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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李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家庭经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经济情况，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失而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历代日记丛抄》中《王文庄日记》为史料基础，对清代户部尚书王际华在乾隆三十九年中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借此探讨其经济生活和人际往来，真实描绘十八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进而对清代官员的生存状态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王际华，字秋瑞，号白斋，别号梦舫居士，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十六日。他是乾隆十年（1745）一甲第三名进士，随授编修，三年后升侍读学士。乾隆十四年（1749），奉命入值南书房。后充湖北考官，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辗转任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升礼部尙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后迁户部尙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王文庄日记》，王际华自撰，为乾隆三十五年（时为礼部尚书）和乾隆三十九年（时为户部尚书）所记日记，国家图书馆藏有手稿本，《历代日记丛抄》第30册影印收录。该日记逐日记录，通常依次记录有时间、天气、工作、交际等情况和重要家庭事务，其中还记录有每日的经济活动，包括家庭收入、支出的情况。关于经济方面的记录，在乾隆三十五年日记中记录较少，在乾隆三十九年日记中突然增多，这与他成为户部尚书可能存在关联。本文从王际华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支出等方面探讨乾隆朝京官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 一、家庭基本情况 在与王际华共事时间长、关系密切的于敏中撰写，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撰官的陆锡熊代写的《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庄王公墓志铭》里，较为清楚地记载了王际华的家庭情况：“初娶夫人陈氏贤而知书，能庀内政。继娶夫人彭氏，有兹孝声。皆先公卒。子四人。长朝梧，贡生。次朝飏，礼部司务。次朝葵，出为公弟际丰后。次朝兰。女四人。孙男二人。孙女三人。”日记与墓志铭的记载即可佐证，又有补充。当时，王际华长子王朝梧、次子王朝飏已经成人，并已娶妻。他们还参加了科考，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三，“两儿进场与以十金”，只是这次没有考中。直到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1781)，王朝梧在皇帝恩典下考中进士。又，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十六子刻，松枝生一子。”松枝的身份是妾，所生的幼子尚小，可能是四子王朝兰。结合墓志铭材料，三子朝葵可能已经出继给王际丰，日记中没有记载。 王际华先后娶的陈夫人、彭夫人都已早逝。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初九，“继配彭夫人忌辰。悬像于寝，与陈夫人合祭。”两位夫人去世后，王际华并没有续弦，而是纳妾，至少有三位。那么妾室都是谁呢？墓志铭中并没有记载，在日记中有所体现。二月二十三，“晚与三妾及女儿饮。”又，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十六，子刻松枝生一子。”可见其中一位妾室是松枝。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九至廿一，“分羊皮呢面褂与宸占羊皮缎面褂与妹子，与松枝桂香羢各一疋。”桂香、谢氏与松枝多次一同出现，疑为另两位妾室。 王际华有四个女儿，在日记中经常出现的有两个女儿。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发冬碳钱，其中有大小姐一两二钱、二小姐六钱的记载。