兴诗 ▲ 作为地质学家和科普作家的刘兴诗曾评论当时的科幻：「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不过先想出一个科学设想，再披上一件故事外衣罢了。颇有一丁点儿专治『科学知识贫乏病』的糖衣药片的意味。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的特点，严格定位在『儿童加科普』的位置上，我也不例外 」 （〈我的科幻小说观〉 1） 。「儿童加科普」在医疗科幻中也十分明显，迟叔昌的小说〈人造喷嚏〉甚至直接运用了儿童视角和校园故事外壳。 综上所述，在风格上，〈乡村医生〉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科幻小说「近未来」——直面当时农村医疗问题；「近空间」——集中在一个现实的公社；「纯技术」——在整个过程描述中着眼于用技术发明解决医疗问题，而并无科学方面探询；「窄视角」——将视角局限在一台机器和一个公社，而不是扩大到整个中国，也使得这一幻想较为现实；「少儿性」——因其目标是少儿科普，因而所提及的疾病是常见病，而诊断方法亦基本为医学常识。在内容上小说呼应了十七年时期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并利用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的风潮，用技术「发明」的方式想象了医疗问题的解决方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三、中兴代（八十年代）： 姓社∕姓资的疾病和医学人道主义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沈寂，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科幻文坛再次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浪潮。在「科学的春天」这一时代背景下，科幻在创作理念上大体上延续了五十年代，但反思与挑战已经酝酿。1978年8月，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日报》发表〈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为一次转折性事件。它一则意味着科幻文学第一次被给予了主流文学的位置，二则引爆了一场关于科幻「姓文」还是「姓科」的争论。1979年8月童正恩发表 〈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被视作是科幻作家捍卫科幻文学性的战斗的开始。随后，鲁兵等科普作家批判当时的「不够科普的科幻」为「灵魂出窍」，论争的阵营就此分为「姓文派」和「姓科派」。从1979年到1983年，两派持续就「科幻小说是否灵魂出窍」，「是否应该发展科幻文学」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争论最终以「姓文派」的胜利而告终，由此帮助中国科幻创作从儿童化和科普化的范式挣脱出来，开始着眼于科幻的「文学性」。[11]但不幸的是， 1983年随着针对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科幻文学被扣上了「精神污染」的帽子。当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施同） 。自此，关于创作的「姓文」和「姓科」分歧被上纲上线到「姓资」和「姓社」的意识形态分歧，整个科幻创作的浪潮因此转入低谷。 在这次短暂的浪潮中，医疗和疾病题材科幻大量涌现。仅统计饶中华《中国科幻小说大全》所收录作品，1977-1980年间大约就有二十篇医疗书写，分别幻想了脑、眼、心脏、冷冻技术、仿生技术等医学领域的种种成就。[12]它们大致延续了「近未来」和「纯技术」视角，但是对「近空间」、「窄视角」则有所突破，在情节上日渐增加曲折性和复杂性，力图挣脱少儿科普的类型约束。其中，国际关系为背景和精英知识分子为主角是这一时期所特有的两大元素，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的时代元素。  《中国科幻小说大全》▲ 以〈石油蛋白〉、〈小灵通漫游未来〉成名的科普作家叶永烈在1985年完成的〈爱之病〉充分代表了中兴代作家在维持科学性的前提下在文学性上寻求突破的努力。该小说的内容为：一位坚毅的女护士因未婚夫在美国感染了艾滋病而坚持在新疆大漠建立艾滋病医院，与专家一起用自行研制的「反滋一号」成功地抑制了艾滋病毒，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美国派女间谍潜入医院，盗取配方，被中国公安逮捕，但最后被无罪释放。因为中国卫生部决定公开「反滋一号」配方并无偿培训各国医生，为了全人类共同战胜艾滋病毒。 在八十年代「姓资」与「姓社」讨论背景下，疾病也被贴上了意识形态标签。1981年，美国报告了全球第一例艾滋病病例。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此病命名为「ACQUIED IMMUNE DEFCIENCY SYNDROME」，即AIDS，早年中文译作「艾滋病」，即隐含性爱传播而得病之意。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接收了一位美籍阿根廷病人，为中国确诊的首例艾滋病病例。