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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叫李毓玮，后来在部队改名为李和，曾经也想改名为“李毓瑜”或“李毓琦”，但不知为什么后来还是放弃了。 父亲一生大部份时间是在部队里渡过。我所记得的是开始在54军（驻重庆），后来在贵州龙里县人民武装部工作，开始担任武装部的副政委，后来担任政委和县委常委。我就是在那时经常被人作为“李政委的儿子”提起和认识的（我有一位姐姐，一个妹妹，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 然而父亲的身份带给我的却是许多苦涩的东西。 回忆起来，在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中，一直比较欠缺的是来自父亲的温情、关注和认可。这种欠缺造成了我后来的一些性格缺陷。而最严重的是：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种缺陷的存在。 父亲本来就不是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在和我们的相处当中很难表现出温柔的一面。大约是在我进入青春期以后独立意识开始增强，对很多事情开始反抗，我也开始受到来自父亲的压制和严厉的对待。 那时我们的精神生活比较贫乏，处于求知欲旺盛时期的我把阅读当作我的最大快乐和精神寄托，我把我的大部份时间都用在在阅读上了。可是不知为什么父亲并不喜悦我的阅读行为。他从来不过问我的阅读生活，也不与我讨论我所读过的书籍；他从来没有为我借过书，也不怎么为我购书，唯一记得的是只为我买过一本《工农兵美术手册》（该书也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更伤害我的是他有一次竟然骂我是“书呆子”。 父亲不是出生于城市家庭，可是他的家庭在农村也不是没有文化的。爷爷解放前曾是教书先生，解放后是乡上仅有的两名医生之一，后来还当上了乡卫生院的院长。父亲在爷爷的安排下接受了教育，再加上父亲的勤奋和部队的培养（他曾经在重庆步兵学校学习），让他成为一名在部队中有文化的人（政委可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可以担任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对我的阅读生活采取如此敌视和冷漠的态度。当然，在那个特定的时期（1970—1981），他的有一些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有一些是他自己“发挥”的。 曾经我因与武装部大院的一子弟发生冲突，该子弟很有心计地组织和拉拢一帮孩子来孤立我，甚至陷害我。我也乐得不和他们来往，专心读自己的书。父亲看到这种状况不仅不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我所受到的孤立状况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批评我“脱离群众”（那时我只不过是在上小学和初中）。 总之，父亲的种种伤害使我使我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我总是受到压制的一方，尽管我采用各种方式来反抗父亲的压制，但结果是我受到更大的压制。到最后我只有采用沉默和不与他交流来对抗。 由于这个原因，在我后来离开贵州以后，我几乎很少对人说起我的父亲，更不用说主动介绍我是“李政委的儿子”。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响，我对自己的名字也作了改动（原来是李斌，也写过李兵），并在以后的职业选择中也受了一定的影响（没有进党政机关）。和父亲的对立关系曾经压制着我的内心，不愿意向人介绍自己的父亲对作父亲的和作子女的其实都是一种强烈的伤害。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打这个“美好的仗”。 当然父亲还是有他值得尊敬的一面：对工作严谨负责、对人尽管缺乏关心但却不卑不亢（我们没有见他讨好过谁、迎合过谁，）、在男女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清清白白、对于家乡的亲友充满温情。父亲后来回到家乡，担任广西商业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在他们学校，我又成了“李书记的儿子”。那时我开始慢慢地理解他，试着原谅他，我与他的关系也逐渐恢复；虽然没有达到十分密切的程度， 但我和他的关系已经不再使我困扰了。 2007年9月8日初稿 2021年10月31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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