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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30日 14:35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作者：庞双子 王克非 内容提要：语言之间通过翻译而相互接触并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理论研究，是国际学界近年关注的热点。本文对翻译和语言接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萌生期、成长期和拓展期作出梳理，重点解读和评述语码复制理论中尚待挖掘之处。以往对于语码复制框架的研究多集中在“语码复制”环节，忽略了该理论的历时意义和语体上的应用，未关注其改编性和创新性。本文着重挖掘语码复制框架在翻译中的语言产出及其创新层面，以及语码发展的动态机制，从新的角度解读翻译与语言发展关系的规律。本文认为，语码复制框架中的语体分析、翻译中的“创新”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语码复制考察，对于翻译与语言接触理论的建构，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语言接触/翻译/语码复制框架 作者简介：庞双子，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五四以来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与现代汉语语体发展的历时语料库研究”资助（20BYY020）。 一、引言 关于语言之间通过翻译而相互接触并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理论研究，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尚处于探索和建构阶段。关于语言接触理论，早期研究多建立在魏因赖希（Weinreich）、①豪根（Haugen）②等的研究框架之内。魏因赖希较早提出“介入”（interference）的概念，并认为“介入，在言语中犹如河流中的细沙；而在语言中，就像沉积于湖底的细沙”。③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流动性，而后者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融入和固化至目标语中。 一直以来，在语言接触领域较具解释力且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建构主要是托马森和考夫曼（Thomason and Kaufman）④的语言接触理论、约翰逊（Johanson）⑤的语码复制理论、海涅和库特娃（Heine and Kuteva）⑥的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理论等。近些年关于接触语言变体的理论也逐渐被应用到该领域，⑦增添了新的解释角度。这些理论之间有其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的侧重。翻译与语言接触理论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翻译是语言接触的一种形式，接触之后的语言变化会在不同语体的语言上有所体现。翻译语言及语体不仅受到源语影响，也可能对目标语言在语体上产生影响。语言接触及影响的理论研究，若忽视描述语言接触的社会文化情境，则会止步不前。因此翻译和语言接触的问题值得在理论上深入探讨。 二、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 从理论层面来看，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个分支。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一个媒介，会对原创语言产生影响。在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脉络中，随着双语者在口语语言接触中的作用被认识，翻译者在书面语言接触中的作用也逐渐得以彰显。 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自魏因赖希的著作（1953）问世以来，⑧不同语言之间的聚合现象逐渐受到关注，源语对于目标语语言的介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得以发展，人们逐渐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的角度来考察其运行的机制。⑨托马森和考夫曼对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作了归纳，并在其后的著作中对这种变化的机制进行了挖掘和系统化整合。⑩迄今为止，翻译和语言发展的研究其实从未停止，这为相关理论建构提供了基础。而随后以克兰尼奇（Kranich）等为代表的建立在较大规模语料的实证研究，极大地促进了该理论的发展。(11) 语言结构拒绝因语言接触而引起变化，这一观点似乎在很长时间得到了许多语言学专业人员的认可。这应是来源于索绪尔有关“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划分。(12)语言某些部分，如语音和词汇，由于外部压力而受到外界的影响似乎毋庸置疑，但是语法结构长期以来被认为不会因为外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即对这些变化具有免疫力。