当时的媒体报导，如《人民日报》一方面以「超级癌症」之称营造一种「恐爱」氛围（马文飞 、范正祥），另一方面将艾滋病视作是「西方人的疾病」，由「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带来（李云飞，周斌）。[13]「资本主义舶来品」的标签掩盖了两方面的问题：一、在开始阶段，政府的「鸵鸟政策」，对HIV/AIDS在中国的可能发展讳莫如深；二、艾滋病被污名化为一种「精神污染」的象征，由此发出一个警告，关于公众「性态度」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警告：「与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后期把性作为生殖的工具相比，80、90年代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尤其是年轻人开始从快感、亲密关系与个人自由等角度看待性」 （张有春 90） 。将艾滋病关在国门之外，亦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性革命。小说尽管同样使用官方话语，将艾滋病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疾病」，但更为积极地想象了疾病治愈的方案，并且试图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倡导一种科学的医学人道主义。[14]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大量翻译引进英美法等国科幻作品，尤其是美国科幻作品及其理论为中国科幻小说带来了一个重要影响：惊险科幻小说，以及侦探推理的模式 （詹玲 68）。受阿西莫夫、柯南道尔以及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影响的叶永烈便开创了一条的侦探式科幻之路（詹玲 69）。〈爱之病〉虽然不同于叶永烈的「金明探长系列」是完全的侦探小说，但也是从报告文学记者追踪报导的叙事视角层层深入，嵌套一个通俗爱情故事和一个谍战故事，用层层悬疑，去揭开艾滋病输入中国的来龙去脉。叶永烈曾强调惊险科幻小说的要素：1）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侦破疑案；2）给人以知识，激起读者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向往和追求 (叶永烈, 〈惊险科幻〉64)。总言之，科学性仍是基石。在该小说中，类似于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除了展现解决医学难题的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功能是运用「对比和交战」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腐朽。 金明探长系列 ▲ 首先，小说用罗曼史的发展来展现与疾病的交战过程，用「圣洁」对抗「堕落」。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护士裴雪和飞行员黄杰是一对在大兴安岭火灾中相识相爱的恋人。然而，原本品学兼优的黄杰在美国留学时受到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侵蚀，感染了艾滋病。「具备东方女性传统的美德」、「圣女」般的裴雪不离不弃，将对未婚夫的小爱转化为对艾滋病人的大爱，不仅申请筹建了特殊医院，还亲自赴美将化名为「钱谷亨」（千古恨）的黄杰接回来，说服他接受治疗。治愈后的黄杰与裴雪一起在艾滋病研究所为共同克服疾病而奋斗。 在这段看似感人的罗曼史中，多维度的二元对立被凸显。比如，裴雪的专一对比黄杰的堕落，裴雪是治疗「肉体创伤和心灵创伤」的拯救者，而黄杰是身体和道德上有缺陷的被拯救者；裴雪的「洁」对比黄杰的「脏」——即使两个人最后都在研究所工作，黄杰则主动承担了「脏活」，因为「他说，他反正已经『脏了』，不再怕『脏』。」桑塔格曾经指出：「艾滋病有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作为一个微观过程，它像癌症一样被描述为『入侵』。而当描述侧重于该疾病的传播方式时，就引用了一个更古老的隐喻，即『污染』」 （124）。小说中的「脏」固然是指病毒感染，但其深层的意思则是指道德污点。 在关于艾滋病的隐喻中，德行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性」。在这场拯救与被拯救的罗曼史中，男女主人公虽然曾是亲密的未婚夫和未婚妻，但却维持着「无性」关系。拯救者裴雪保持了始终如一的「圣女」的无性形象，而曾经专注于精神修炼的「书虫」黄杰在美国的性行为则代表着「肮脏」和「堕落」。最后共同关注于「攻克」疾病的两人更像是「亲密战友」而非 「亲密爱人」。 仅管相比文革已有很大改善，但八十年代总体上「整个性领域由一种刚性的规则（rigid code）所支配，它建立在『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的高度选择和人为教导的基础上。它是以性行为和性意识能被同质地区分『错』与『对』为出发点的。『正确』意味着性实践的单一模式，即一夫一妻制。除此之外的性爱，如独身、同性恋、手淫，则是反常、病态和道德堕落」 （赵芳 129）。