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却不是互相冲突的。
“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狭窄。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范围里去。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首先，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作“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叮咛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越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干枯，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
“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像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画也不肯苟且。
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字是“到”字，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像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
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味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味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味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
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甑已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他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他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另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越丰富，生活也越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文章摘自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22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25年起先后就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美学批判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笔优美畅达、见解独到精辟而蜚声于海内外，为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科《新科学》等大量西方美学名著，为中国学术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朱光潜于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纵览中国近百年学术人物，朱光潜作为一代美学大师，其学术和人生在不少方面都是一个卓异的存在，呈现出与同时代学者颇为不同的风雅异韵，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一道亮丽风景。朱光潜一生著述宏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3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皇皇20卷，700余万字。中华书局正在陆续推出的《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新增佚文近百篇，多达30卷，总字数约1000万字。避开众多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不谈，朱光潜的撰述若从表达方式和阅读难易上分，大体可划为研究型和通俗型两类，即既有许多严谨扎实、脍炙人口的学术专著，也有大量通俗易懂、有口皆碑的普及读物。前者如《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评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后者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修养》《谈美书简》等。如果说，前者学术专著以开拓性、厚重感著称，那么，后者普及读物则以知识性、可读性见长；如果说前者以材料翔实、论证细密为特色，那么后者则更多呈现娓娓道来、亲切有味的风貌。近现代以来的著名学人，当然不乏重视和写作通俗读物者，如顾颉刚作《国史讲话》、艾思奇作《大众哲学》、朱自清作《经典常谈》、李四光作《中国地势变迁小史》等，均堪称“大家写小书”的翘楚。朱光潜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上述学者写通俗读物多半偶一为之，而先生却纵贯一生。从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到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谈美书简》，他毕生撰写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著作（翻译作品除外），都是典型的通俗读物。对此，朱光潜自己毫不讳言，他在晚年所著“自传”里说：“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青年写的。”朱光潜的通俗著述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出版已近90年，不仅是民国时期的畅销书，也是今天的常销书，曾扣动许多人的心弦。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当年就为其“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深深吸引，惊呼“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他说朱先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著名学者舒芜直到晚年都“很宝重它（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常常翻读”，认为“现在重看还会觉得是上乘的散文佳作”。
朱光潜通俗读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切实的话题、丰厚的学识、透彻的说理、亲切而优美的文风，应是其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通俗读物所谈论的议题，并非仅从书本中来、从已有概念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青年所关心或所困惑的问题中来。他以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广博的西学知识为基础，以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的解说为向导，带你走入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如何参与社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欣赏美和艺术、如何成就精彩人生等浅近而又幽深的堂奥，字里行间无不透逸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神采。朱先生不同时期写给青年读者的书，当然有寸长尺短之别，但总体看都相当精彩，与其说是通俗读物，不如说是说理散文。通俗读物与说理散文无疑有许多交叉重叠，但也有一定的楚河汉界。如果说，通俗读物主要着眼于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简明介绍，或是对社会人生道理的一般讲述；那么，说理散文则在传授知识或道理的同时，更注重将作者个人对生活的体验、情感和思想，以优美畅达的文字表达出来。朱光潜曾反复说：“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这就是说，他的通俗读物并非只是知识的罗列、材料的堆积和常理的叙述，而是注入了自己诸多切身的感受和独到的体悟，加上其文笔有行云流水般随物赋形的本领，因而在给人许多人生启迪和感动的同时，还给人带来欣赏美文悦心明智的享受。考察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尚没有一位像朱光潜这样，既在学术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硕果累累，又在通俗读物领域辛勤劳作，成就斐然。他的通俗读物远离简单应时和浅薄粗陋，并非学术专著以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具有很高独立存在的价值——对他自己而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堪称熠熠生辉的亮点；而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来说，则是产生广泛影响的佳作，可谓不可多得的珍品。他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写作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既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两者彼此影响，取长补短，不仅使高头讲章的学术专著呈现明晰好读的散文风貌，而且使面向青年的普及读物彰显言简意深的学术胜境。渊博精深与通俗易懂，似乎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然而在朱光潜身上却得到完美统一。朱光潜在20世纪40年代曾这样总结自己写文章的特点：“我的写作风格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清醒流畅上做功夫，想做到'深入浅出’四个字。”我以为，做学问和写论文之妙，即在于深入浅出。只有入之深，才能做到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入之不深，则难免生吞活剥、捉襟见肘；只有入之深并出之浅，才能做到举重若轻、言简意赅，而出之不浅，则难免艰深晦涩，让人望而生畏。庄子曾描述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技术纯熟、工多成艺的故事，做学问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其境界庶几可近似之。
