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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历史上长期以来是中国重要的港口、海贸城市，有着“天子南库”之称。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的地位，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奠定。《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当时的九大“都会”中，番禺（广州）就占其中一席之位。《汉书.地理志》也提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汉代广州的商业繁荣和开放包容与秦代以来尤其是南越国时期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就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与外来文明进行初步的接触和交流，为日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重镇打下基础。 一 南越国的航海技术 岭南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很早就孕育出海洋文明的因素。山地多平地少、濒临海岸、河流众多的地形地势，让岭南的先民难以像中原居民那样建立起植根在土地上的农业文明，他们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江河和海洋。《淮南子》记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纹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越绝书》载“（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严助传》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行舟”。可见古代南越人带有海洋民族的特征。
史书的记载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印证。1982年，广州南越文王墓被发掘，在东耳室中出土了一件铜制提筒器，上面镌刻这一组越人航船的纹饰。 南越王墓纹饰铜器及其图案复原 这组纹饰由四艘船组成，船身呈弧形，两端高跷，船上有旗帜、鼓等物。每艘船上有五人，头戴羽毛冠，有的手持弓箭，有的持短剑，有的正斩杀俘虏，船尾有一人划桨，场面似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根据船上装饰着海鱼、海龟、海鸟的图像以及船中的弓形大橹来看，这四艘船很有可能是海船。根据人类分子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台湾原住民的先祖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渡过广阔的台湾海峡到达台湾岛。可见古越人具备了一定的远洋航海能力。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一处秦代到南越国时期的造船厂遗址。遗址由三处大型船台构成，据研究表明，最大的船台可造25~60吨的大型平底木船，船厂生产的船主要用于内河和沿海航运。此可证明南越国时期广州已拥有成批建造河海航运船只的基地。但此遗址自发现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处木质建筑遗址。是船厂抑是宫苑建筑，见仁见智，在此姑且不论。 秦代造船厂遗址 此外，1986年在广州东山发现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一件木制船模。船上前舵有十二个划桨的木俑，船后部是两层木楼，很显然，这是一艘楼船的模型。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汉代的楼船常用于跨海征伐，汉军在攻打南越国也使用过楼船，可见汉代楼船是一种可在海上航行的船。又据《汉书》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攻陷番禺时，“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显然南越国具备了出海航行的能力。 二 南越王墓中所见舶来品 南越国具备了海洋航行的能力，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与海外的交往成为可能。南越王墓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明证。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多件舶来品或是带有异域色彩的文物，其中有波斯风格的银盒、异域特色的金花泡、乳香、非洲象牙、饰花石髓珠等。 波斯银盒无疑是南越王墓中最引人注目的舶来品。银盒呈扁球形，盒盖、盒身都装饰着捶打而成蒜形交错凸纹，盒盖和盒身复合处镌刻有穗状鎏金带纹。这种风格不见于同时期的汉代器皿，在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的金银器却不难找到，如在伊朗厄克巴坦发现的薛西斯一世的铭刻金钵，以及苏撒出土的阿塔薛西斯的铭刻银器，都是此类风格。学界普遍认为，这件南越国时期的银盒是来自波斯地区的舶来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 汉代贵族盛行焚香之风，南越王墓也毫不例外的发现了随葬的香炉。值得注意的是，在香炉旁边发现了漆盒装着的乳香。乳香主要产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红海沿岸地区，中国并不产乳香。南越王墓中乳香的发现为南越国的对外交往又增添了一例。 在南越王墓的西耳室出土了一捆象牙以及一些象牙制品，象牙一共有五根，其中最大的一根长126厘米。南越国本土的象属于亚洲象，象牙较为短小纤细，与出土的大象牙的特征不同。经过对比鉴定，南越王墓的大象牙被确定为非洲象牙，不是南越本土所产，应是从海外流入。 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饰花石髓珠，这种石髓珠又被称为“苏莱曼玛瑙”，主要流行于波斯地区。考古专家麦英豪认为这件石髓珠来自南印度的黄支国。 此外，在墓主身上发现了32枚金花泡饰，泡体呈半圆形，上面焊有金丝图案和小珠，底下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此种技法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金银细工，而与西方的多面金珠上焊接小珠的技法相同。此技最早见于两河流域的乌尔王朝，此后流行于埃及、波斯等地。此种工艺出现在南越国，很可能也是从外来传入。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饰 伴随着金花泡饰出土的还有四片金薄片，上面镌刻着羊头纹饰，这种纹饰的金片常见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墓葬。这种带有明显的欧亚草原民族风格出现在岭南沿海地区，或许也与外来影响有关。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薄片 斯基泰人的金薄片
1995年，南越王宫遗址被发掘，遗址区发现了一处大型石构水池和曲流水渠遗存，是为南越王宫的御花园遗址。其中在水池区发现的八棱石柱、八棱石栏杆、门楣石板等建筑构件值得注意。这些建筑在同时期中国的古建筑遗址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八棱石柱，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等遗址中的八棱柱十分相像，与古希腊的石柱也比较类似。 南越王宫的八棱石柱
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八棱石柱
南越王宫水池遗址
希腊阿波罗神庙 此外，南越文王墓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室墓，而同时期的其它汉墓，诸如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都是土坑式墓葬。由于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墓中大量舶来品的发现，很难让人不会联想到这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南越王墓墓门
希腊迈锡尼狮子门 中国古代的建筑以木构建筑为主，而欧洲、西亚、印度等地则以石构建筑为主，这构成了东西方两大建筑系统。而广州的南越国遗址却发现有多处石构建筑，且与西方、印度的建筑有类似之处，这是值得注意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越南南部发现了相当于中国汉代时期的扶南国古城遗址，遗址为石构建筑，据考古学家考察，古城遗址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印度文明很早就传到了东南亚，中国汉代时期在今越南的扶南、林邑等国都是印度化的国家，而南越国的版图一直到达今天越南的中部，且中国岭南通往南印度的航线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已形成，所以不排除南越国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由于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南越国石构建筑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此推论可备一说。 结语 《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西汉时期中西海上交通道路的概况，其中提到汉武帝时期黄支等国已遣使来华，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这条航线已经非常成熟，距其形成已有相当一段时间。由此可推，在南越国时期，这条航线业已形成。正如冯承钧先生所说：“南海道之开辟,或在西域道之先。”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物证。可以说，南越国开辟了广州甚至是岭南地区对外交往的先河，是岭南对外关系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史记》 【2】《汉书》 【3】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 【4】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5】李庆新《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6】娄建红《汉代广州与海上丝路——探究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7】章深《广州:汉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 【8】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9】阎根齐《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 【10】陈广恩《秦汉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刍议》 作者：凯露酱（臭鼬）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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