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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统领时期的敦煌
848年沙州豪族张议潮率军驱逐了吐蕃守将，奉土归唐。唐中央政权遂于大中五年（851年）遣使河西设立归义军，并以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敦煌从此进入归义军时期。
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约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为唐王朝的一个西部方镇，与中原的藩镇有某些共同特点。但是，唐亡以后中原的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为王，此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也自封白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成为第二个以敦煌为京畿的封建王国的国主，但几年后就因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失败而将金山国降格改制为敦煌国，又勉强维持了几年。西汉金山国和敦煌国是敦煌近200年归义军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中断，两国存在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年而已。张承奉去世后接管政权的曹仁贵（议金）取消敦煌国名号，复称归义军，开创了归义军历史上的第二个阶段——曹氏时期，将归义军政权又延续了140余年。
1、敦煌等地的收复与归义军的建立
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磨去世，但他没有子嗣，王后与大相便各立赞普，导致了吐蕃最高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吐蕃本部及其他属地随之大乱。吐蕃的内乱给唐朝收复河湟失地提供了机会。大中元年（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与吐蕃军将尚恐热在盐州展开激战，尚恐热大败，兵力损伤很大。第二年唐凤翔节度使崔珙又率军收复了原州、石门等六关和威州、扶州等地，河陇人民由此受到极大鼓舞，归唐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在这种形势下，大中二年（848年）沙州豪族张议潮率先举起了义旗。他以“归国”为号令，广泛团结组织包括僧人在内的各方面力量，一举逐走了吐蕃守将，收复了沙、瓜二州，被吐蕃占领了六七十年的沙州敦煌终于重归汉人治下。
张议潮深知“归国”口号在收复瓜沙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起义胜利后立即决定归顺朝廷，向唐王朝报捷。但此时河西其他州县仍处在吐蕃统治之下，很难通行，张议潮所派首批使者历经千辛万苦，至大中四年（850年）才到达天德军（驻今内蒙古包头附近）驻地，并在该军防御使李丕的帮助下，于次年抵达京师，此时唐宣宗才知道朝廷未派一兵一卒，瓜沙二州就已经复归了。
派出首批使者的同时，张议潮以沙、瓜为根据地，积极整饬军队，发展生产，继续向其他州县进军，到大中五年时已收复了除凉州等个别州县而外的全部河西失地，遂又派出由其兄张议潭率领的更大规模的入奏使团，携带天宝年间的河西陇右十一州（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旧图再入长安告捷，以表明自己要收复唐朝全部西北失地的意图。唐宣宗于是下诏褒扬瓜沙军民的忠勇，拜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十一州观察使，其他功臣也各封赐有差。张议潭则留质长安，换取唐王朝对瓜沙军将的信任。为加强西北边备，十一月唐王朝还在沙州正式建立了归义军，以张议潮为首任归义军节度使，统领十一州军政全权。“归义”是“豆卢”的意译，军称归义意指承袭神龙时期在沙州建立的豆卢军。归义军的建立标志着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又自瓜州西移沙州敦煌，和敦煌历史上近200年的归义军时期的开始。
2、张议潮在沙州敦煌的建树
唐朝虽然在沙州建立了归义军，但由于此时唐朝国势已经衰微，对边地只能采取羁縻政策，河西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张议潮等是这里的真正主宰。面对吐蕃半个多世纪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张议潮和他的助手们果断地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进行整治。
