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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北京的“三山五园”，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总有讲不尽的文化话题。“三山五园”以自然景观为基石，融合人文艺术建成的皇家园林，堪称中国古代园林的最高典范，也是世界造园史上的杰作。可以说，“三山五园”体现了中国政治、经济、水利、建筑等丰厚的文化底蕴。 那么，“三山五园”到底指哪“三山”和“五园”呢？ “三山五园”的概念刍议“三山五园”具体指什么？在史地界、民俗界对“三山五园”具体所指的看法很多。关于“三山”的所指目前分歧不大，即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而对于“五园”的认识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在建筑史学界普遍认为，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三座山上分别建有的“静宜园、清漪园（即今颐和园）、静明园”，以及附近的“畅春园、圆明园”，这一观点来自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建筑史学家孙大章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清代卷）》。另外，在史地民俗界则认为，“三山五园”是对京西一带皇家行宫别苑的民间概称，即“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以及周边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畅春园、西花园”八座园林。不过，在北京民间还存在一种观点，“五园”即“淑春园（也称漱春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熙春园（也称春和苑、春熙院、清华园）”。其观点主要理由认为，“圆明三园（即圆明园、长春园、猗春园）”及附属的“春和苑”，在乾隆后期至嘉庆朝陆续拆分为“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而熙春园则在咸丰年间被拆分为“熙春园、近春园”，所以有的园林历史较晚。另外其理由说，古代清朝的“三山五园”都是供皇帝游幸的行宫，譬如，为皇太后居住的园林“畅春园”尽管名声显赫，但也不应包括在内。不过，当代史学者赵连稳教授则认为此种说法并不准确，“行宫”具有临时居住的性质。词典解释“行宫”，指古代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也指帝王出京后临时寓居的官署或住宅。在清朝（1644年—1911年）存在的268年间，清帝有200余年“园居理政”。于是，他认为，“三山五园”是清朝的实际政治中心，是园林中的紫禁城。 2012年1月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史地学者朱萌先生编著的《三山五园图·清代北京》，这是根据绘制于1904年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复制，是一幅精美的秀丽山水画卷。笔者在查阅后看到有这样描述，“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其中“三山”是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五园”是“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而当代民俗史地学家、海淀区政协原主席张宝章先生研究了几十年海淀风物历史，他认为，“三山五园”是指，“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圆明园、畅春园”。山和园不应该分开，说万寿山其实就是指清漪园；说逛万寿山不只是登山，主要还是游园。可见，朱萌先生、张宝章先生的“五园”观点与《中国古代建筑史（清代卷）》所描述大体是一致的。 为何学术界和社会上会对“五园”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一是说明京西一带皇家行宫、离宫别苑众多，社会民间的认识自然有所不同。二是历史的演变对于园林的保护及历史的存失、修缮，在社会的影响力差异自然存在歧义。三是对园林的概念认识，以及历史、规模和结构认识理解不同，其存在歧义也成必然。 那么，我们如何去弄清“三山五园”的所指呢？ “三山五园”的来龙去脉要弄清还须从概念入手，从历史、史地民俗演变发展去搞清概念的来龙去脉。我们先看看“三山五园”形成以及演变的历史—— 我们知道，北京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是五朝古都。其西北郊区泉水丰富，风景秀丽，早在金朝已在西山地区建立了名为“八大水院”的八处离宫，即国都之外为皇帝修建的永久性居住的宫殿，也泛指皇帝出巡时的住所。明朝时在西山又营建了多处带有园林的寺庙和私家园林，最著名的是外戚李伟的清华园（清朝为畅春园，与今清华园同名异地）和米万钟的勺园（即今北大校园内）。明时因存西北边患，并没在西郊大修皇家园林。清军入关后，因游猎民族文化影响，皇帝不喜久居皇宫，喜寻风景优美之处游居。据记载，清军入关的首位皇帝顺治帝，常居于南苑和皇城的西苑，而康熙帝即位初期的公元1680年，便将玉泉山南麓改为行宫（即古代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命名为“澄心园”，并在香山寺旁建立行宫。公元1684年，康熙帝又在原清华园废址上修建了畅春园，成为北京西郊第一处常年居住的离宫。在畅春园周围为各皇子和宠臣的赐园，著名的有圆明园、自得园、水村园等。可见，清朝入关初期，因为受到满族游猎文化影响，行宫、离宫住所都是皇帝“园居理政”的场所。 到了公元1725年，即雍正三年，雍正帝将圆明园升为离宫，并着手开始扩建，将其面积由300亩扩大了10倍，成为了“圆明园二十八景”。乾隆帝即位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园林兴建。公元1737年，即乾隆二年便将“圆明园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在公元1745年，即乾隆十年，又在圆明园东边开始动工修建长春园。