而艾滋病无疑被视作是「反常」以及「错误」的一个表现。正如小说所引用的媒体报导所言，「艾滋病与其说是一种医学疾病，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病」 （〈爱之病〉 335） ，而且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病。 其次，小说还嵌入了一个间谍事件。美国情报部门派遣了一名病毒携带者，以病人身份进入艾滋病医院，窃取了治疗效果良好的抗病毒药「反滋一号」以及研制数据。间谍虽被逮捕，却没有受到严厉惩处。中国官方以国际人道主义的方式对此事进行了处理：帮助治疗间谍，无偿转让药物制造技术，报告研究情况。因为「艾滋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艾滋病研究工作无国界」。如果说间谍事件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境界之高下，那么从医学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超越社∕资则说明：「开放」仍是八十年代的意识型态的底色。正如小说所陈述的，一方面，「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正因为这样，我国也面临着艾滋病的威胁。如果不早作准备，一旦艾滋病在我国发现,那时才着手研究对策,就会为时过晚。『安定地带』并不安全。」另一方面，「考虑到艾滋病已成为全人类的大敌，我国作为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也负有战胜人类共同敌人的重大责任」 （〈爱之病〉338 ）。未雨绸缪的防护和国际责任的强调均证明了「对外开放」这一方向的不可动摇。第三，小说仍保持了科普性。尽管「姓文」、「姓科」的争论为八十年代科幻小说家尝试「文学性」赢得了机会，尽管通过侦探小说、罗曼史和间谍故事大大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但小说在讲述艾滋病的原因和扩散情况时，使用了大量数据，符合当时关于此病的主流科学解释，即是从西医角度的解释。小说的科普性一方面说明对十七年时期科幻风格的部分延续，另一方面则亦透露出现代性想象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到西方现代性的过渡。 简言之，〈爱之病〉虽不是官方的命题作文，但其对于「资本主义舶来品」艾滋病的隐喻式刻画以及积极应对态度，折射出了八十年代主流现代性想象的特色：尽管社∕资二元对立的冷战意识形态仍然持续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文艺观和道德观，但「开放」和现代化已是基本方向和主流话语，所以，科幻试图用医学人道主义这一普世的价值立场去超越社∕资二元对立 。 四、新生代： 「平衡医学」对西方现代医学的挑战 如果说中兴代科幻小说不同程度上幻想通过科技变革来实现现代化，体现了一种科学乐观主义，那么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科幻中所提出的现代性方案则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凸显，使得对西方现代性的向往走向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这一转变既是对中国「后社会主义」语境，又是对「历史终结」之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秩序的响应。从中国语境来看，以「西学热」与「新启蒙运动」为标志的八十年代现代性方案在一系列事件中遭遇挫折，使得九十年代的思想界与知识界出现了鲜明的「文化转向」和「保守转向」。从全球语境来看，随着冷战结束、「历史终结」，「文明冲突论」喧嚣而起，预言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将根据文化重组，「非西方文明」将崛起挑战「西方文明」，形成新的冲突。尽管该论遭到诸多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同质的世界文化；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文学中所折射的现代性话语，开始从对西方现代性的顶礼膜拜转为对另类现代性的寻找，而科幻小说的医疗叙事亦从前期的科学解读转向文化和哲学解读，从现代医学转向替代医学。 王晋康《生死平衡》（1997）表达了一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替代医学观：平衡医学。小说讲述的是2031年一个中国民间游医用祖传的「平衡医学」理念和办法，在科威特扑灭了大规模流行的天花病毒，赢得了爱情，并挽救了新一轮海湾战争危机的离奇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皇甫林号称平衡医学传人。此医学理论批判西方医学「过分关注个体而忽略整体」、「绕过人体免疫器官去直接同病原体作战」的治疗思路， 认为西方现代医学看似灿烂，实则走到了「辉煌的末路」，因为「无所事事的人体免疫能力日渐衰弱，经受超强度训练的病原体却日渐强大」 （王晋康 114）。