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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自网络  我出生在南锣鼓巷雨儿胡同，五十年代整条胡同只有1号北京军区宿舍院里有一部电话。（罗荣桓元帅和粟裕大将家除外），老百姓如果有事打电话，就得去找公用电话了。 雨儿胡同东口顺着南锣鼓巷往北过48店是政法大学宿舍，灰色的砖门楼黑色大门，大门南边墙上开着一个临街的窗户，安着几根竖着的铁棍，窗户边上钉着个半圆牌子，黄底红字写着：公用电话，老百姓想打电话就到这打。走进门道左边有个镶着四块玻璃的木门，住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姓金，是个残疾人一条腿截肢，空裤腿用绳子系在半截腿上，走路架着个拐。因为行动不便，他很少出屋，脸色煞白，头发稀少，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挺吓人。他的房子很窄叫半间房吧，也就一米多宽，四米多长。贴墙放着一个单人铺，铺与床不同，铺是用两条板凳支上铺板，床是用床架放上床板。他的铺上是白布褥子和被子，长年不洗都是黄黑的。挨着铺是一个黑色的二屉桌，房顶吊着个黄灯泡。墙上贴着破旧的年画。电话就放在他的屋里。打一个电话五分钟时间4分钱，因为房子窄，一般人来打电话都是站在街上，老金抻着电线把电话从小窗户递出去，我每次跟着大人去打电话他都让我们进屋，很客气的让我坐在床上，我叫他金大爷。看着大人把手指插到拨号盘上拔号码，每拨一下就哗啦一声，哗啦一声，觉得那声音很好听。电话通了，有事赶紧说，不能像现在用电话瞎聊。老金不但看电话，还卖报纸。 文革开始后我们胡同中间的23号（现在的14号）是街道革委会，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这部电话不但可以往外打，还负责给打进来的电话传呼。白天由住在里院的孙大胖子看着，孙大胖子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二十来岁，会吹笛子，文革中他家被红卫兵抄了，爸妈剃了阴阳头，他精神受了刺激，整天木瞪瞪的也找不到工作，就在街道看电话，每月挣二十块钱。他很严肃地坐在电话旁边，电话铃一响他就接，在小纸条上记下找几号谁家，骑着黑色的旧自行车去叫人。晚上，孙大胖子下班后到八点以前，就是街道的刘玉珍刘姨儿看着了。我家电话多，我爸妈平时不回家，我经常去打电话。 照片来自网络 我用电话还做过坏事。那时我在宽街小学上四年级，暑假学校让学生在传达室值班护校，传达室里有部电话，我和同学待着没事，就瞎拨电话玩，很容易就拨通，听筒里出现：喂，喂的声音时吓得赶紧挂上电话。过了两天这个把戏玩腻了，想起雨儿胡同幼儿园有个男老师叫付大明，是个瘸子，走路一扭一扭的，说话还女了女气，我知道幼儿园的电话号码，就拨过去找他，他一接电话我就让同学叫：付瘸子付瘸子。说完赶紧挂电话。这种恶作剧干过好几次。那时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不然可就惹祸了。 八十年代我爸家安了内线电话，住在院里的人相互联系直接拨号码，打外线就得向总机要外线，再拨号码。外线忙就得等着。八十年代后期通信发展起来，普通老百姓可以申请安装家庭电话了，安装费是5000多，尽管费用很高，一般家庭还不一定能申请到号码呢，有电信方面的熟人还得走后门。一时谁家安了电话还是挺牛的。我家安了电话好久，记得一天我下班回家，家里来了妈妈的客人，用我家电话联系事情，打完电话客人礼貌地走了，妈妈告诉我这是咱们总理的大舅子他家一直没能装上电话，用咱们家的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帮忙解决一下。 有线电话普及之后出现了无线的过渡设备BP机，BP机一响显示的是对方电话号得满大街找公用电话打过去。我当时做销售，一会儿客户呼你，一会儿业务员找你，BP机成了做业务的标配。我的BP机有个锁链，别在皮带上。 照片来自网络 没多久，随着港台影视节目的播出，那些黑帮老大手里拿着随时随地通话的家伙，大家知道了：大哥大。一部大哥大上万块钱，一般是香港广东做生意的人拿着。我的日本老板给我配了一部，原因是BP机找我不方便。我一点都不喜欢，一个是老板随时找你问业绩，再就是大哥大装在口袋里衣服都坠斜了很难看。 没几年手机出现了，从白领到蓝领都有了手机，家里的座机电话很少用了，我家有三部座机我要注销两部，电话局还问我什么原因给我做工作让我保留呢，真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 2019/05/20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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