另外两个女儿名字未出现，其中一位已经出嫁，另一位或出嫁或年幼，不可考。 二、收入情况 王际华收入主要有几个方面：俸禄、饭银、房租和馈赠。 清代官员的俸禄，清初承袭明制实行低俸制度。京官正从一品俸银180两，禄米90石，依照品级而递减。雍正朝，外官建立养廉银制度，待遇大幅提升。 乾隆朝京官俸禄改为双倍发放，但是仍明显低于外官。那么，王际华的俸禄与官书中的记载是否一致、是否还有其他收入呢？ 王际华日记中没有直接出现俸银字样，确有禄米的记载。“十月初七，发领米一百十八石、豆六十石，盘费共廿一两六钱三分。” 王际华当时主要收入是饭银。饭银，是清代京官俸禄之外的补贴，各部之间并不一致，名目也有区别。王际华日记中还出现了各种“饭银”的记载： 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 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日捐纳库平银三十六两一钱一分零。 三月廿四，收铜批二百三十八两三分，库平，本应二百二十五两，分与永公十四两五钱七分。又扣吃饭二两四钱。 五月初一，收四月分封贡饭银四十三两四钱二分，监生饭银五十四两四钱二分五厘。收端节饭银实七百四十二两五钱一厘。 五月十三，收铜批饭银二百。 五月十九，三次分得头卯饭银共三千六百八十一两二钱，后七月朔又分四次银七百。 六月廿七，收肃州以西捐监饭银四百〇三两二钱。 七月初一，收头卯饭银七百。 七月初五，以铜批饭银元宝二个陕西饭银元宝八个并玉亭处纹银二百两又十三两三钱二分合为纹色足平七百五十两 七月十二，收官监生五月分应分饭银一百三十九两九钱八分。 七月廿四，收五月分二卯饭银一百八两三钱三分。收六月分封贡岁戏三十四两。监生二十九两三钱三分五厘。 八月初七，收铜批饭银二百十两九钱七分四厘（扣存公银外与永大人十三两三钱一分三厘。扣在衙门吃饭实原应分二百三十二两九钱八分七厘，七两七钱皆在外） 八月初八，收六月分三卯官生饭银一百八十九两一钱五分469 八月十一，收大饭银一千六十五两六钱三分。 八月十二，收监赎饭银三十五两六钱四分，封贡饭银三十五两四钱四分，实七十六两一钱。 十一月十九，十三日收大捐六卯官生九月份饭银一百六十二两八钱四分。监主十月份饭银四十二两三钱二分。封贡官戏十月份饭银五十三两六钱。 十一月廿九，收铜批饭银二百。 以上各种“饭银”，名目多样。铜批银，也称为铜批饭银，是“饭银”的一种，时间也较为固定，基本上是每两个月记录一次，全年共6次，每次二百余两，总计约一千三百两。其余的饭银总计约七千六百两，其中以头卯、二卯等饭银为最多。各类饭银总数约近九千两，远远多于俸禄的数额。 清代外官经过雍正朝养廉银制度的实施解决了后顾之忧，京官的养廉问题在乾隆朝提出。乾隆帝即位伊始，体恤京官的艰辛，特意在户部余银中拨款养廉，通常以饭银的名义从地方征收并发放，如有剩余兼做办公之用。“给京员养廉，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国家命官分职，亮采宣猷，固欲各矢公忠，共襄国事。然必俯仰无忧，而后可以专心効职。朕临御以来，洞知京员俸禄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为厪念。以量入为出，国有常经，必须筹划周详，始可施行久远。今查得户部有平余银两，系各省与正供随解之项，每年约有十六七万金不等。此项银两，在内在外，原存贮以备公事之用者，若即以分给部院办事之人，作为养廉，于情理亦为允协。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查明部院各衙门事务之繁简、官员之多寡。其原有饭银，已足敷用者，无庸赏给。其不敷者，酌量加添。其向来并无饭银者，酌量给与。至翰詹京堂等衙门，虽事务不繁，而淡薄较部院更甚，均当令其一体沾恩，可按数分派。详悉妥议具奏。”在《王文庄日记》中出现的头卯、二卯、三卯等饭银，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就是因当时卯时当差而发放的津贴。 京官因所在部门不同，饭银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区别。正如乾隆帝所说，“查明部院各衙门事务之繁简、官员之多寡”而制定发放的标准。乾隆七年（1742）故刑部尚书刘吴龙遗疏内称：“在京部院衙门，皆有饭银，而户部银库养廉，尤为丰厚。惟内阁、吏部、礼部等衙门，未获一体邀恩。” 王际华所在户部是为优渥，铜批饭银似是户部发放的饭银。 王际华在北京还有数处房产，包括乾隆帝赐给的官房、自己的老宅、新宅和若干铺面。 正月廿二，收彭宅房租四十两。 三月十七，联宝之父赁予铺面开成衣铺，饮予。买金二十两。 三月廿二，收房租四十两。 三月廿六，收广谊园租六十两。 七月廿，收彭宅租四十两。 八月十五，收门首一带租房钱。 九月十六，朝梧交上彭宅八九月租屋银八十两。 王际华每年租房有彭宅、广谊园、铺面和门首等处。其中，从“交上彭宅八九月租屋银八十两”记载看，彭宅每月租金四十两，全年则为四百八十两。广谊园租金六十两、成衣铺面二十两，不知道是年租金还是月租金。