平衡医学主张「人类应回到自然中，凭自身的免疫功能和群体优势去和病原体搏斗」，「在不影响自然选择效应的前提下，用科学手段把这个平衡点尽量移向生的一边——但绝不要妄想彻底摒除疾病死亡」 （王晋康 53）。据小说后记，此小说的创作缘起是作者从民间医生王佑三的《明天的医学向何处去——我的平衡医学观》一书得到共鸣，因而小说中平衡理论的发明者皇甫佑三的原型是王佑三。王佑三曾是安徽蒙城一个农村赤脚医生，在六十年代开始构思这套平衡理论，并研制了号称包治百病的膏药「华夏一号」。尽管平衡医学以传统中医逻辑为基础，但它号称不同于东西方的传统医学，是「对古今中外各种传统医学的全面总结和发展」 （王佑三 272）。且不论这一理论正确与否及其膏药是否有效，或此人是否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从为此理论量身订做一套游历故事可以看到王晋康对此医学观念的认同，并据此质疑现代医学。[15] 《明天的医学向何处去——我的平衡医学观》 ▲ 首先，小说将故事空间设定在中东，暗含「文明冲突论」的历史背景。「文明冲突论」是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 亨廷顿于1993年所提出关于冷战之后世界局势的预言。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预言：「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 （Huntington 21）。他将全球分为八大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他认为冲突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以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之间（Huntington 20）。小说中的伊亚特国和科里白国虽是虚构的，却分别影射了伊拉克和科威特。伊国总统萨米为「阿拉伯统一大业」，用已灭绝的天花病毒向科国发动生物战争，窃取石油控制权，扩充军备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根据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历史加以夸张处理。但是，与海湾战争史实不同，小说所构想的世界秩序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在真实的海湾战争中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将角色让位给了中国。按小说中美国大使的话：「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坦率地说，美国已无力组织这次国际范围的干涉了，请你找那几位气势逼人的亚洲邻居吧」 （王晋康 10）。寻求西方援助的科国不堪一击，接受西方教育的首相最先在疫情中丧命，最后依靠中国民间游医「擒贼先擒王」才得以解决危机。可见，「文明的冲突」——即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角逐构成了医疗故事的潜文本，与讲求病原体与人类平衡、反对抗生素和疫苗的平衡医学观形成呼应。有趣的是，小说中无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中国文明在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上均已西化，而医学观念却成为一个关键窗口，透露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以另类和边缘的民间医学对绝对主流的现代西方医学进行「修正」的方式来展现的。 这种「修正」可视为一种「逆向启蒙」。 小说用皇甫林这一游医形象反映了「逆向启蒙」内涵。晚清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游医」形象，它建立起了身体与国体之间的隐喻关系，使得通过身体疾病与治疗来讲述时局的方式成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叙事结构。刘鹗在第一回自评中所述的「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 （8），亦暗示了医者与启蒙者之间等位关系。与五四时期启蒙者常见的知识分子或精英形象不同，游医，即江湖郎中，必须具有一股江湖豪侠之气，他固然可以周旋于上流社会，但更象征了「礼失而求诸野」的社会气象。《生死平衡》中的游医皇甫林亦非医学院「正路出身」，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行医方式都是离经叛道，为正统出身的协和医生所不齿，恰如其人物原型王佑三。被置于异域的江湖郎中，略显粗糙的救治方法，小说用这一形象挑战西方医学理念的同时也隐含着「大隐隐于市」的道家哲学。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对应国民性、治疗对应西方现代性的常见隐喻结构不同，《生死平衡》几乎是一个相逆的「启蒙」过程：在西方医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已成为绝对主流的情况下，用边缘来挑战中心，用非正统来挑战正统，用民间来挑战精英。王晋康在后记中坦承：「文中拿协和医院做靶子，只是想找最大的权威试试刀锋」 （175）。