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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大约七、八岁时，我家买下了孝义旧城边桥南大街门牌61号院内的三间西房。因窗户临街面西，所以夏天阳光直晒，窗上常挂着窗帘挡阳光，家里特别闷热。冬天又被西北风直吹上，寒冷异常。但我家为了省烧火的炭，只烧一间房的火，而且早早就灭了，或者加点我们在外头灰渣堆里捡到的一些燎炭。全家九口人挤在一个不大的炕上，晚上睡觉时要有人打颠倒睡才能挤下。而且因为被窝里冷，睡时不脱衣裳先钻进去，等被窝里有些暖气后，再慢慢脱去衣裳搭在被子上。据说因为买这几间房，家里还兑下了债，所以生活十分艰难。
在我们这个四合院里，除我家占西房外，还有另三户人家。北房是曹二家。曹二也在孝义建筑工程队，不过干的是木活。他和我父亲一样，也是八级大工。他家只有一儿一女，所以生活条件比我家强多了。他女人好干净，别说家里干净，就是茅房，她家也是单独一间，比我们其他三家共用的一间干净得多。她对我很好，记得有一次我妈不在家，我与我哥打闹时，她还到我家劝说过我们。后来她去世了，曹二又找了个老伴。曹二女出嫁了，只剩一个儿子叫曹崇德。看他和后妈每天生活在一块拘拘束束的样子，我感到他十分可怜。 东房靠北一间半住着俩口子，没有子女。男人有病不出门，我从未听说过人们叫他啥名字。女人叫杨秀珍，常年戴顶圆顶帽子，稀疏的两个小辫子塞进帽里，显得很精神。她是队里的妇女队长，每天在街上大嗓门叫喊人们到地里干活。她从地里回来后，在院里一边用衣刷子拍打着身上的土，一便大声嚷着她发现的新闻。我放假与她们到地里劳动时，她也常教我如何做这做那。在菜地里干活时，她常悄悄摘个西红柿或黄瓜，让我蹲下来偷偷吃。在那个困难的岁月里，吃个生菜也是难得的美味。东房靠南一间半和南房是我二姑家，姑父姓杨，岁数比我二姑大很多。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叫杨福根，女叫杨锁兰。二姑和儿女们住东房，二姑夫一人住西房，从没见过他出门。二姑做下饭后让儿女们送给西房的二姑夫，有时做下稀罕的好吃的，也给我们送一点。有一次，我母亲做了油炸糕，夹了半小碗，让我给二姑夫送去。头次进他家，觉得冷冷清清，二姑夫坐在灶的火火头，把一块毛巾放到坐在火灶上的沙鏊上，暖暖后，贴在手上、脸上取暖。见到我送给他的油炸糕，他用干枯的两指夹着一个送进口中，咬了半天后嗫嗫嚅嚅地说：“好，好，多长时候没吃上啦。”在我印象中，院邻几户与我家相处十分要好，从未有过争吵甚至连一句高话也没有说过。不仅院邻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周围街坊人的热情厚道之举也让我记忆犹新。
刘守义家与我家仅隔一个院子。他家的房子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院子从西到东，后门一直通到东面的一条街上。院子南北两侧全是房子，可见他家旧时是一个富裕人家。他是村里极少有文化的人，还当过队里的会计，对工作极其认真，对村邻又十分友善，谁家遇到有笔墨的事，只要一求他，他保管满口应承。他女人常带点针线活儿到我家，一边做一边与我母亲叨歇家常。有时母亲还留她吃饭，不过也就是素常我们吃的什么红面擦圪蚪之类，煮点白菜胡萝卜，调点盐醋红辣椒面，仅此而已。有时，母亲也去她家，她也留母亲吃饭。就是这样如水一样清纯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老。当我母亲十多年前去世，出殡队伍经过她家后门时，已80多岁还患绝症的她，在门口一手托门框，一手柱着树技，流泪目送我们远去。我家斜对面路西是田彬家。进入一个大院的后院里，住着两眼土窑洞。他一生未娶，终身陪伴伺候着老母亲。在他母亲过八十还是九十岁前，他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天天向邻居乞讨食物，说是为母亲长寿，躲避灾难，吃“百家饭”。现在看，且避开其迷信思想，单说动机就十分可贵，而且其母确实活到了少有的近百岁高龄，其孝道精神为众人称颂，甚至有人说村里应为他立个“孝子牌坊”。田志成，比我大几岁。他弟弟田志新与我哥是同学，常来我家。因而我和他全家都惯熟。田志成从教一生，当过孝义城内完校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后来退休在家，还不断撰文写作。其作品常在《孝义文艺》和《孝义风采》等杂志上刊登。我从小对他的好印象是常去他家借书看。他家的书在放衣服的大柜子里，一层又一层，多数是像四大名著和《包公传》、《岳飞传》、《杨家将》、《瓦岗寨》、《镜花缘》、《隋唐演义》、《七侠武义》等令人爱不释手的古典小说，而且多得让我瞠目。他母亲对我也十分热情，我每次去借看，她总是打开柜子任凭我尽情挑选。现在回忆起来，我爱看小说，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我仅十二三岁，由此开始让我一辈子喜欢上了书，直至自己也能写书了，还离不开读书。
最让我终身难忘的人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名叫杨秀英（最近才知道她是孝义文化戏曲界名人史三宝的亲奶奶）。她长得十分秀气，对我们顽皮的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近热情，尤其是在和我们玩“老鹰抓小鸡”、“老婆婆拔萝卜”等游戏时，常引得我们放声大笑，而她笑起来时露出的一口白牙和两个酒窝，让人难以忘怀。但仅两年多时间就不见她面了。当我20多岁已参加了工作时的一天，意外地在城里国营蔬菜商店里遇到她在卖菜。我惊喜地和她打招呼时，她时隔十多年，竟能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当时对学生们是多么的关爱。当年和我同时上学并玩大的小伙伴共有十多人，能记得名字的有师道光、陈明珠、杜泽田、杜雨田、赵成生、那茂喜、王永贵、王继梅、王瑞堂、贾海源、王秀琴、褚国光和王耀体等人。后来又一起上了城内完校，还有一些直到上了孝义中校。1964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到太原省商干校。毕业后分配到介休，因而和不少同学失去了联系。我家在老院住了近20年后，在村西南靠铁匠巷的地方盖起了一排8间新房。同时卖了老院。因为新房和老院离得远，加上我回去的时间少，所以和老院的邻居们极少见面。后来，父母相继去世，我就更少回老家了。但偶尔有在桥南村的亲戚和好友办事，我回去路过曾经度过我童年的老院子时，不由要多瞅几眼。房子似乎还是半个世纪前的那个老样子，不过像人上了点岁数一样，只是苍老了一些罢了。虽然认识的院邻、街邻几乎没有了，但他们一个个纯朴善良的面容和言谈举止宛若就在眼前，让人心里暖暖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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