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春先生认为小说史不同于其他“史”，既没有“进化”一说，也不必按时间线追溯。“不同时代的小说家有幸能启示出他对人类处境的新看法，又找到了一个表述此一看法的独特形式，这个小说家便成为小说这门艺术的起源——无论他出生于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后，无论他是否代表了哪一个'当世’，也无论他'肖与不肖’，更无论他承袭因蹈或旁行斜出于什么传统。” 他觉得小说的本体论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很简单：“它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小说被写得中规中矩的时候，当小说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当小说只能阐扬人性世情的时候，当小说必须吻合理论规范的时候，当小说不再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的时候，当小说有序而不乱的时候，小说爱好者或许连那轻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说也就死了。” 这本文学理论书写得相当晦涩，小说的体系、修辞、指涉、主体等等专业术语不说，还有小说的“显微镜、索隐图、疯人院、走马灯、洪荒界......”等等作者发明的专有名词用来解读小说。大概刻意如此，让人常常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确定自己是真的理解了。 通常解读小说从主题开刀，张大春先生提醒我们“向小说索讨'主题意识’之健康、'主题思想’之正确当然是一种检查制度的延伸。”“主题没有健康与否、正确与否甚至深刻与否的问题，它只有完整与否以及经得起重复和展开与否的问题。” 用来解释文学理论的作品倒是多样，并且如果阅读广泛且自己在写作思考的话，多有恍然大悟之处。比如寓言的作用：“当一则寓言所指涉的寓意是如此可移易甚或可反转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将之视为一种教训或真理的载体？”寓言“只不过是寓言作者或编者为了让一个现实世界中无法存在的荒怪故事能够和现实世界有较多的'意义上的联系’而设计的言说而已。......在这里，寓意未必要表述一个真理，它的存在即是让读者承认荒怪故事因具备了意义而拥有了正当性而已。” 对我所钟爱的《动物农庄》《一九八四》的批评，是借昆德拉之口完成的：“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读物）......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此一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至于缩减的东西，是“生活结实而琐屑、平庸又巨大的细节”、是“溢满平庸生命饱和丰盈细节”的“窗口”，是“极为无诗意的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奥威尔的小说里没有这样的窗口和诗。 这一章是典型的“张大春式”论述，象诗一样含蓄又艰涩，可是一旦领悟一二，满足感油然升起。 我想这批评是有道理的，明明有比纯政治更好的写法：“在善恶之间、在是非之间，还有多么繁复的、不厌精细的、不被视为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无结局亦无解决的生活细节。这种生活细节的描述使读者无暇奔赴复仇、结婚、死亡、救出公主或打败异族，而不得不盘桓逗留——小说于焉成为思索的教育。” 此外，对左拉小说中时间线的解密，也可用于其他作品中：“他把故事的一头一尾先展列出来，形成一个让读惯了'欲知结局如何’故事的读者的错愕的序场。小说一旦不再推向'结局如何’，读者就不再紧紧追问后来如何，而是好奇于何以如此，读者也因之而摆脱了时间的轴线，以缓慢或近乎于无时间感的速度读《洗澡》故事的第一段。” 作家还不必爱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契诃夫对耽溺于自卑的小人物的嫌恶不亚于他的同情。在充满'时代巨轮’辗痕的19世纪末流行思潮洪流中，这样的嫌恶很可能被当作欠缺道德或思想的表征，欠缺怜悯、同情与爱的表征；这样的嫌恶需要勇气。” 在“小说的离心力”一章中，对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雨蛙》的分析精妙绝伦，故事情节中好的离题“必须和上下文无关”，必须是“一个意外的、即兴的、足以让人分神的窗外风景”，这样的“离题是一个美学手段，也是一个叙述功能。强行为美学手段和叙述功能寻绎出它们和小说寓意之间的联系，反而是在诬陷小说作者刻意经营意义结构手段之低劣，同时炫示了评者冗赘的巧辩和机智而已。”这种美学，也颇象诗一样，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如果是悲剧呢，作家会设计预言，加深悲剧，就象索福克勒斯所说：“只有在观众知道且相信不幸终将发生并目睹其发生过程时，悲剧始得成立。” 回到开头，“回首还不那么遥远的百年前后，我几乎想不出不是评论家的诗人，也想不出不是诗人的评论家。他们寻常的阅读，即是学问的积累；他们寻常的写作，亦即是相互的商量和培养。”做不了诗人和评论家，可这种境界仍然让我神往。 文/阿简 编/阿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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