同年，乾隆帝下旨，在西郊香山开始修建静宜园，建成“静宜园二十八景”。公元1749年，即乾隆十四年，乾隆帝为向其母孝圣宪皇后祝60岁大寿，在瓮山（后改名万寿山）兴建清漪园，瓮山泊命名为昆明湖，至公元1764年建成。与此同时，乾隆帝对太后居住的畅春园进行大修，在其西部增建西花园，为皇子读书居住之所。公元1750年，即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下旨扩建玉泉山静明园（公元1692年由澄心园改名而来），便将玉泉山全部圈占于公元1759年建成，成为“静明园十六景”。到了公元1760年，长春园北部西洋楼景区竣工。公元1769年，乾隆帝将圆明园东南若干皇子和公主赐园收回并为绮春园。 从以上历史发展脉络看，在乾隆帝执政期间“三山五园”工程基本完成。由此，形成了皇宫的西北郊区蔚为壮观的离宫御苑与赐园。在全盛时期，自今日的海淀镇至香山，分布着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畅春园、西花园、熙春园、镜春园、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弘雅园、澄怀园、自得园、含芳园、墨尔根园、诚亲王园、康亲王园、寿恩公主园、礼王园、泉宗庙花园、圣化寺花园等90多处，园林连绵20余里。 公元1796年2月9日，清仁宗嘉庆帝即位后，清朝国力逐渐衰落，已经无力增建新的园林。到了道光年间，道光帝甚至令撤除三山各宫殿的家具陈设，等于把离宫御苑与赐园给废了。到了咸丰执政时期，公元1856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公元1860年，即咸丰十年，英军将西郊各园林悉数焚毁。到了同治年间，曾计划重建圆明园，为此拆除了周围附属园林中幸存建筑的木料，但终因财力窘迫而被迫搁置。公元1875年光绪帝登基，1884年清政府集中力量重修清漪园前山部分，改名为颐和园。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虽然未对颐和园加以破坏，但窃取了园中大量文物陈设，圆明园内的残存建筑和树木也被哄抢殆尽。 清朝灭亡后，颐和园被列为皇室财产，对公众开放。1924年后由北平市政府接管，改为公园，但不少院落被改为私宅。香山静宜园遗址在清末被皇室赐给教育家英敛之、熊希龄等人，用于开办学校。民国时期香山多处地方被北洋政府官员圈占，兴建别墅。圆明园遗址中残存的石雕、栏杆、太湖石、围墙、砖瓦被移走兴建花园、坟墓（张作霖、谭延闿等人墓地均使用了圆明园石料），部分华表、石狮、假山湖石被移置于当时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正阳门、新华门、中山公园等处。畅春园残留遗迹也被搬运一空。圆明园周围各附属园林及亲王赐园，多转卖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及民国显贵富商，部分园林保存至今。 那么，“三山五园”之说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三山五园”既是历史的概念，也是民俗的概念，更是个社会现实的概念。“三山五园”最早记载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一年。在清朝工部左右侍郎鲍源深所著的《补竹轩文集》中写到，“九月初，夷人烦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微烬矣。”这是我们见到最早的关于“五园三山”或者“三山五园”的文字记载。而当代史学者赵连稳教授认为，“三山五园”的表述是晚清以后，至于“三山五园”之说在清代官方的史料中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目前见到的只有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的说法，这说明“三山五园”在清朝还没有共识。 今天，普遍认为，“三山五园”指“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对“三山五园”有如下文字表述，“……包括海淀区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及颐和园（即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这可谓是当今对“三山五园”涵盖内容的官方表述。 无论学者们如何去理解，但京西的“三山五园”留给北京城的重要文化遗产，应该进行科学的保护和利用。 “三山五园”的主要特征我们从《三山五园图·清代北京》的记载所知，“三山五园”始建于清康熙时期，兴盛于乾隆时期，大多被焚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自辽、金以来，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苑。 北京西部山区的河湖水网，自古以来就是这片土地的生存命脉，它滋养着青山、灌溉着农田、养育着世代居住于此的“北京人”。元定都北京以后，这片水系又成为整个北京城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乾隆时，为增加玉河水量以满足京城用水需要，同时为防洪及发展西郊水稻生产而大规模整治西山水系，河湖水系的改善，为进一步开拓西郊风景园林建设打下基础。 研究“三山五园”的布局则会发现，乾隆时期建成后的“三山五园”布局是有讲究的。有学者认为，清漪园的知春亭岛和玉泉山主峰定光塔、香山静宜园宫廷区形成一条东西轴线，这条轴线和圆明园、畅春园南北轴线的中心点交会。从玉泉山上俯瞰，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和清漪园鼎足而成，而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成为畅春园、圆明园和清漪园的借景。据说，乾隆帝在完成了对瓮山泊的疏浚以后，又继续疏浚玉泉山水系上游和万泉河上游的河湖水道，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形成了两个水系，即从西部山区东来的玉泉山水系和从巴沟低地北流的万泉河水系。 我们知道，玉泉山水系源于卧佛寺西北的樱桃沟泉水，这里是整个西山泉水的源头。在金元时期，玉泉山一带泉水涌流、泓澄百顷，统治者有计划地扩大、疏浚了玉泉山水流往瓮山泊的天然渠道。公元1757年，即乾隆二十二年后，修建了从樱桃沟至香山静宜园和由香山碧云寺水泉院东流的引水石渠，把西山泉水导入玉泉山静明园的涵漪湖，然后再注入清漪园的昆明湖，不仅解决了上游园林用水，而且解决了因为昆明湖体量扩大后对水量的需求，而从昆明湖流入圆明园的水则使清漪园和圆明园一脉相连。