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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月6日《读吧》）1982年，钱锺书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解题：“这原是我三十五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这个“片段”就是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朗费罗〈人生颂〉一诗早期中文版本》），而计划中的“小书”，则胎死腹中，再也无法问世了。 梁实秋先生有两个宏愿：用英文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中文写一部英国文学史。梁先生不仅完成了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而且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词典》。林语堂先生用英文撰写了《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瞬息京华》（亦译《京华烟云》，书名四个平声字，不讲究）《红牡丹》《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等，还主编了《当代汉英词典》。同样是精通英文，钱先生的外语似乎没能充分利用。 20世纪30年代初，陈衍对钱锺书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挺好么！”（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兜兜转转二十年，钱默存不情不愿又回到了中国文学，那西方重要的六七种语言不是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了吗？早知如此，还不如学日语和梵文——西天佛教经典影响中土两千年，而东邻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钱锺书《诗可以怨》）。《管锥编》评述的十部著作之四《史记会注考证》，就是日本人泷川资言编纂的。 《管锥编》评点了十部中国古籍，如果钱锺书再用洋文批注十部西方经典，如他经常引用的《解忧论》（《忧郁的剖析》）《堂吉诃德》《蒙田随笔集》《罗马帝国衰亡史》《古希腊诗选》、莎士比亚、克罗齐、弗洛伊德、利奥巴迪等，钱槐聚的学贯中西就更有说服力了。用英文写研究西方文学的著作，有开疆拓土之功、追本溯源之效，毕竟懂六七种西文且对文学极富兴趣和鉴赏力又文笔独特，实在太难得了。而用母语写本国文学研究成果，好像“小数点后面加几位数”，属于“接着说”的锦上添花，别人也干得了，并不是非你不可。钱子泉、钱宾四、钱梦苕等人不用懂那么多西文，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成就谁能否认呢？又有谁不承认他们是那个领域的大师呢？ 《钱锺书手稿集》分三种：《容安馆札记》（三册）、《中文笔记》（二十册）、《外文笔记》（四十九册，包括一册索引）。杨绛先生说：“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从册数上说，外文笔记比前两种笔记之和的两倍还多，不知杨绛先生是否指中文笔记原来的规模，因为1952年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改造”时，钱锺书风闻学生可以检查老先生的日记，自己放言无忌，隐私的东西毕竟不宜公开，就赶紧把笔记中的日记剪下毁掉，“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就像不再有创作小说的兴致和冲动一样，把写日记也戒掉了。世间因此缺失了与《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胡适日记》类似的名流学术心灵史、社会生活风云录。虽然“咳唾皆珠玉”，但身边没有爱克曼那样的记录者，没有留下《歌德谈话录》似的自由随意包罗万象的作品。钱默存仙逝后，杨绛先生又毁掉了友朋来往书札及钱老没完成、不成熟的作品（包括十七册留学前的日记），女儿已先老伴一年去世，名副其实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三万四千多页、二百多个笔记本、四十九巨册《外文笔记》几乎是白做了！“没用了”！ 学识不如见识，见识不如常识。倘若你不能主动争取自己想要的，就只能被动接受别人所赐的。俗话说“人定胜天”，那个“人”到底是谁？除了极少数豪杰枭雄，又有几人能逃脱浮萍的命运，即使你有泰斗的潜质，那又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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