其一，恢复唐制。按唐朝的藩镇体制建设归义军的军政机构，设立与内陆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制定相应的文书、行政制度，保障归义军有效行使统治权。在对平民百姓的管理上重建唐朝中原地区实行的州县乡里制度和城坊制度。以敦煌县的建置为例，张议潮领州后即恢复了原13乡中的10乡，改悬泉乡为赤心乡，复寿昌乡为县，从化乡则随着粟特人聚落的消散而自然消失。这样归义军统治初期的敦煌县便领有11乡：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龙勒乡、玉关乡、洪池乡、洪闰乡、效谷乡、赤心乡、慈惠乡、平康乡。这些乡中都设置了知乡官和知乡将务官等，分别负责管理乡中的政务和军务，乡官的职权大大加强，这是对唐朝以里正为主的乡里制的一种发展。
其二，妥善管理少数民族部民。归义军辖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百姓，张议潮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两种管理办法：凡粟特、龙家等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百姓都尽量编入乡里制中，让他们与汉人同居共处，并吸收他们中的上层人士为归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对于吐蕃化较深的退浑和通颊人，则部分继承吐蕃旧制，仍旧沿用部落制，设部落使和部落副使进行管理。据敦煌文书载录，共保留有约10个部落，表明归义军政权在恢复唐制的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吸收了吐蕃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借以巩固新政权，这不能不说是归义军统治多民族地区的明智措施。
其三，确立新的僧俗关系。张议潮废弃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了唐朝的都僧统制，与归义军时期的首任都僧统洪（俗姓吴，故又称吴和尚）密切合作。一方面解放被吐蕃贬为寺户的良人，恢复他们原来的良人身份，使之成为乡管百姓以收揽人心，并增加归义军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和洪一起调查登录寺院财产，设都僧统司统一管辖，并规定任何人均不得侵夺损毁寺院所属的一切财产、人户。这些规定自然赢得了僧侣们的欢迎，再加上当地统治者的热心奉佛，大力扶植佛教事业，僧众们也就甘心为归义军政权所用，归义军政权逐渐取得了凌驾于都僧统教权之上的优势。
其四，重新登记人口和土地，订立新的赋税制度。张议潮掌权后很快就对混乱不堪的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重新调查登记，试图恢复唐前期的手实户籍制度，解决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耕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新赋税的名目主要有官布、地子、柴草3项，虽比唐前期的租、调略重，却远比吐蕃时期的重敛轻得多。
此外张议潮还组织人力对沙州敦煌的灌溉设施进行了整修，为农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水利保障，这些举措又进一步巩固了归义军政权的财政基础。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沙州敦煌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归义军政权也很快壮大起来。经过10年苦心经营之后，咸通二年（861年）三月，张议潮统率蕃、汉军兵7000人向吐蕃奴隶主在河西走廊上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凉州发起了进攻，一举光复凉州，河西故地尽归唐有。到咸通七年时，归义军下属的回鹘固俊（《新唐书》作仆固俊）更攻克了西州、北庭、轮台等地，使已断绝百年的东西交通旧道又得畅通。归义军政权随后便设立了知西、北、东、南各道游弈使，对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回鹘固俊获胜的同时，拓跋怀光也于廓州生擒了吐蕃战将尚恐热，吐蕃势力从此衰绝，河西地区终于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
这时，留质长安的张议潭以74岁高龄逝于长安永嘉坊私第。咸通七年，69岁的张议潮遂束身归阙，亲赴长安为质，被唐廷授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并赐田地，在左街宣阳坊安居，至咸通十三年（872年）时也以74岁高龄客死他乡，葬于长安东南浐水之滨，被朝廷追赠为太保，故敦煌文书中颂赞张议潮时每每有仆射、太保之称。
3、张氏时期归义军节度使的更替