尽管近些年仍有学者秉持如此看法，但事实上，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认为，语法结构也可能因外力作用而逐渐发生些微变化。下文将对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作一简要梳理。 （一）萌生期 魏因赖希的《接触中的语言：发现和问题》通常被认为是较早对语言接触问题进行系统性探究的著作，也是该领域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之一。这部著作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对不同语言之间的相同之处作出比较。在此之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语言接触来解释语言系统之间缘何不同，即描述语言之间的差异。不过，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口语语言接触的研究，书中对书面语言接触虽有所提及，但着墨较少。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由于将语言接触的研究从个案分析导向了系统研究而备受关注。此项研究与跨语言的语言类型学相并立，但更多的是强调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语言之间的系统比较可以对两种语言之间发生影响进行质性和量化的统计。就实质而言，此类研究试图考察语言之间通过语言接触发生影响的制约性因素。 魏因赖希认为语言接触中的介入现象受到语言结构因素和非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非结构因素主要是：（1）表达者的整体表达能力和对两种语言进行区分的能力；（2）每种语言的精通程度；（3）对于所谈论话题的专业化程度；（4）学习每种语言的方式；（5）对于每种语言的态度，个性的还是固定模式的；还有（6）双语团体的规模以及社会文化同质性还是异质性；（7）对于混合语言的包容程度。(13)可见，魏因赖希对非结构因素的概括很强调双语者和社会文化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并未提及翻译，但是为翻译和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成长期 托马森和考夫曼、约翰逊等在魏因赖希著作的基础之上，对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进行了更为系统和详细的梳理，弥补了魏因赖希著作中的不足。托马森和考夫曼提到梅耶（Meilet）、萨丕尔（Sapir）、布拉格学派、魏因赖希以及现代生成语法学派的学者，索绪尔的继承者们试图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对其决定因素进行解释，但是都不大成功。(14) 托马森和考夫曼提到的语言“介入”现象包括两类，分别为借用（borrowing）和潜在介入（substratum interference）。(15)“借用”是指外来语言特征被这种语言的使用者融入本族语中，本族语仍然维持，但由于外来成分的添加而有所改变。并且认为最先进入一种语言的往往是词汇，之后随着语言接触时间的增长，结构借用也会发生，而这种结构的改变往往伴随着较为广泛的双语制。(16) 潜在介入，在托马森和考夫曼看来，是“在语言的转变过程中不完善的群体习得”。(17)这里的“不完善”并非指缺乏这种学习的能力，而是与习得者的态度或者目标语中有无这种结构相关。在这一类介入现象中，最先进入一种语言的往往是声音和句法结构。托马森和考夫曼进一步对轻度、中度和重度介入现象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了区分，并探讨背后的制约因素。如从轻度到中度的结构介入现象中，往往融入其中的是最能与目标语语言在语言类型上功能较为一致的成分；从中度到重度的变化中，部分转移的特征多是从语言类型角度而言对于目标语语言的显著创新。在他们的著作中，社会因素的作用得到强调，并且将语言接触的等级与其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18) 海涅和库特夫主要集中于从模型语言（model language）到复制语言（replica language）的语法复制研究，并对语法复制模型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19)该理论中的理论模型主要是从使用模型和语法范畴两个角度加以探讨。根据海涅和库特夫所述，语法复制会以两种方式影响复制语言：第一，接触引起的复制会在目标语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第二，这种复制会使得目标语中原本较低频率的使用模式，由于语言接触而上升为使用频率较高的使用模式。(20)而且，复制结果并非是对模型语言的简单复制。复制后的新结构受到四种因素的制约：（1）应为复制语言中具有的；（2）普遍概念因素的影响；（3）复制语言与模型语言中的语用对等成分多少；（4）接触的长度和强度，以及复制成分的语法化程度。(21)总而言之，该理论强调语言接触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且指出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往往长达百年甚至数百年。