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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朗·奥兹译介 文/倪志娟 莎朗·奥兹(Sharon Olds)，1942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洲的伯克利长大。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她于1972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奥兹的目的并非做一个学者，博士阶段不过是她人生的一个过渡阶段：站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台阶上，她发誓要成为一名诗人，即使为此放弃所学的一切。幸运的是，奥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非如她所想象的，是必须被牺牲掉的东西。那段漫长的学习过程成为她艺术创作的先导，为她带来了人生阅历、心性以及艺术才华的积淀。 在读书期间，她刻苦研究过许多诗人，并作了大量模仿，当她全身心投入写作时，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37岁，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撒旦语录》。这本诗集赢得了旧金山诗学中心的奖励。在这本诗集中，她探讨了长久以来沉思的问题：一首诗应该写什么或能写什么？还有什么从没被写过？ 她的诗歌触及最多的主题是生活的戏剧性、死亡以及性爱，甚至更多是亲人之间的私密时刻。但是这些时刻在她的笔下并非充满温馨与和谐，而是隐含着可怕的裂痕。与这种阴郁形成平衡的是奥兹的宽容，她具有一种智者的心怀：看见了裂痕，但并不刻薄。她的诗有时显得尖锐、怪异、大胆，但总是充满了爱和深刻的意义。正如丽泽·穆勒所评论的：“她的绝大部分诗歌是可信而感人的，它们情感的强度不会干扰技巧。倾听奥兹，我们能听到一个自豪的、急切的、人类的声音。” 奥兹在诗歌中总会带入直接的肉体在场。肉体穿行于私人事件与社会事件之中，既是承受者，也是旁观者。因此她的诗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与生活、社会与个人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借助于肉体感受，她用个人题材创作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诗篇。 奥兹的语言简单直白，意象明确。对个人心里感受与肉体感受的坦率描写使人们经常联想到自白派诗人，比如安妮·塞克斯顿或者普拉斯，她的确具有她们的忧郁气质。但是奥兹显然没有她们内心那种疯狂似的冲突，她拥有坚强的理智，这或许是她的学习生涯和教书生涯（目前她在纽约大学教授写作课程）提供给她的最好防御：她能跳出诗歌描写的事件之外，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评判，去探究，去揭示。她始终清晰地保持着自己的诗人身份——即位于当事人和描写对象之外的第三者身份。正是这一特征，使她根本不同于自白派诗人，也摆脱了自白派诗人的狭隘性。 奥兹的诗刻意将时间与空间紧密结合，时间背景与空间场景构成了一个变动的精神世界。她往往首先在时间中展开一首诗，她的诗歌标题，经常直接使用时间作为标题，比如《我回到1937年5月》、《六月：十三岁半》、《1954年》等等。这些时间标题仿佛展开了一幅画轴，接着，是空间景象来填补空白，一个个场景、物体或者事件，异常鲜明地在画轴上移动，而且这些景象常常出人意料，甚至显得怪诞，给人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也是引起很多评论家争议的，是奥兹本人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无论是描写母女关系、父女关系、夫妻关系、还是性爱关系，她始终具有一种明确的自我意识。她敢于将任何一种关系放在审视的目光之下，发现其中的变形和分裂。因而，作为言说者的她，在诗歌中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女儿、母亲、妻子或者情人，而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一个性爱的分享者、一个评判者，她具备很多女性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主体性”。 在一次访谈中，奥兹这样阐述了她的诗学宗旨，“我认为我的作品容易理解，因为我不是一个思想家。……我用我的感觉写作……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日常生活感兴趣。”她又补充说，我们“不能要求一首诗在它的口袋中装着许多石头。只需要作为一个日常的观察者、生活者和感受者，让经验经过你，通过胳膊，从身体里出来，没有变形地呈现在纸上。” 奥兹的诗歌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使她成为健在的销量最大的诗人之一。为她赢得全国书评家奖的《死者与生者》的单行本已经售出几万册，而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一版再版。她自己将这种成功部分归之于纯粹的运气。“无论是谁，只要可以做事就是幸运的。”她说，“这意味着，受到足够的教育，有足够的安宁，足够的时间，足够的一切，你能坐下来写作。有些人的生活并不具备这种条件。有幸能够从事创作，就要努力，不断努力。”这是奥兹在诗歌之外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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