张议潮入质长安时将河西地区的军政要务全部委托给议潭之子张淮深。张淮深早在大中七年（853年）时便接替其父担任了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等职。领有归义军实权后，他沿用张议潮时期的各项政策措施，使沙州社会又向前稳步发展了一段时期，并逐渐恢复了唐前期的繁荣。但到他执政后期，归义军政权的外患内忧却渐趋严重，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河西，内部亲眷中的反对势力也更加强大，终于在大顺元年（890年）二月杀害了淮深夫妇和他们的几个儿子。
张淮深之死是敦煌归义军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争论的焦点是杀他者为谁。由于史籍缺载，现有资料中的文句又隐晦难辨，所以学者们各执一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多种解释，索勋、张淮鼎、张延兴与张延嗣兄弟（据说为淮深庶子）等都成了被猜测争议的对象。
但无论执哪一种说法，目前对张氏统治时期归义军节度使世系的认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普遍认为继议潮、淮深之后出任归义军第三任节度使的是张淮鼎（张议潮之子），但他在位仅两年便去世，由议潮婿索勋接替了他的职位，又二年索勋也去世，894年后节度使之位遂归张淮鼎之子张承奉。
关于索勋的死因现在学界的看法已趋向一致，认为索勋当政后独揽大权，逐渐引起了同为议潮姻亲的李氏家族的不满和妒忌，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女张氏遂率诸子于894年诛杀了索勋，名义上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则分掌于李氏手中：李弘愿任节度副使兼沙州刺史，李弘定任瓜州刺史及墨离军押蕃落等使，李弘谏任甘州刺史等。但不久李氏家族的专权又招致了瓜沙其他大族势力的反对，于896年初群起推翻了李氏统治，张承奉终于掌握了节度实权，并于光化三年（900年）得到了唐廷的正式承认。
4、西汉金山国与敦煌国
当张承奉最终获得节度使职权时，中原正纷争不已，907年时朱全忠已弑哀帝，篡唐建梁，各地割据势力纷纷称王称帝，中国社会重又进入大分裂时期。处于这种动乱纷争的时代，偏居西隅的张承奉自然也不甘寂寞，遂效法李唐符谶编造白雀之瑞，自称白衣天子，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西汉”意指其国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则是指敦煌西南的金鞍山，即今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古代敦煌人将它和州城东南的三危山同视为护卫敦煌的神山。关于金山国的创建年代，学界尚有争议，大体上可说是建于10世纪初期，909年前后。以敦煌为中心的西汉金山国的建立是河西200年归义军时代的一个间断。在传世史书中，关于西汉金山国的记载仅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等20多个字。敦煌文书面世后，人们才对它的某些史事，特别是与强敌回鹘争战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
金山国所在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吐蕃占领这一地区之后更有意识地迁入了一些民族，如退浑、通颊、龙家、沙陀等即分别从东西两侧大批迁入，使这里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至9世纪中叶时，随着原位于蒙古高原的回鹘部众的四散奔逃，在张氏政权东西两侧的甘州和西州一带已逐渐形成了两支非常强悍的回鹘势力，成为归义军政权最大的政敌。
西州与沙州辖境毗连，为伊州的归属，张氏与西州回鹘曾多次争战。甘州回鹘政权更是在原归义军领地内建立的，与张氏政权的冲突自然接连不断。张氏政权前期统领有方，势力强大，在与回鹘的争斗中多次获胜。如大中十年（856年）六月在纳职城西与回鹘的激战中，张议潮领导的归义军就俘获了大批驼马，得胜而还，后来张淮深当政时也曾大败回鹘，俘虏了1000多人，敦煌文书《张淮深变文》就对他的这段功绩大加称赞。
至张承奉接任归义军节度使后，张氏的力量已大不如前，甘州回鹘对敦煌的侵扰更加频繁，与张氏政权发生过多次激战，在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的当年，双方又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迨至911年时回鹘更大举进攻金山国。此时金山国已是国力衰微，人民厌战，终于败给了回鹘，当七月回鹘兵临城下时，自宰相以下的沙州僧俗百姓1万人便上书回鹘可汗与之议和，表示愿与回鹘结成子父之国。此后不久张承奉被迫取消了“圣文神武白帝”、“天子”的帝号，改称“圣文神武王”、“敦煌国天王”。西汉金山国也改称敦煌国，由天子之国降为诸侯之国，似乎变成了甘州回鹘的属邦，其原有地盘之一的肃州也被割去，新的封疆只有瓜沙二州，即古敦煌郡的范围，“敦煌国”之名就是以地名邦的结果。“天王”则是回鹘“天可汗”下面部落首领的名号。