也因此，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才能对这种语言接触现象引起的语言变化作出最为接近真实的判断。 （三）拓展期 语言接触理论在书面语言接触方面的拓展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对于翻译引起语言接触变化的机制进行尝试性的分类和探讨；二是语言变体层面的拓展。这两点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推进。 前一类拓展主要由汉堡大学豪斯（J.House）教授的团队领衔，已经产出阶段性成果，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克兰尼奇等将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即Language Contact through Translation（LCTT），作为一个新的术语，借助业已成熟的语言接触触发的语言变化机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发展了托马森和考夫曼关于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研究框架。(22)例如该书提出的如下观点：（1）词汇借用比结构借用更加普遍；（2）结构借用局限在句法借用层面；（3）所有的语言层面（不包括语音）都会受到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的影响。 克罗夫特曾指出，语言变化理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避免具体化；（2）解释语言缘何在某些方面没有改变；（3）区分两种进程：突变和差异复制，即语言学领域的创新和传播；（4）全面的理论框架应该从其结构、功能和社会角度进行理解。(23)但目前大量重复而无法复制的研究对以上有所忽视。语法化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其他的外力也会塑造其语法形式的发展，语言接触便是其中之一。(24)克兰尼奇等将以上因素考虑在内，将语言透过翻译发生的接触现象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引入“群体和个体”“群体因素”“群体传播和选择”等概念，对其进行理论模型的建构。并对“翻译效应”（translation effect）作出解释，将其定义为“个体过程引起群体过程在翻译方面的改变”。(25) 其次，克兰尼奇的著作将影响翻译带来的语言接触的社会政治、文化和语言等潜在因素作为参考，进行了参数的设置，将其结果进行类别的划分。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十项假设，尝试通过多个语对的比较对此进行验证。该书还引入“采用”和“传播”的术语概念，通过语料库的收集和建设，对翻译带来的语言接触及其传播过程进行追溯和探索。这种将口语者语言接触中所形成的机制和规律应用于书面语研究，并对两者进行比较，是探索语言之间通过书面语进行接触的机制和规律的首次尝试，将翻译与语言发展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近些年来，在理论推进上有较大贡献的首推比西厄达（Bisiada）和马拉马提杜（Malamatidou）两位学者。马拉马提杜通过重新解读语码复制框架，发现语码复制过程中“创新”因素对于原创汉语语言的影响，(26)这是以往理论探索中容易忽略的因素。比西厄达研究结论与之不同之处在于，突出了语言内部的因素，即与语言接触因素相比，在英德语言接触中，句子结构的简化趋势似乎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强调内部因素的作用上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27)马拉马提杜通过多方验证的研究方法，对翻译引发的语言变化进行了理论拓展。(28) 第二类拓展是对语言变体层面进行研究，其进展也为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还关注其在不同阶段动态发展的规律。语言接触研究的广泛性在多种文化和多个国家里逐渐得到认同。(29)语言变体（variety）是指，从广泛意义而言，与社会因素相关的语言分布特征。(30)翻译语言由于可以系统揭示显著的使用模式（pattern）特征，通常被认为是接触语言变体（contact variety）的一种。(31)施耐德提出英语语言变体的“动态模式”，认为“新英语”变体历经以下五个阶段：基础阶段、外生标准稳定阶段、本土化阶段、内生标准稳定阶段和分化变异阶段。(32)相关研究逐渐涌现，如科林斯和要新乐认为变体在动态模型所处的位置或许与其口语化的趋势相关。(33)施耐德认为每一个阶段均有四个参数起作用：（1）语言外因素，如历史事件和政治格局；（2）身份建构；（3）语言接触情境的社会语言决定因素；（4）结构影响。(34) 三、语码复制框架理论的再解读 在梳理了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对其中比较重要的语码复制框架理论加以评述。 语码复制框架具备很多优点，使之区别于以往的理论模型。它是整体性、整合的动态模型，可以很好地适用于语言接触研究。在语码复制框架中，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基础语码（basic code）和模型语码（model code）。前者指输入语言，后者指输出语言。一般而言，语言因素可以从模型语码渗透进入基础语码。这些语言因素即是所谓的复制成分。