由洛克斐勒基金会创立于1921年的协和医院一直是中国近代医疗史上最精英、最国际化的医学象征，在中国医疗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在成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将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是中国的土壤」 （罗雪挥116）。小说多处用协和专家态度上的精英式傲慢和实际效果上的局促反衬游医的高屋建瓴，在对西方现代医学的讽刺之余，带出了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整体性思维，即从人体整体角度来激发与生俱来的机能，来拯救陷入抗生素耐药性难题的现代身体，又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恢复自然选择的原则。 然而， 尽管平衡医学崇尚自然和人体免疫本能的激发，是对道家养生理念和中医「相生相克」理念的实践，但总体而言来说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曾在《医疗与帝国》一书中指出，传统医学在当代中国，其实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Chakrabarti 195）。从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Chakrabarti 196），中国传统医学实际上就进入了被重新发明的过程。尤其是文革期间，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其实是对中国存有的各种医学理念的综合与简化，包括各种民间医学、西方的治疗学、对抗疗法（allopathic diagnostics）和药剂学等 （Chakrabarti 195）。这种「再发明」，一方面，将治疗与药物标准化以及将传统医学的训练制度化，对传统医学进行革命； 另一方面，让西医学习传统医学，而让传统医者接受现代方法的训练，整合现代的医学概念与方法去振兴传统医学某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合适面向。「赤脚医生」这一文革时期的创新模式即是传统价值与基础的西医技巧的结合 （Chakrabarti 196）。细观小说的原型人物王佑三在阐述平衡医学时所依据的医学知识，遗留着鲜明的「赤脚医生」痕迹：粗略地而非系统化地杂糅中医、中药以及西方医学的各种术语。尽管「赤脚医生」制度在1985年终结，但「中西医结合」却作为一门学科延续下来，并作为一项国家卫生政策确定下来。[16]学者认为尽管现实条件和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是当时推崇传统医学的重要驱动力，但其与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亦同样重要。因而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认为，「中国传统医疗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回应西方医学而重新打造」，「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国族认同追寻的一部分」 （Chakrabarti 195）。而在全球化时代，在加入了诸如「后现代科学」等解构二元对立的思想元素之后，传统医学一方面被纳入全球性流行的另类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体系之中，以普世主义的面貌出现，另一方面亦保留了、甚至强化了国族认同的成分 。如小说所示，在处理完海湾危机之后，皇甫林婉拒科国邀请，表示：「对于平衡医学来说，科里白这个舞台未免太小，再者我也无法忘却对中国应付的责任。」并且不无讽刺地强调，「什么时候彻底根除这种出口转内销的状况，才说明中国在心理上具有了泱泱大国的风范」 （王晋康 172）。可见，即使「平衡医学」并不自认为「中医」，号称是对「东西方各种传统医学」的总结，但仍带有鲜明的国族认同标记。 《医疗与帝国》 ▲ 与其说王晋康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不如说他对现代医学以至于建基于技术进步的西方现代性充满怀疑，故而执着于寻求「另类现代性」。在《生死平衡》之后，王又在《十字》及一系列生物工程小说中将平衡医学观和「低烈度纵火」理论拓展至世界语境，以及后人类语境， 以暴露现代医学与生物技术的困境。[17]有趣的是，如果说「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受控实验所得到的公理之上，关键在于公理化」（金观涛60），那么王对于现代医学的挑战却仍不自觉地落入「公理化」窠臼。将平衡医学作为普适标准，或者反复强调「上帝只关爱群体，不关爱个体，这才是上帝之大爱所在」的医疗原则，仍是现代性的同一性逻辑的体现。王晋康并非孤例。新生代另外一位代表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尽管是以荒诞、黑色、虚无的叙事揭示「医院」所代表的现代医学对人的统治，但正如王德威所言，在沉屙重症「被浪漫化、道德化、政治化、寓言化」的现代文学操作上，《医院》三部曲作了一大跃进（王德威，〈鲁迅〉51），再加上小说「救救孩子」的呼吁，可见韩松的医院叙事也仍在现代主义和启蒙话语里。 