总体上而言，王际华房租收入每年约有数百两。 官员馈赠。外官虽为封疆大吏，但是远离中枢，为仕途平坦顺畅，对皇帝身边的京官会有所馈赠。外官的馈赠，数目不会很大。五月十四，“收灵寿四十两，收肥乡四十两”。七月初一，“接陈玉亭制府札寄到银千五百金”。制府，是宋代安抚使、制置使，明清两代成为对总督的尊称。陈玉亭，即陈辉祖，时为湖广总督。有时是以实物的形式出现。三月廿九，“接袁嘉德札并燕窝二斛洋烟二玻璃瓶”；六月初二，“接立之札，并文端遗念旧扇十、素册八、陆石榴一轴、小玉嵌墨床一。接虚堂札，百金。接朱椿札，山羊血二、三七二、石羊胆二。” 此外，在日记中尚有一些不是较为确切的记载，如二月二十八“袁交到库平纹银七千五百两……应存三十七两二钱。”此处记载多数只有金额，事项不明，类此情况还有多处。应该说，王际华收入情况应该比较我们上面明确列举部分外还要多些，总之他在户部尚书任上的收入与外任的总督大致相同。 三、支出情况 王际华的支出主要包括交际、房产、宗族事务和日常性消费。因户部尚书的身份，王际华的人际交往占据了他较多精力、时间以及财力。从日记上看，王际华除政务外，经常拜访或是接待拜访的客人，与友人通信联络，相互宴请和馈赠礼物以联络感情，此外在祝寿、生子、娶媳、逝世等所谓人情世故上，礼尚往来。 交际，特别是与同僚的交际较为频繁。正月廿九，“是日予送菜五器请金坛”。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县，此处指金坛人于敏中。于敏中，乾隆三年（1738年）状元，与其族兄于振并称“兄弟状元”，为科举佳话。乾隆三十八年（1773）升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由于他坚定支持编撰《四库全书》，被任命为正总裁。八月廿九日，“杜门。延协办程景伊、大宗伯蔡新、大司马嵇璜、大司寇崔应阶、总宪张若溎、少司马周煌、少司空李友棠燕饮，酉初散”。程景伊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蔡新为礼部尚书，嵇璜为兵部尚书，崔应阶为刑部尚书，左都御使张若溎，兵部侍郎周煌，工部侍郎李友棠。 在祝寿祭奠等日常交往中，因地位、亲疏等略有不同。四月二十，“以定窑娃娃枕一、文五峰画一，为金坛寿”。六月初六，晴。“寅正出城贺嵇大司马寿，以元人达摩一轴并烛酒四金为寿，留面”。嵇大司马，兵部尚书嵇璜。三月初十，“庄亲家使至知药泉于正月十五日游道山矣。馈银三十二两。奉命书册页二部”。五月廿四，“遣奠刘秉恬夫人，绫对绫扁奠仪二两”。 王际华比较注重人际交往，甚至对于有些人不愿交际或是不善交际的做法严重不满。三月廿九，“祝四都统八十寿，猪一羊一酒二烛二百枝，俱收去，见面不谢，如不知者，似此亦可毋庸与应酬矣”。四月初九，“遣送郑钧酒席不收，与狗食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除与同僚学生故旧之间的交往，王际华为维护与乾隆帝的良好关系也煞费苦心。在公务之外，每年王际华还要多次向皇帝供奉精心准备的礼物，时间主要是在春节、端午、中秋节和皇帝生日之际。有意思的是，乾隆三十九年比乾隆三十五年的日记，这方面的支出要明显增多。给皇帝的礼物通常以古玩字画为主。王际华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他还在每件贡物之后标记了价格，这让我们能够更加明了地了解情况。如正月初五日，“寅初命双贵回家，同双麟照料贡物。至景运门，予仍照常入直。候至辰正二刻，始至，遂上呈：镶玉如意一枝（八十金）；镶玉匣子一件（玉三十五金匣子二十金）；册页一（六金又谢董*二金）；又扇合一件（二十四金座子二金）；册页一（一金又谢汪荷包一金）；珐琅大吉挂屏一对（一百金又花六金）；三阳开泰一轴（二十金）；太监使费（二十金）；玉胜一件（十二金）；共费三百三十两。”皇帝对一些心腹大臣也会不时赏赐。三天后即正月初八，乾隆帝赏赐王际华“旧玉如意一柄，歙砚一方，董祥瓶梅一轴，居节山水一轴，皆有御题”。 乾隆三十九年，王际华修葺房屋，花费甚巨。修葺的房屋，即是乾隆帝赏赐的住所，日记中“自十五日起命收贵修葺赐庐”之句。修葺主要包括“糊裱住房、搭架上蒲、挑构抿粉饰、重葺马房、堆山砌道诸工程事”，王际华不时亲自“督视修理”。二三月间，委托仓场侍郎倪承宽多次购买船板，加之车脚总费在数百金之多。木材用于东厅之用，日记中有“付田匠搭东厅银三十两”之句。至三月底，东厅修葺完毕。四月，“东厅后屋一层拆卸重建”，工费数十两。六月，堆砌假山，就已经启用了。七月十一日，王际华“晚延赐第诸人饮于新山之下，二更雨移入东厅，皆醉不知何时睡亦不知何时雨”。之后王际华还在不断装饰赐庐，颇为用心。九月廿五“书房坑上白毡一块，合四十七尺五寸二分，银二两六钱二分六厘。内室青毡一块，合一百十二尺五寸三分，银五两六钱二分六厘。小坑白毡，一丈四尺五寸八分，银七钱二分九厘”。当然，以上花费应该不是全部，例如家具、摆饰等未曾明确记载。 王际华身为高官，在宗族事务上颇有担当。广谊园，位于北京城南，是王际华为收殓“乡人客死而无所归者”而购建的。关于广谊园的面积、价格等情况，没有记载，但是从三月二十九“付广谊园所典外廊屋找绝银三百两，纹一百五十元，丝一百五十”记载可知，光是外廊屋找绝银就要三百两，整个规模不小、价格不低。