敦煌国是西汉金山国的改弦更张，是在金山国的基础上降格改制而成的，它称甘州回鹘可汗为“父”，己国国主为“子”，在屈辱受制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了数年，大约到914年五至十月之间随着张承奉的去世，敦煌国也就自然消亡了。
金山国与敦煌国前后存在的时间不过几年而已，上承张氏，下启曹家，以后执掌敦煌的曹氏又将其政权名称回改为归义军。
5、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敦煌的统治
张承奉去世后州将曹仁贵被众人推举出来接掌政权。曹仁贵接受张承奉自称天子，尽失人心的教训，废弃敦煌国国号，奉中原王朝正朔，恢复了归义军的旧称，敦煌历史从此进入了归义军政权的第二个时期——曹氏时期。从时间上说曹氏时期正相当于中原的五代和宋初。
曹仁贵，字议金，最初以名显于世，约自920年前后改用字题署文书，他是张氏的姻亲，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开创者。上任后为扭转张承奉留下的混乱局面，曹仁贵制定实施了几大措施。以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内政和外交基本都遵行了他的策略，从而使曹氏归义军在中原政权走马灯般的交替中引人注目地支撑了一个多世纪。
首先，曹氏注意利用中原王朝在西北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曹氏与中原王朝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中断对中原王朝的奉献朝贡，历任节度使也均于自封前后向中原朝廷请授旌节，以得到王廷认可为要，十分重视名正言顺，敦煌曲子词中“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正唱出了曹氏立国的基本思想。
其二，妥善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曹仁贵重建归义军时，甘州回鹘已占据了瓜沙之外的河西各州，就连瓜沙二州也是他们的附庸，这样曹仁贵不得不暂时继续委曲求全。但同时他也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先主动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缓和与回鹘的关系，又分别嫁女儿或姐妹给于阗国王李圣天、吐谷浑王族后代瓜州刺史慕容归盈等，以利用他们的势力牵制回鹘，并使周边各族相互制约，在夹缝中保存并发展自己。
在曹仁贵（议金）的苦心经营下，10年后的归义军政权已积蓄了相当实力，终于在于同光二年（924年）成功朝贡中原后唐王朝之后，乘甘州回鹘内乱之机发动了攻打这个最大政敌的战争。此战曹议金亲自领兵围攻酒泉、张掖，战败回鹘，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通了经甘、肃二州通往中原的河西旧道，加强了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战争的胜利及归义军节度使与其扶植的新可汗之间新的姻亲关系的建立也彻底改变了归义军与回鹘之间的关系，在重新结成的“父子”之盟中，归义军已取得了主动权，节度使升格为父，甘州回鹘可汗降为子。到928年时，仁裕继承了可汗之位并被后唐册封为顺化可汗，曹议金便与之兄弟相称，两地关系已称平等友善，并一直维持到曹议金去世。以后虽有恶化，但至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继位后，又极力仿效议金的作法，再次与回鹘结成了人为的血缘关系，在他执政的后半期，两地的友好关系终于又恢复到了曹议金时代的水平。
曹元忠之后的几任节度使也多遵行和亲策略，如第五任、第六任节度使曹延恭、曹延禄就曾分别娶吐谷浑慕容氏为妻，曹延禄又与于阗金玉国皇帝女结亲等。通过联姻及其他外交手段，曹氏归义军与周边民族之间基本都保持住了平等共存关系，与于阗等国更是始终友善，在1006年于阗王国灭亡之前，两地的使节往来从未中断过。
其三，加强地方建设，置镇设使。曹氏归义军的辖地前后变化很大，始终由他们统领的仅是瓜、沙二州。曹氏既在州下设县，以县令分管政务，上领于州，下统乡、里、坊，又于境内设置若干军镇，以镇遏使总理军务，直接受制于节度使，其下则有烽、铺、捉道等一套军事机构和人马。此外镇中还设有监使，与所在地的县令、镇使分掌监、政、军三权，也是节度使的下属。
其四，注意文治，大兴佛事，以文化取胜于周边民族，以佛教为政权的精神支柱。在这一点上，曹氏与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做法完全一致，正是这种文化政策上的连贯性，使得以佛教为主体的沙州文化在西北地区取得了独尊地位，深受少数民族政权的推崇。
此时敦煌佛教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僧尼人数的增多和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上，而这些又是敦煌独特的历史演进状况造成的。