这些复制分成不同的种类，包括：物质层（material），即语音复制；语义层（semantic），即语义复制；组合层（combinational）（例如搭配和句法），以及频率层（frequential）。语码复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认为语言的变化过程是一个连续体，即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理论最先应用于语言变体研究，随后也逐渐被应用到翻译考察之中。 我国亦有学者将语码复制框架理论引入翻译对于语言发展影响的研究领域。(35)但是以往对于该框架的研究只是集中在语码复制框架中的“复制”环节，而忽略了这个理论在有关历时、语体，以及其改编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本文着重挖掘语码复制框架中的语言改编和创新层面，以及这种语码发展的动态机制，从另一角度对其所涉翻译与语言发展关系的规律进行解读。 （一）理论介绍 与传统的语言接触理论相比，约翰逊主张不用“借用”（borrowing）来表示语言之间的影响，也不主张使用“介入”（interference），他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称为语码之间的“复制”更为合适。(36)雅各布森对语言行为进行了功能描述，为语言变化的机制打开了一扇视窗。这三种功能包括：指代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主要涉及信息的交际；诗学功能（poetic function），主要是指语言的创造和表现力；交际功能（phatic function），主要是指与社会规范相符。(37)这三种功能与克罗夫特所提出的三种复制类型对应，即：常规复制（normal replication）、变异复制（alteration replication）；选择复制（selective replication）。克勒对于这几种复制现象进行过比较通俗的阐述：以一种能理解的方式说话（常规复制）；以一种能引起关注的方式说话（变异复制）。(38) “语码复制”（code-copying）这个概念是指语码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核心观念是语言成分——单位或者型式——从一种语码复制到另一种语码。语言元素从一种外语模型语言复制到基础语言之中。基础语言是主要的框架，抑或语码被植入的语言结构。当前，这种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不同语言的语言接触的考察中。语码复制模型将共时和历时因素相结合，既关注描述形式的多样性，也囊括了语码变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重在阐述语码复制过程中的改编性和创新性。(39)语码复制框架没有使用一些传统的接触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如“借用”和“转移”等，原因在于这些概念无法精准呈现内中过程。 约翰逊认为，语码复制分为全部复制（global copy）、选择性复制（selective copy）和混合复制（mixed copy）。语码在多种层次上可供复制。(40)全部复制（global copying）是指形式和功能上的全部复制。选择性复制分为物质复制（material copy）、语义复制（semantic copy）和组合复制（combinational copy）。物质层主要是指在语音层（或者词形）上的复制。如中文里的咖啡等外来词，这种复制通常发生在语码复制的第一个阶段，即模型语言中的语音特征被复制到基础语言当中。在语义复制层，是指模型语码中的词汇语义复制进入基础语言当中，如一些词汇语义复制进入基础语码后，语义变得宽泛或者狭隘。组合复制则包括短语、小句、句子和其他层面的变化。(41) 根据约翰逊所述，语义复制是指模型语码中的指示含义或者内涵意义被复制到基础语码之中。组合复制是指模型语码的内部成分或者与其他外部成分搭配的使用模式复制到基础语码。这会使得新的成分组合、短语组合在基础语码里被重组。(42)频次语码是指模型语码里某些典型词汇或者结构的大量使用现象被复制到基础语码之中，从而使得基础语码的频次增高或者缩减。该理论认为从模型语码到基础语码中的复制，主要依赖于对等成分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由译者主观决定的，受语言类型的差距影响不大。 组合层是指其组合特征被按照基础语码的习惯而改编；频率层是指复制语码会在基础语言中出现与源语不同的频次特征。这种基础语码与模型语码中的对应成分通常被称为“虚假的朋友”（false friends），(43)原因在于语言经过转换之后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它在源语语言中的性质。语码复制框架理论认为语义-组合复制（semantic-combinational copy）会导致简化的出现，基础语码的使用者或许会使用较为简单的结构，即使这种结构在本族语中并不存在。 （二）语码复制与语体研究 根据语码复制框架，语码复制与语体之间也存在一些关联。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标准语码与非标准语码的包容程度。(44)具备主导性的标准语码会在正式的演讲和书面语言中用到。非标准语码主要用于非正式文体的情形下，比如日常对话或者非正式写作。根据约翰逊所述，官方语言由于各种方式的调整趋于规范化，因此官方语言的变化较慢。(45) 语码复制框架与语体演变的结合点在于语体按照内在交际功能所划分的维度，部分元素或许会被复制到另一种语言，使得这种交际功能得到复制。