朱光潜做学问起步早，起点高。1921年，他24岁，还是香港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大学生，就在当时全国标志性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处女作《弗洛伊德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同年，他还在很有影响的期刊《改造》上推出《行为派Behaviourism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一时颇受关注，可谓一鸣惊人。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直至1986年仙逝，近千万字文质俱佳的论文、专著和译作等，如倾泻而下的瀑布，源源不断地流入现代学术文化的深潭大泽，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激起飞溅浪花，荡漾天光云影，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画卷增添新的七宝楼台，开拓了学术文化的新境界。青年朱光潜跨入学界，并非仅从某一学科谨慎试步，单线作战，而是一开始就多路进发，多点突破，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爆发力。在心理学领域，除上面提及的研究弗洛伊德和行为派的文章外，他还发表《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3年7月）等系列论文，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1930）、《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两部专著。...高觉敷先生堪称心理学泰斗，这里所说的三个“第一”，足以表明朱光潜在我国心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美学、文艺学领域，朱光潜更是出手不凡。1924年面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对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含蓄特征发微抉隐，钩深致远，曾让朱自清、夏丏尊等啧啧赞叹。1927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以《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为题的三篇论文，分别系统评述法国圣伯夫（Sainte Beuve）、英国阿诺德（Matthew Arnold）、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为我国学术界首次掀开欧洲美学和文艺批评代表人物的面纱。随后，他不仅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1935年），还在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谈美》（1932年）、《文艺心理学》（1936年）两部专著。...在比较文学领域，朱光潜1926年发表的《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揭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源头到流变的不同特征，并对其差异及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还以《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2期，1935年10月）等系列论文，对中西文学的异同特点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他最富“独到见解”的专著《诗论》，既用西方诗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又用我国诗话及创作实践来阐释西方诗论，在中西比较互释中提出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说，被著名学者张世禄誉为是接受外来影响“近于消化地步”的“惊世之作”。我国首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称朱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绝非言过其实。
在教育学领域，朱光潜20世纪20年代曾发表许多有思想、有锋芒的论文，如1922年3月30—31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的《怎样改造学术界？》，针对当时思想文化教育界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精神改造、环境改造、人才培养等诸多措施和办法，表现出少有的改造教育和社会的睿识与激情。紧随其后发表的《智力测验法的标准》（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1922年5月）、《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教育杂志》第14卷第12号，1922年12月）等等，借鉴西方教育的成果及理念，为中国教育发展吹进新鲜空气。以上描述，仅是对朱光潜早年闯荡学界矫健身影的简略勾勒。...通览他的著述，尤其是他毕生专注的美学研究，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从选题到观点、从材料到论证，或介绍西方学说，或阐述一家之言，均可见出别具之慧眼和独到之匠心，而其所引证材料，要么直接译自西方原著、要么发掘于中国典籍，绝难窥见与别人相似或雷同之处。...但不论社会思潮如何变幻，他多能立足于学术前沿，悉心研究，坦率发声，铺路架桥，嘉惠学人；他的研究成果，多发人之所未发，常处学术先锋，却从未流于偏激，实事求是，表率群伦，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同辈学人中罕有可与比肩者。一般说来，开路先锋多探索摸进之功、冲锋突破之力，而稳坐中军的将帅则长于运筹帷幄，专于排兵布阵。朱光潜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嫁接中国传统之木，不断开辟新论题、提出新观点，其开路先锋作用显而易见。然而，他从不以先锋自诩，更不以北大名师和学术名家的身份招徒聚众，摇旗呐喊，颇有龚自珍所说“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仪。不过，朱光潜不立门户、不拉山头，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沾溉学林、泽被众生。读中国现代美学史，朱光潜既是开疆拓土的勇士，又是深孚众望的将军；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的形象，在他身上赫然并立又融为一体。
朱光潜先生的一生，在时代涡流的挟裹下，载沉载浮，屡经坎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坚韧定力的大学者，先生面对时代巨变，调整心态，积极应对。...美学大辩论的揭幕文章，就是朱光潜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在该文里，他否定了自己民国时期的丰硕学术成果。不过，他对涉及到核心学术的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明确说—— “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美学大辩论中有近百位学者直接参与论战，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近三百篇论辩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剑指朱光潜。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朱光潜坚持在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低三下四，而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他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秉笔直书，推出《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十数篇宏论，指出参加美学论辩者，虽然主观意图上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可思想方法上却犯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毛病。朱光潜曾幽默地称自己是美学大辩论中的“众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马瞄准射击的“靶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用特种防弹材料制成的“靶子”，实在不容易击倒或打穿，而许多唇枪舌剑批判他的人，却在对这个“靶子”反复追踪打击中，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名声。...朱光潜先生作为年过半百跨入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人生大落大起，学术毁誉交加。他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身处困境而不失未来信念，仍坚信学术力量。他为学不断寻求，注重吸收，在处理政治与学术等种种繁难问题上，有变化更新，也有执着定见；愿意修正错误，亦敢于坚持真理。而在这执着与变化、定见与更新、修正与坚持之间，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保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和学术坚守，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彰显了一代美学大师的睿智人生和学术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