王际华因其资历成为同乡中的领袖之一。正月二十，“至全浙会馆同乡团拜，金一钱二倪三予四”。这里“金一钱二倪三予四”具体指什么呢？概指排序，王际华排名第四之意。八月二十日日记中亦有“予忝为乡人首”之句。因此王际华除了兴建广谊园外，经常参加浙江籍同乡的活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月三十日，“至浙绍会馆会乙丑同年，到者蒋时庵、李恒斋、毛镜浦、吴、丁、厉自牧、庄方耕……余庆班演戏……本日戏大钱二十四千文。予出廿。余杂费诸同年公出”，类似活动较多。重要节日，王际华还要为全浙会馆和浙绍会馆捐钱，全浙馆二两，浙绍会馆一两。 王际华日常生活消费，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衣的方面，主要是裁缝和布料。王际华常用的裁缝姓任，一年内共有记载六次，每次少则三十两，多则六十两，总计达到了二百零二两，看来不是按件结算，而是到了一定账目（如三十两）统一结算。所做衣服，不仅自用，还包括家人和馈赠。八月初八，“制实地纱蟒袍一件，制黄羊皮黑羊皮袍褂各一付。为妹子制棉披风二件，棉裙两条”。十月二十七日，“送宸占弟羊皮袍一件，十一两。”除了制作成衣外，还会购买一些衣饰，“凉丝绒帽一顶，一两六钱”。日记中关于布料总类多样，包括棉、纱、绢、绸、羊绒、驼绒等，但是这些布料多以外官门生等赠送为主。食的方面。家庭饮食支出在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主要是应酬和高端食品。王际华经常宴请或是赠人酒席或是糕点菜品。十月廿三，“送姚藩司满汉席，送萧运使满汉席”。十一月初三，“送陈葆光酒、哈蜜瓜、四满、四汉、四点”。王际华别人赠送或购买的高端食品有燕窝、海龙等，都是滋补品。住的方面在前文已经讨论。行的方面，主要是轿夫费用。轿夫的工食银是每月二十两，但是在十月廿一，发生了“轿夫张六、王五作闹，交司务送刑部治之，随畏罪潜逃候缉”的事件。在此之后轿夫的两月工食银涨到了二十二两。除了工食银外，在超出正常工作量外，还要另外赏钱。九月，王际华到密云接驾，要“付轿夫四日饭钱一千六百，车钱二千”，又“赏轿夫四百文”。此外，日记内还有三月天气渐热发给轿夫帽子四两，九月天气转凉发轿夫皮衣八两，貂爪袖一副，三两五钱，又添黄黑羊皮袍褂皮子银十两。轿夫之外，往来使人送物送信要由后一家给予费用，称为脚力或是使力。三月二十四日，“东厅修葺落成。收李珍煦红布四、蓝布四，使五钱”。有时也给荷包。六月十四，“朴园寄曹扇绢笺，使对包”。日常性消费方面，包括买酒、买煤、剃头等。王际华“雇林姓剃头人，先付一季工食银三两”，一年大约十二两。 在重要节日时，还要给宫内的太监、官署的部下、家庭的长幼以及寺庙等节仪，多在数两左右。如春节前王际华方方面面给了很多“红包”：懋勤殿八十两。匠人六两。南书房于六两、郭六两、刘六两、黄三两。励自牧赆仪二十两。杨先生二十两。朱先生二十两。邵先生十两。宸占四两。姚雪门十六两。平恕八两。汪画师十两。悯忠寺一两。报国寺二两。护国寺四两。全浙馆二两。弘慈道院一两。万寿寺二两。天仙庙二两。浙绍会馆一两。衙门赏四两，礼部汪书办四两，役二两，七达子荷包一两，大杨荷包一两，雨子荷包一两，赫庆荷包一两。德柱二两，小刘二两，偏头二两，常王二两，又大荷包四个，又五钱重小荷包五个，宋麻子、张聋子、王玉回子。共计二百五十四两五钱。除夕押岁时王际华为家人和身边仆人封了最高五两，最少五钱的红包二十多个，其中一两的金额居多，共花费白银三十七两五钱。王际华仅在春节一个节日，除去没有详细记载金额的四个大荷包，仅就“红包”打点就花费了将近三百两白银。从其各项所占比例来看，社会交往和应酬还是占总花费的八成以上。 以上是王际华日记中关于家庭经济生活的考察，从中也能引起我们几点思考： 一、王际华撰写《王文庄日记》中经济分析，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史料真实性。《王文庄日记》中记录的有关经济的数据和事项真实可靠，尤其是日记私密属性使其比一般官方文书记录更真实。二是史料代表性。王际华科举出身，曾入值南书房，辗转升迁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是清代京官群体的一个代表。他所记录的经济生活也可以成为这一群体官场生活的一个生动缩影。三是史料珍贵性。该资料生动还原了数百年前一个京城官员的日常经济生活。银钱往来之间折射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古玩字画到宴请，从房租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一幅真实的清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在记录者的字里行间徐徐展开。四是史料完整性。《王文庄日记》中记录了乾隆三十九年一整年情况，基本上是逐日记录，连贯而完整。 二、此份没有局限于日常生活的记录，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视角。