研究证明，高复制语码的情形多发生在如一个年代移民人群的日常对话中，而在其他场景则使用低复制语码。(46)据此，在不同的变体中如标准变体、方言变体等会出现不同的语码复制情形。肯尼曾指出翻译会对新的文本类型的出现发生作用，尤其是在这种进程的早期，读者群体会习惯于这种引介的新文体，并且认为这对于当时的文本类型是适用的。(47)所以，语言系统在文本类型形成的初期往往会对语言创新更加包容，但是在后面的阶段，随着时间的发展则是显示出其适应性。 （三）语码复制理论与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的社会语境活动，可以促进语码复制的发生，使语言成分从一种语言（模型语码）复制到目标语语言（基础语码）。翻译尽管是语言发生变化的动因，但却是语码复制可以得以体现的场域，也是语言变化的门径之一。翻译文本可以广泛传播，并且很可能对大部分受众发生影响。(48)尤其是在源语为英语的情形下，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势必会对其他语言发生影响。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发生场所，则译者可以选择对源语语言成分进行全部复制，包括各个层面，或者只是引介其中一部分，进行选择性复制。例如，语义复制的词汇进入目标语的翻译文本中，使目标语在搭配和组合方式上甚至句法成分上发生新的变化。 犹如其他任何语言接触的情形，翻译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类型的差异。两种语言差异越大，则需要改编的成分越多。翻译文本作为语言接触的发生场域，同接触语言学中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49)在翻译中，复制现象尤为普遍的是语义复制和组合复制。在语义复制中，新的词汇会进入翻译语言。翻译中导致源语型式语的语言型式出现变化，从而使得新的交际偏好形式得以出现。但是翻译文本中的部分语言成分会进入目标语语言，这种现象却仍未引起足够的关注。部分原因是所谓“翻译腔”（translationese）和“介入”（interference）这类术语的出现，由于其暗含的贬义意味，使得如何正确理解翻译语言影响原生语言的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50) 语码复制框架中对于语码复制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的划分也使得该理论颇具优势，适合进行翻译状况的剖析。复制后的语码在翻译文本中出现时，已是其习惯化的阶段。马拉马提杜认为，如果一种语码在单语文献中被使用，就可以假设这个语码已经被基础语码所接受。(51)这个观点具有借鉴意义，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开展翻译语言同目标语的原生语言之间的比较。另外一个优势在于有可能对翻译在语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较为系统的观察，而不是只集中在影响这种现象的几个因素上。 （四）语码复制的历时考察 根据约翰逊的语码复制框架（图1），语码的复制实质上大致会经历五个阶段，植入（insertion）、适应（accommodation）、改编（adaptation）、自主（autonomy）和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52)这一点和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变体所经历的五个阶段十分相似。当一种文本类型，或者这种文本类型的语体特征已经逐渐建立或者成熟，这些特征会继而逐渐会改编、融入目标语语言系统之中。 语码复制阶段的早期有很大的包容性，多为实义词的输入。基础语码的框架为新的语言植入提供了温床，在这个阶段完全性复制在“对等”的基础上被分类，归入它们在基础语码所对应的各自语言槽中，于是被赋予语法结构，然后给予语法标记。但是基础语码和模型语码中的语言从来不是完全对等的。无论是模型语码还是基础语码，改编都是必要的。 语码复制框架理论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我们会看到这种改编的不同历时阶段。在一些阶段，对于外来结构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而在某些时期，这些改编程度则较大，继而成为再造（reshaping），或者替代（substitution），以至于很难区分新式表达和旧式表达。(53)但是无论是全部复制还是选择性复制，这些语码在其词源上是外来的，进入一种语言之后或多或少都会逐渐适从。这并不代表语码系统是静止的，或者说处于僵化状态。与此相反，该理论认为，语码复制是一个持续性进程和永久的动态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灵活性和融合性。 根据语码复制框架理论，语码内部因素包括：（1）语言类型的距离，如果两种语言类型之间存在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结构，结构阻碍则会减低；（2）当基础语码中已经存在该种结构，这些语言特点会通过频率复制取代其他特征。语码外部因素包括：接触情境以及交互作用所发生的社会网络。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经常会加速语码的变化；地理和社会上的孤立则会使其趋近保守。其中接触的强度和长度至关重要，此外，多语语言能力的程度、语码的熟练和掌握程度等等，都对其构成影响。约翰逊亦承认语言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很难辨别。