到乾隆二十九年，又对万泉河发源地万泉庄、巴沟一带诸泉与万泉河河道进行疏浚，使巴沟和万泉庄的泉水向北流入畅春园南面的丹棱沜，由丹棱沜流经畅春园和圆明园后，注入清河。至此，乾隆帝通过兴修水利，在北京西北郊建成了一个河湖水利网，把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畅春园、圆明园，还有周边其他一些附属皇家园林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西至现在的海淀区界，东到今清华大学校园，北起寿安山南麓，南达今中国人民大学西边的圣化寺泉宗庙，方圆几十里的区域遍布着几十座皇家园林，标志着京西皇家园林进入了它最鼎盛的时期。所以，当今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当年，乾隆帝通过兴修水利、新建清漪园等园林，意在将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打造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设计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体现了“大一统”天下观和“重农务本”“兴黄教以安蒙古”“以孝治天下”等基本国策。上述可知，在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域形成的过程中，乾隆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下令兴修京西水利的同时，修建了清漪园，并且对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的其他园林进行了扩建和新建。可见，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的形成与整治西山水系密不可分，这是“三山五园”的一大特色。 其二，水山相连，山水园林，构建出这样一片规模宏大、如诗如画的皇家园林风姿。当今不少学者认为，历史上“三山五园”是不可分的整体，把山和园看作互为对应，山园重叠、山即是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是“三山五园”的又一大特征。 其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相融合，汲取中华各地园林文化之营养构建而成。以水为主题的园林造景，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的圆明园；以山丘连绵起伏、林木纵横繁茂等自然景观以及山林野趣荟萃、民族建筑风格相融合构建的静宜园；以泉水林景、“一池三岛”，享有“塔山”之誉、“玉泉趵突”之称的静明园；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点景山水园的清漪园；以追求自然朴素的造园风格，融合了江南园林和北方宫廷园林特点的山水建筑的畅春园。 其四，宗教文化为“三山五园”的建造补充了丰厚的文化养分。在京西群山之中，自唐到明清时期，也形成了一片著名的宗教文化区，其中的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寺等是北京西北郊地区出现宗教文化的最早见证。始建于唐代卧佛寺、始建于金代的香山寺和碧云寺等成为西郊地区最早由帝王敕建的寺庙；元明清时期，佛教和道教十分盛行，建造了不少寺庙和道观。这些寺庙和道观为“三山五园”的建造提供了丰厚的宗教文化养分。 其五，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内涵，不少文人墨客也前来遍览胜境，吟诗赋词，泼墨行文，留下了不少吟咏诗词。譬如，元代著名文士张养浩的《游香山》，明代著名诗人谢杰的《西山望紫气》、李东阳的《游西山记》以及倪岳的《游瓮山诗序》等，清初学者朱彞尊的《西山秘魔崖题名》和名士宋荦亦的《卢师山歌用东坡游径山韵》《秘魔崖晚坐》等等，这体现了京西地区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自己特色和历史文化，这是城市的灵魂。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里所确定的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将重点抓好“一核一城三带两区”。它指出，“西山文化带”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展示交流窗口，是北京文明之源、历史之根、文化之魂。覆盖了从史前至当代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众多，文物保护单位级别高，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市级等各级文物保护400余处。2021年4月2日，《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中规定，恢复颐和园西侧京西稻景观；建“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实施功德寺、颐和园西侧三角地、东西红门、西水磨等地区历史景观恢复；建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工程等。 总而言之，“三山五园”作为北京西郊珍贵而富有代表性的物质遗产，可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中国园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建筑史、园林史和城市发展史上，也有深远影响，被誉为“世界最早认知中国造园艺术的窗口”，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些建筑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责任。 来源：《工会博览》2021年26期，作者艾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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