安史之乱时唐王朝曾以军兴用度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几次出售度牒，使很多人成了不出家，但却可以逃避税役的伪僧人，这股风气也波及了河西沙州地区。但唐王朝稍稍安定下来后便对中原地区的伪僧人进行了沙汰，将僧尼人数控制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此时河西沙州却已沦为吐蕃领地，吐蕃对他们非但未予沙汰，反而将他们编入了僧尼籍，其身份进一步合法化，以致归义军建立后沙州敦煌地区的僧尼非常多，有时竟能达到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甚至超过了武宗灭佛时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如此众多的僧尼却得到了归义军政权的认可。
早在吐蕃时代，敦煌的僧尼就在被编入僧籍的同时又编入户籍，与世俗百姓一样，向吐蕃政权交纳基于人身的突税。至归义军时代，他们更不像内陆僧尼那样是一个“待耕而食，待织而衣”的寄生阶层，大多数敦煌僧尼并没有脱离生产，有些僧人甚至没有脱离家庭，不住寺而与家人同居共处，甚或拥有妻室子女。他们都同普通百姓一样向归义军政府缴纳基于所请土地和按户征收的赋税，既没有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曾引起世俗社会的反感。所以归义军政权对本地佛教一直持扶植、保护、利用的态度，致使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归义军政权也由于博得了僧尼的支持更趋巩固。
6、曹氏节度使的更替及归义军政权的消亡
清泰二年（935年）曹议金去世，其子元德继任节度使，四年后元德故世，弟元深代掌归义，后五年元深卒，弟元忠继位。曹元忠是三兄弟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至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六月去世时已当政30多年，此间正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归义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不断遣使朝贡，并得到了后周、北宋等中原王朝的承认。
接替曹元忠执掌归义军政权的是其侄曹延恭，延恭于两年后去世，元忠子延禄又承曹氏兄终弟继的原则开始执政，并以弟延晟、延瑞分任瓜州刺史、衙内都虞候。
曹氏的顺利传位延续到咸平五年（1002年）。是年曹宗寿逼叔父延禄、延瑞自杀，自领归义。八月，宋廷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任命宗寿为节度使，曹氏归义军遂继续维持与北宋王朝的统属关系，同时也于宋景德三年（1006年）入贡辽国，开始了与辽国的交往。
1014年左右曹宗寿卒，其子贤顺就任节度使，仍然臣服于宋，于1019年被宋廷封为敦煌郡王。1020年、1023年曹氏归义军政权又两次遣使入贡，自1023年以后便在中原的传世史籍中消失了。在服属宋朝的同时，曹贤顺也加强了同辽国的联系，多次遣使辽朝，甚至还亲自入辽朝拜，受到了辽的宠遇。
曹氏在中原史籍中消失以后，瓜沙敦煌地区的史事也随之湮没不彰。唯知11世纪曹贤顺执政时，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就已经崛起，成为威胁曹氏存亡的最大政敌。西夏逐步蚕食走廊，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占据甘州，两年后瓜州王以千骑降夏，瓜州政权受到很大损伤。至宋景祐三年（1036年）前后西夏王李元昊更攻陷瓜、沙、肃3州，全部河西归夏，延续近200年（848～1036年）的归义军历史终告结束。
7、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艺术
今存留在莫高窟的归义军张氏时期的洞窟约60个，曹氏时期的洞窟约55个。
归义军时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3种。最典型的是中心佛坛式，有较宽较长的甬道，主室平面略呈方形，中央偏后设佛坛，佛坛四周有通道，佛坛前有登道，后有背屏，背屏直通窟顶，系模仿当时寺院殿堂的形式而建。窟顶则为覆斗顶，饰藻井。中心佛坛窟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张氏时期河西释门都僧统洪 所建的第16窟是最早的一例，曹氏时期的第55、61、98、256等窟也属此种形制（见图18）。第二种是方形深龛式，与吐蕃时期的方龛窟相同，数量较多，但多为小型窟。第三种是中心龛柱式，形状与莫高窟早期中心塔柱窟相似，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前部为覆斗顶，后部为平顶，洞窟中央设方柱，方柱正面开方形盝顶深龛，龛内三壁画屏风，下有马蹄形佛床，实际上是把通常设在洞窟正壁的深龛移到了中心方柱的正面，这种形制的洞窟数量不多。  莫高窟第98窟