他提出了“语言魅力”（attractivity）这个独特的概念。(54)具有魅力的语言因素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形式特征，如相对简单、常规且透明的结构，抑或其他使之简单易解的特征等。语言内部中带有“魅力”的语言特征可以决定哪些因素会被复制，但在实际情形中，真正决定语码进行复制以及最终走向常规化进程的还是语言外部因素。(55) 我们还要着重指出语码复制中的“创新”因素对于目标语文本所发生的影响。关于翻译对于目标语语言的影响，以往学界多关注于译本中的直译对于一种语言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推动该领域发展的研究。但是对于翻译文本中的“创新”，即并非直接翻译而是通过些许改变后进入目标语语言系统的东西，则缺乏探究。 尽管语言之间的改编在接触语言学里已被广泛接受，被认为是引起语言变化的一项重要机制，但是先前的研究往往对此疏于考察。翻译文本中的一些因素如何经过改编而复制进入到另一语言之中，是很有意义的翻译本质问题的探索。改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结构之中，包括语言结构、词形、语义等层面，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区别。 接触语言学中的“改编”（adaptation），实质上相当于翻译领域里的“转换”（shift）。(56)根据语码复制框架，翻译中的这种“改编”同样包括语音复制、语义复制和组合复制等类型。语码复制框架中的这种改编的重要意义在于，翻译中因为改编而出现的创新成分会逐渐融合到基础语码中。(57)这种改编在历时进程中同样受制于很多的因素，诸如语言类型的距离、所处语言环境。通常在语言接触的早期，目标语语言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而到了后期则更加受到目标语语言常规化的制约，呈现常规性。 综上所述，翻译与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发期、发展期和拓展期三个阶段。从“介入”概念的提出与语言接触影响因素的初步形成，到进一步系统化的发展，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翻译与语言接触理论逐渐走向成熟，衍生出自己的类型划分、假说和较为系统化和全景化的研究。翻译与语言接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其中，关键性的语码复制理论不应流于表面化的解读，其内部所蕴含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语体复制和变化、翻译中创新机制的解读以及动态发展的规律，对于翻译与语言发展的研究以及语言发展史而言，都具有潜在价值和启示意义。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萨丕尔（Sapir）提出的语言沿流说，到魏因赖希的“语言沿流中沉积的细沙”，我们逐渐认识到，在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翻译和语言接触因素贯穿其间，给语言发展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①Uriel Weinreich Languages in Contact:Findings and Problems[M].The Hague:Mouton,1953. ②Einar Haugen.The Ecology of Languag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③Uriel Weinreich.Languages in Contact:Findings and Problems[M].The Hague:Mouton,1953:11. ④S.G.Thomason,T.Kaufman Language Contact,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⑤Lars Johanson.Structural Factors in Turkic Language Contacts[M].Abingdon:Routledge,2002. ⑥Bernd Heine,Tania Kuteva.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⑦Edgar Schneider.Postcolonial English:Varieties around the Worl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⑧Uriel Weinreich.Languages in Contact:Findings and Problems[M].The Hague:Mouton,1953. ⑨W.Labov.On the Mechanism of Linguistic Change[C]//J.Gumperz,D.Hymes（eds.）.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 ⑩S.G.Thomason.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M].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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