五、更新代：人类的死亡和后人类的诞生？ 新世纪以来，八零后作者加入科幻创作，形成了有别于「新生代」的「更新代」。[18]韩松曾概括「更新代」的特点：「他们正在创作我们不熟悉的却充满感性和个性的，灵异而深刻的，并常常是饱含剧痛和奇喜的神作。他们表现出来的感知力更加敏锐。他们体现了别样的国家观和生命观。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年轻人正像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在拼尽全力创造出被上一代人耽搁了的中国和世界」 （228）。这种「别样性」，用「更新代」作家王瑶的话说，即「现代性态度」的转变。在王瑶看来，刘慈欣、王晋康为代表的「新生代」普遍表达了一种「现代性态度」，即「通过将个体的感性体验提升到历史和国家层面，从而实现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具有感召力的崇高的美学形式」；他们用仰望星空式的美学来指向「具有终极目的感的人类整体历史」，以及「试图在个人生存与这一历史目的论之间建立联系，并在这样的现代主义图景中赞颂『大写的人』」（44）。而相比之下，「更新代们则对那星空所象征的总体性保持疏离和警醒的态度」（44），而代之以一种「后现代状态」。虽然未必所有「更新代」作家都采用后现代主义技巧，但他们所揭示的时代症候与挑战是类似的，诸如「历史感消逝」、「未来不可知的迷茫」、「混沌且无序的现实涌流」、「不确定的后现代状态」（王瑶 50）等。[19]他们的应对明显反叛前辈的「崇高美学」，回避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道德的激情，甚至对个体生活经验和主体性的刻画也变得不确定、混沌和模棱两可。 在后现代性论述中被反复强调的「人之死」和「真实之死」（the death of the real），具体在「更新代」的疾病与医疗书写上，体现在对「后人类身体」与后人类主体性的发掘与探讨上。疾病固然以各种形式——瘟疫、癌症、忧郁症、幻想症等出现，却共同指向对人类主体性的质询：或借精神疾病来反观自我，或通过描写正常与病态的模糊边界来揭示人类本质的含混性。[20]而意识植入、人工智能、记忆与人体复制等等科技的介入，无论是作为医疗工具还是治理手段，均将人的定义与边界推向复杂、流动和多义。可以说，后人类议题的流行，一边是对于技术现实的响应，另一边是对后现代的主体解构的继续深化。 陈楸帆是「更新代」作家中对变异的意象最为执着的一位。[21]他所有创作中都贯穿着一个异化主题，且在他看来，「后人类，这是当前历史阶段最为深刻的异化过程」（〈当我们〉）。通过对异化的聚焦，他关注人类在与科技互动中，所面临生理、心理到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对于这一过程，他并不完全抗拒或者悲观。他试图超越二分法。宋明炜曾评价陈楸帆的《荒潮》，认为它表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萌动，一种不惮于吸收技术以建构自我的新技术，以及一种对于后人类身份的自觉认同」（〈再现〉54）。其发表于2015年的短篇小说〈未来病史〉更是集中和全面地呈现了他对后人类议题的思考。通过描述未来人类的九种「子虚乌有病症」来呈现由人类到后人类的变异过程，他提出了如下问题：「究竟在人类与后人类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以及「终有一天，我们所爱之人，甚至我们自己，都将成为与以往千百万年来根深蒂固的人类定义截然不同的个体，我们该以何种姿态和表情去面对这一切」（〈后记〉 299）。 《荒潮》▲ 小说以后人类代言人「斯坦因」对人类所说的话为开端： 「让我由你们熟识的事物开始，沿着未来之河溯流而下，去探寻明日之后的人类病症，无论肉体或心灵，直至历史的终点」（〈未来病史〉125） 。小说以未来完成时回顾了人类向后人类的转变，恰如「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的具体演绎。九大病症表面上各自独立，实则层层递进，完整地描述了后人类的形成过程：从机器成为身体感官必需之媒介开始；「拟病态美学」中身体经过技术改造，成为「疾病模仿」的装置；赛博时代的人格失调，以及意识的分裂和被操控；DNA和生长周期的改变；仪式感与充满仪式感的「仪式戒断」；时间感与记忆的丧失；及至人类旧有语言的丧失。最后，当未来代言人以全新的语言逻辑宣布「不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 （〈未来病史〉 142），即宣布后人类主体的诞生与后人类时代的来临。 然而，尽管以未来代言人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小说的叙事立场却十分可疑。一方面，从结尾来看，叙事者代表后人类对人类进行了「宣判」。在揭示了人类创造「美丽新世界」的种种伎俩及其后果之后，如科学家以「发条橙」的升级版对人进行皮层刺激和信息输入来强行延长幼儿学习期，如统治者利用时间紊乱症来奴役国民劳动，又如在新生儿的大脑语言区植入防火墙进行信息控制等等，代言人以「神启」方式宣布了结局：「似乎是智慧的神灵对愚蠢的人类丧失了耐心，被挑选出来的代言人带着全新的语言逻辑，指导浑沌未名回到原始社会状态的人类重新认识世界，建设文明」（〈未来病史〉142）。