日记中记录的基本家庭消费不多，大量的数字反映的是王际华身为官员在社会交往和应酬中所体现的银钱往来，是购买服务（如轿夫、购买婢女）、交际消费（如宴请应酬）、投资收藏（如购买古董字画）、高档消费（如购买燕窝、滋补品）和装修居所等，消费层次高、消费能力强，这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有很大的区别。例如为乾隆皇帝在普通节日所进奉的礼物也价值数百两，与朝中重臣之间的馈赠也以古玩字画为主，清朝统治阶层的生活逐渐追求精美、奢侈的物质享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乾隆朝政治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清朝的统治阶层君臣之间从清朝创建之初的励精图治进入到了一个平稳享乐的社会氛围。 三、王际华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情况代表的是清代品级较高京官的经济情况。王际华年收入在万两白银以上，他的收入支出远高于清代同时期平均水准。据研究，“劳工一年收入只有5至10两银子，再加上雇主供应的饭食”。王际华的轿夫，每年的收入大约在60两左右。由此可见王际华作为户部尚书与普通平民之间的收入存在无法逾越的差距。 王际华以同僚、师生之谊，乡党、亲友、宗族之情构建了一个多元存在而又相互交织的社会交往空间，而雄厚的财力、频繁的经济往来是这个社会交往空间得以维系的有力支撑。户部尚书的身份决定了他的交往层次比较高，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同时期清代平民家庭的经济交往和应酬中，更遵守地方礼俗，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主导，社会交往具有局限性。而《王文庄日记》中所呈现的恰是王际华的社会交往繁多，其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来拓展自己社会交往空间，体现出清代较高社会阶层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对更多利益和更大生存空间的追逐。 四、通过《王文庄日记》中所记录的经济资料，有益于对清代雍乾时期的经济制度和财政制度的形成过程有更直观的认识。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王际华关于“铜批银”、“饭银”、“头卯银”、“二卯银”等项收入的记载，这些京官除了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就是乾隆时期“养廉银”发放的一种形式。“养廉银”自雍正朝财政改革设立，其设立之初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补贴外官的俸禄不足。乾隆元年提出京官的“养廉银”问题，但京官的“养廉银”是以什么名目发放的呢？数额是多少呢？王际华的日记就是最真实的答案。王际华收到的多种名目的补贴收入数额远远高于自身品级所应得的俸禄，这与他身担户部尚书要职，所得待遇更比其他京官优厚有关系。 王际华的经济活动记录也体现了清代政治经济的变迁。雍正朝外官实行“养廉银”，乾隆元年京官的“养廉银”问题提上议程。京官的“养廉银”从乾隆元年的“酌量给予”到乾隆三十九年王际华记录的基本定时、定额发放，形成惯例。这些真实、具体的数字反映出清代统治者雍正帝和乾隆帝在财政改革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探索轨迹。曾听闻“君主是国家中个人意志的、没有根据的自我规定的环节，是任性的环节。”但是在“养廉银”的设立和发放过程中，两位清朝统治者体现出一种审时度势的谨慎态度，清代雍乾时期的政治氛围和环境也可从中探知一二。 王际华关于自身经济生活的记载从个人的角度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政策进行了印证和解读，而且，王际华的这些合法的额外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腐败，弥补俸禄不足的作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在个人的经济生活上得以体现。 五、通过王际华日记中所记载的经济资料可以看到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仅以日记中出现的物品的品种和物价而言，就远非一般平民所能消费，清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空间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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