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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辉煌，壮丽)”、“melancholy(忧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侮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从《小团圆》起，张爱玲的作品一再引发海内外“张迷”的关注，《同学少年都不贱》、《重访边城》、《张爱玲私语录》、《少帅》，这些作品的出版无疑成了张爱玲文学世界的珍宝，给“张迷”们带来了福音。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人在推动，即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宋以朗以宋家三代人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现代文学名家的交往，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精心考证，抽丝剥茧，为我们拨开了一道道文学史的迷雾，带来许多“意外的惊喜”。 宋家三代串联起的现当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上不乏著名的沙龙，如曾朴的“曾家客厅”、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邵洵美的“邵家客厅”等。但“宋家客厅”在大半个世纪里一直处于变换的状态，宋家三代人凭借丰裕的家境、丰富的藏书、高明的文学品位和眼光，宽厚热心的人情，对许多作家予以帮助和鼓励，建立起浓厚的交情，留下了大量的家族信件。 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生于清末，曾赴欧洲游学，精通拉丁语、古希腊文、法语、意大利语、英语等六七门语言，对欧洲戏剧有着精深研究，一战后将在欧洲搜罗的各种外文戏剧书籍3000多册带回中国，藏于青岛的“褐木庐”，后来捐献给燕京大学，成为我国早期欧洲戏剧研究的一批宝贵资料。宋春舫也成为我国最早的西方戏剧研究专家，并与毛姆成为至交。 宋春舫曾任教北大，后在杭州建春润庐，当时的北大许多教授，如蔡元培、徐志摩、蒋梦麟、熊十力、马一浮等名人都曾在此聚会、下榻，或举办文艺活动。 宋春舫之子宋淇曾以“林以亮”等笔名发表过许多评论文章，跟吴兴华一起办《燕京文学》杂志，并在抗战期间排演话剧。宋淇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品鉴能力，因此被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多位文艺、学术界名人当作知音。迁居香港后，宋氏夫妇长期为电懋电影和邵氏电影两大公司做编剧指导，是当时香港电影编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宋淇因病退出电影界，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从事《红楼梦》研究，并创办文学杂志《文林》。 宋以朗认为，父亲宋淇一生事业跨越诸多领域，在评论、戏剧、电影、翻译、红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成就，虽终究没能持久地在某个文学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评鉴和推动之功，这是很少为人所提及的。 《宋家客厅》以宋春舫、宋淇、宋以朗三代人，尤其是宋淇先生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生平经历和人际交往为线索，串联起了诸多湮没在历史中的细节，使得此书具有较高的文学史料价值。 统计学博士出身的宋以朗从儿时的记忆以及与父母生前的交谈出发，通过相关史料和家中所藏的通信中发现许多蛛丝马迹，缜密推敲和考证说理的功力，比起文学教授不遑多让，给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材料。
宋淇于1942年与钱锺书相识，此后一直被钱锺书视为知己，宋家开派对时，钱氏夫妇、郑振铎、傅雷等都是座上客。上世纪70年代末期，钱锺书与宋淇书信往还，10年间通信138封。宋以朗通过整理、解读信件中的文字，展示了钱锺书鲜为人知的一面。 根据宋以朗展示的手稿，钱锺书不仅有着高超的外语语言水平，在通信中喜欢穿插各国外语，尤其喜欢使用谐音、双关等文字游戏，生动显示出其渊博的学识、幽默讽刺的风格、独特的智慧。而对于向来传言钱氏夫妇与张爱玲之间的嫌隙，宋以朗在驳斥了一些荒诞的网络文章之后，也持审慎态度，留待读者自己判断。 宋以朗指出，傅雷于1944年以“迅雨”的笔名发表文章批评张爱玲小说《连环套》，张爱玲直到30年后才知道是傅雷的手笔。张爱玲晚年重版作品时也认为《连环套》“确实写得坏”，在无形中认同了傅雷早年的批评。至于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之间的关系，宋以朗先生根据张爱玲的提示，在仔细研究了傅雷的传记、傅雷子女的回忆录，并搞清傅雷与妻子朱梅馥、音乐家成家榴之间的感情纠葛之后，一一对应了小说和原型事实符合与抵牾之处，论证出后来张爱玲觉得《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的原因是张爱玲为了避嫌，以至于“有失真实”的结果。 宋以朗还揭示了父亲宋淇在燕京大学期间的同窗好友，享有神童、天才美誉的诗人、学者、翻译家吴兴华的史实，指出吴兴华有着成为“另一个钱锺书”的天赋，并在外语、诗歌、学术和翻译上有着非凡的造诣，后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能赴美留学，此后逐渐消沉并英年早逝，展示出吴兴华和宋淇相知相惜、不分你我的可贵友情。 一部较完整的张爱玲“后传” 关于张爱玲的部分是《宋家客厅》最为读者喜爱，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家中去世，根据其生前遗嘱，宋淇、邝文美夫妇为其遗产继承人，不久张爱玲的14箱遗物就到了宋家。除了向美国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台湾皇冠出版社赠送了一些手稿、衣物之外，宋家还留存有600多封与张爱玲的通信。宋以朗表示，他正在细心整理，未来有望将这批书信出版。 宋淇夫妇去世之后，此前并非文学研究者的宋以朗开始慢慢介入这批历史遗物，并发现了大量的真相。“我家里有几十本张爱玲的传记，因为每出一本我必定会买，想看看他们写得有多靠谱。结果往往看到一些事实错得一塌糊涂。” 宋以朗表示，“张学”兴起之后，关于张爱玲的一些误读和谣传蔓延，尤其对其晚年的生活有着许多不堪言论。譬如“晚年凄惨”、“死后留下大笔财产”等等，宋以朗根据档案材料，还原张爱玲逝世前后的始末，甚至连日常生活习性、去世时身下垫的“蓝灰色的毯子”等都力求精确，还列出遗产处理前后的各项法律清单，描画出张爱玲晚年清淡洒脱、悠游自在的生活状态。 正如本书的辅助作者陈晓勤所说，宋家所保存的大量遗物和信件，经过宋以朗的整理、考证，对张爱玲的许多史实进行了校正，他扮演了一个“谣言粉碎机”的角色。 除此之外，宋以朗在数百封信件中爬梳勾连，严谨考证，揆情度理，以半个当事人的身份推断张爱玲中后期作品的创作渊源、心理和过程，被陈子善誉为“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 书中还分析了譬如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一直存在争议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问题，作者根据大量的一手史料和自己的分析论证，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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