除洞窟形制外，在归义军时期的石窟建筑艺术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实物遗存值得特别介绍，这就是窟檐建筑。窟檐本是一种小型的木构建筑，建在前室外面对洞窟既起保护作用，又起装饰作用，历代多有兴建。莫高窟今存最古的一座木构窟檐正兴建于张氏时期，为第196窟窟檐，已经过了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至今仍存有4根檐柱及部分梁枋构件。现存曹氏时期的4座窟檐更是相当完整，为建于开宝三年（970年）的第427窟窟檐，建于开宝九年的第444窟窟檐，建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第431窟窟檐，和与上述年代大体相当的第437窟窟檐。这4座窟檐的规模尺度各有差别，但结构、形式却基本相似，都是三开间，正中一间开门，左右两间开直楞窗，各檐柱均为八边形，柱下有悬挑出崖壁的栈道梁，梁间铺陈木板，成为洞窟之间的交通栈道，栈道外侧建有栏杆。这些窟檐外观古朴，其斗拱与八边形檐柱的规制与同期中原古建筑的风格有一定差异，盖因敦煌地处边陲，保存着较古老的建筑风格和技术之故。窟檐内外原来都有彩画，现在外侧已风蚀殆尽，内侧的彩画还相当完好，从中不难想见当年雕梁画栋，檐宇相接的壮观景象。归义军时期的这5座窟檐保存相对完好，年代较为确切，是莫高窟石窟建筑艺术中的珍贵遗存。
归义军时期敦煌彩塑非常突出的一点是高僧像的出现。塑于咸通年间的高僧洪 禅定像（见图19）是其中的代表作。洪 身着通肩田相袈裟，面如生人，头额饱满，目光幽远，嘴角内敛，神情含蓄而庄重，既表现出了他三学谨持的修养，又显示了僧统、国师的威严。 莫高窟第十七窟
其塑造手法逼真传神，是莫高窟圆塑艺术中的杰作，也是中国高僧纪念像中的珍品。此像高0.94米，原置第17窟中后部，面南背北，像后北壁绘有菩提双树，树上挂经包、水瓶，树下侍立执杖近侍女和执扇比丘尼各一。
莫高窟第196窟 劳度叉斗圣变.劳度叉
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仍以经变画为主。其中《劳度叉斗圣变》（见图20）是此期规模最宏大，刻画得最成功的经变画之一。该经变以《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为依据，图绘外道劳度叉与佛弟子舍利弗斗法的故事：劳度叉化作大树，枝繁叶茂，舍利弗化现旋风，吹树拔根；劳度叉化作七宝池，舍利弗化为六牙白象吸干池水；劳度叉化作大山，舍利弗化为金刚杵捣碎山岳；劳度叉化作毒龙，舍利弗化为金翅鸟啖食龙身；劳度叉化作大牛，舍利弗化为猛狮吞食大牛；劳度叉化作夜叉鬼，舍利弗化为毗沙门天王吓退夜叉……几番斗法劳度叉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只得率领徒众皈依佛门。这幅画在归义军时期一画再画，越画越精，很好地表达了归义军战胜吐蕃后沙州人民的喜悦心情，和以正统自居的骄傲感。
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壁画内容的另一变化是故事画的再度大量出现。故事画原本是早期莫高窟壁画的常见题材，自隋与唐前期净土思想流行，净土变大量涌现后便告中断，吐蕃时期虽以屏风画形式在佛龛内再露端倪，但仅两三种而已，并且是画在塑像身后的龛壁上，仅起补壁作用，成就不大。但到归义军张氏时期却出现了多幅连屏式《贤愚经》故事画，曹氏时期更继承这一题材，形成了规模空前的鸿篇巨制，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如《贤愚经》的《海神难问船人品》、《恒伽达品》、《七瓶金施品》、《金天品》、《散檀宁品》、《檀腻（革+奇） 品》、《象护品》等都是第一次见于莫高窟壁画。在出现新题材的同时，原有题材的描绘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如第61窟中的佛传故事画以33扇连屏图绘130多个场面，并辅以大量墨书题记，远较以前的佛传故事详尽。
归义军时期的瑞像图和佛教史迹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两者又常相结合，形成较为复杂的构图，有些甚至已发展为经变形式。这些图像多绘于甬道顶部，一般是在甬道中间的平顶画史迹故事，两侧的斜披画单身瑞像，而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则比较特殊，绘于窟中西壁。这幅图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整幅壁画，达45平方米。图中层峦起伏，五台并峙，五台之间遍布大小佛寺佛塔六七十处，下部则画镇州（现河北正定）城、太原城和五台县城，并概略表现了其间千里江山的自然风貌和10世纪时的社会民情，但见图中山水高远，林木扶疏，殿宇耸峙，道路纵横，活动于其间的人物动作各异，情态不一，真实生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说这幅《五台山图》既是佛教圣迹的写生图，也是一幅内容翔实的立体地图，和规模宏阔的历史画卷，是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壁画中的上品。