但另一方面，小说将人类到后人类的变化过程冠以「病史」之名，似仍以人类为「正常」标准，视任何对人类主体性的偏离或变异为「病态」或「变态」。作者集中展现技术和媒介的异化过程，又让读者感到一种人类视角的忧心忡忡。而当「病史」追溯完成之后，未来代言人现身解释其出现的原因，向人类喊话，再次让读者聚焦人类与后人类这两者的关系： 科学家们发明出时间机器，发现了时间线理论，他们派出代言人到不同时间线的平行宇宙中去，传播福音，避免其他世界的人类重蹈覆辙。他们中的许多人下场可不怎么美好。 这就是我，斯坦利，来自未来的代言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出于无法透露的原因，我将结束本次旅程，离开你们的时间线，跳跃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 在你们的文明中，九为大数，象征永久、轮回、至高无上。愿我的九篇言说能陪伴这个世界的迷惘灵魂穿过末日之门，永劫回归。（142） 可见，通过双重叙事立场和「对话」，小说力图呈现后人类主体与人类主体的一种复杂共生的状态：一方面，「病史」象征着人类主体的变异与「死亡」；另一方面，人类并没有因为后人类时代的来临而彻底消失，而是经由后人类的「指导」而「重新认识世界，建设文明」。换言之，人类主体是在经历了某种「死亡」之后借助后人类主体得以重生。是后人类的出现带来新的机会，让人类免于「重蹈覆辙」，得以「穿过末日之门」。那么，死亡的是什么？新的机会又是什么？ 表面上，小说所渲染的种种「症状」为一般「技术恶托邦/反乌托邦」（technological dystopia/anti-utopia）的共有特征。但不同的是，小说并没有展现一般意义上后人类与人类的缠斗或竞争。陈楸帆曾明确表示「如今已不再是一个草莽英雄的时代 」（陈楸帆、董牧孜）。「病史」中只有疾病的名称和群体症状，而无「个人英雄」的面目。后人类群体总是处于弱势和消极抵抗的状态：「他们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只是那么静静地躺卧着，等待着肢体衰退、生命耗竭。他们用虚无来反抗意义，用不自由来消解自由，用丧失自我来建构自我」（〈未来病史〉136） 。正像所有的仪式戒断都成为仪式，所有的技术都在权力作用下成为异化手段：「有神的地方必然有会魔鬼栖身之处，正如光与暗不可分离」（140） 。如果说「未来病症」本质上是由人类的自我中心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现代性产生的「恩威并施的美丽新世界」的话，那么，后人类以看似放弃意识、放弃自我、放弃语言的方式来抵抗，其实是对人本主义式的自由主体的否定。在「终章：异言症」中，小说回顾了语言与人类自我的变迁：从语言参与「自我」建构开始，到语言成为意识形态工具，再到自带过滤机制的语言变成潜意识，直至一切归零。这也正是人本主义主体从诞生到解构的过程。 反乌托邦的经典文本仍被当作人本主义的范本，用来表达对自由主体丧失的焦虑，[22]〈未来病史〉的「主体之死」则展示了有别于人本主义式批判的努力：陈楸帆想引入新的元素去打破「人类历史上所有去中心化的努力最后都演化为了新中心的形成」这一循环（陈楸帆、董牧孜），这就是后人类视角。 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的关系一直是后人类论述中的关键。悲观者将后人类视作威胁，预计人类时日无多（海尔斯391）；而乐观者则试图证明后人类与人类主体不仅不断裂，甚至认为后人类主义即人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因人本主义本身即寻求自我超越（Badmington 16-22）。海尔斯（C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提醒我们，「后人类不需要是反人类，也不必然是毁灭性的」（397）；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定义自己。如果我们沿用自由人本主义的假设去概念化地定义人类主体的话，那么后人类极易被视作是危险的。从自足自主的主体角度而言，「如果边界被破坏了，就无法阻止自我完全解体」（海尔斯399），因此人机界面意味着机械异物对于人类身份的污染。但是，如果我们将人类视作是「分布式认知系统」（the distributed cognitive system），[23]而非具有既定的本质，那么人类反而可以通过后人类来扩充认知能力，更丰富地塑造自身（海尔斯399）。所以海尔斯认为，「后人类并不真正意味着人类的结束。它反而标志着人类某种概念的结束，这种概念，充其量也许已应用于拥有财富、权力和休闲概念的一小部分人类，将他们自己概念化为自主的生命，并透过个人代理和选择来行使意志」（海尔斯 395）。这里结束的人类概念也即人本主义的主体概念。 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恰恰是一次机会，让我们得以展望新的主体和愿景。尽管〈未来病史〉并未进一步展示人类如何在后人类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世界，建设文明」，但是显然，回到了原始状态的人类需要以后人类的参照来重新定义人类自身，方能建立「更为和平光明美好的新社会」（〈未来病史〉142）。 虽然未来的主体特征浑沌未明，但意味着新的可能：「复杂动态性、不可预测的本质，意味着主体性是新出现的，而不是假定的；是分布式的，而非只定位在意识中； 从混乱的世界中出现，并整合进入一个混乱的世界，而非占据一个已被移除的掌握的位置」（海尔斯399）。 