这一时期供养人像已升为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开始占据甬道和主室的重要壁面，一般甬道两侧绘男供养人像，多作高官显宦装束，绘于室内的女供养人像则华服严身，呈上层社会贵妇人装扮。这些供养人像一般都身躯高大，并已从一窟一人一家发展至广绘祖宗三代、姻亲眷属，从主要表示虔诚供养演变为序列家谱，显耀门庭，使佛窟又兼有了家庙与明堂的性质。
绘于第156窟南北两壁下部，并延展到东壁下部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是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最杰出的两幅作品。画中人物过百，形象生动，场面宏大，内容丰富。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即描绘了鼓吹、营伎、旌节、仪仗、过桥、奴婢、子弟兵、狩猎、驮载等多个场面，是一幅非常成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物画。这幅画构图严谨，设计巧妙，全图以张议潮为中心前后展开，画面中部形体高大的中心人物即是张议潮，他头戴幞头，身穿赭袍，乘骑白马，执持马鞭，面前有一座小桥，张议潮正欲扬鞭过此桥。这一特定场景巧妙地突出了张议潮的高贵身份，点明了全画的特定主题。
绘于第100窟的曹议金夫妇出行图，是规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的佳作，气势磅礴、色彩瑰丽，间接反映出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除炫耀家世外，曹氏还将供养人画像用作收揽人心，维持统治的辅助手段。如第98窟中的画像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窟中甬道南壁画曹议金父子，北壁画姻亲张氏家族；主室东壁门南画于阗国王、王后及侍从，北侧画回鹘公主及曹氏眷属；南、西、北三壁屏风下则绘列曹氏节度使衙门的大小官吏，人数之众居莫高窟各窟之冠，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归义军政权处理内政外交所关涉的各类人物。这一窟对结合文献研究五代宋初的敦煌历史和西北民族关系史很有助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总起来讲，归义军时期莫高窟艺术的突出特点是更加写实和世俗化，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从雕塑中高僧像的出现，经变画中《劳度叉斗圣变》的反复描绘，和供养人画像的空前发展中都可以看出来。以供养人画像的迅猛发展为例，张议潮推翻吐蕃，统领归义军后，敦煌地区世家豪族的势力更加膨胀，张氏、索氏、李氏、宋氏、曹氏等大族互结姻亲，盘根错节，完全垄断了本地的政权与教权，以致非但他们自己出资修建的洞窟中绘有他们的画像，就是僧侣等其他人开凿的佛窟中也常为他们图形。如第85窟中的张议潮像，第196窟中的索勋像等即属于这种情况，而这正推动了此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
从艺术角度讲，归义军时期格外重视绘塑技巧和艺术水准的提高。为了搜罗开窟建寺的专门人才，曹氏曾仿照中原作法在归义军政权中设立画院，集中了大量石匠、塑匠、画师、知书手等。由于这些匠师的统一规划和集体创作，曹氏前期的莫高窟艺术蓬勃发展，具有统一而又鲜明独特的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画更是一枝独秀，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莫高窟艺术中，山水原本是作为故事画的背景而出现的，处于陪衬性的次要地位，至曹氏时期《五台山图》的出现才取得了 独立地位。《五台山图》将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流水林木与舟车人物汇集于一壁，远观有雄浑的气势，近看有精到的刻画，充分展示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技法。
但是总的看来，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艺术已较隋与唐前期逊色。构图上因经变画内容的一味增多而显壅塞、庞杂，榜题中大量采用变文也使壁画的图解味更浓，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技法上程式化的倾向也更加明显，呆板雷同，缺乏明快活泼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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