无独有偶，「更新代」的其它后人类医疗主题作品，如郝景芳的〈永生医院〉和夏笳的〈晚安，忧郁〉也同样借后人类之镜反思人类的情感关系、心理模式和身份认同，帮助改善和修补人类主体的裂痕。作品都展望了后人类在「医疗」上的成功作用，除了描述科技工具性的辅助作用之外，亦坦然接受了后人类主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们审慎乐观地看待后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后人类对于了解人类而言，必不可少；而要了解后人类，则必须考虑什么是人类 (Hayles 137)。 六、结论 以分别来自于中兴代、新生代和更新代的科幻作品为例，我们可以一窥当代中国科幻中疾病和医疗书写的变迁。首先，小说中的「病」经历了隐喻化和抽象化的过程：从〈乡村医生〉中的普通常见病，到〈爱之病〉中作为「资本主义舶来品」的「超级癌症」艾滋病，到《生死平衡》中用作「生物武器」、「文明冲突」工具的大规模流行性病毒，再到〈未来病史〉中各种「子虚乌有」的身心变异。疾病从客观的身体异样被分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时代症候的附加意义。第二，相对应地，小说应对疾病的态度经历了如下变迁：从技术乐观主义，到试图超越意识型态的医学人道主义，到对西方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挑战，再到后人类主义。从医学角度而言，前两者即使均试图用医疗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医学观念仍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医学的认同，也体现了对科幻文学科普功能的坚持。而后两者看似都解构了西方现代医学或技术本身，但本质上背道而驰；《生》在医疗全球化的背景下宣扬了一种结合了民间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另类医学理论，而〈未〉揭示了技术如何引致人类向后人类的变异，以及人类与后人类复杂共生的状态。第三，从更深层意义上而言，疾病与医疗叙事的变化反映的是从新中国到新世纪，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现代性想象的不同阶段：以技术乌托邦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到西方现代性的过渡；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替代性方案的寻找；从后人类角度来超越现代性。第四，伴随着现代性的想象变迁是人的主体性建构方式的差异：〈乡〉只有医疗队的集体行动和诊疗仪的「非人性化」存在，凸显了集体主义的主体性；〈爱〉用「圣洁」的医护形象塑造了带有意识形态标签的个人主体性，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生》塑造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游医形象，代表具有文化特征的个人主体性；〈未〉则描述了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过程与后人类主体的建构过程，以及人类借助后人类重构主体的可能。 文学的现代性除了响应政治、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自身在形式与美学上有「求新求变，打破传承」（王德威，《被压抑》17）的要求。以上四部作品亦折射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美学风格的突破。从创作的篇幅上来看，这四个时期的主流医疗科幻经历了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再到短篇的变化。十七年时期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洁明快风格，用「发明发现」的浪漫想象解决近现实问题。八十年代在「参观记、误会法、揭开谜底」[24]（肖建亨24-25）的创作套路之上，增加惊险小说、谍战小说元素，以加强故事的悬念和戏剧性。该阶段由「姓科姓文」争论所带来文学性的自觉主要体现在情节的复杂化和惊奇化，而非人文思想内核。「新生代」带来了一种新的诗学和政治可能，虽然作家的个人风格迥异，但如宋明炜所言，他们都是「先锋文化精神孕育出来的结果」（〈再现〉45），一方面颠覆之前的类型化书写，另一方面则对终极真理和崇高意象不懈追求。他们的作品总是洋洋洒洒，「充满现代主义激情的悲壮美感」（王瑶 44）。「更新代」的疾病与医疗书写又回归短篇，或寓言式、或童话式、又或科幻现实主义，但都放弃了具「有感召力的崇高美学形式」，而力图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在审视技术中拥抱技术，在不确定中重寻主体的定义。 本文原刊于《中外文学》49卷3期，2020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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