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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econometrics666@126.com
1.国际贸易研究中的数据演进与当代问题，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160大步骤的完整程序和相应数据，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问题说明，4.工企数据与海关数据库合并方法，5.潜在Nobel经济学奖得主：巴格瓦蒂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6.随机前沿引力模型SFGM, 贸易效率的至尊宝，7.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8.最近80篇关于中国国际贸易领域papers合辑！9.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一个文献综述，10.基于GVC的贸易问题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11.最近几年国外国际贸易学术研究前沿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张若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通信邮箱：2286325081@qq.comKano, L., Tsang, E.W.K. & Yeung, H.Wc. Global value chains: A review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literature. J Int Bus Stud 51, 577–622 (2020). https:///10.1057/s41267-020-00304-2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apidly growing domain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research by analyzing several highly cited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then appraising GVC studies published in such disciplines a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general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uilding on GVC conceptual frameworks, we conducted the review based on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at encompasses critical governance issues at the micro-, GVC, and macro-level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me of these issues have garnered significantly more scholarly attention than others. We suggest several future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microfoundations of GVC governance, GVC mapping, learning, impact of lead firm ownership and strategy, dynamics of GVC arrangements, value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financialization, digitization, the impact of renewed protectionism, the impact of GVCs on their macro-environment, and chain-leve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几个被广泛引用的概念框架，评价国际商务、综合管理、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经济地理、区域和发展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全球价值链学科，对快速发展的全球价值链(GVC)研究领域进行了综述。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结构之上，我们基于比较制度视角进行了评述，这些视角涵盖了微观、全球价值链和宏观层面的关键治理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而言，一些未来的研究主题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如GVC治理的微观基础，GVC映射与学习，领先企业所有权和战略的影响，动态GVC安排，价值创造和分配，金融化，数字化，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GVC在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链级绩效管理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lobal factory;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商品链；全球工厂；比较制度分析常用缩略词：GVC：global value chain 全球价值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s 全球商品链；GPN：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全球生产网络；IB：international business国际商业；MN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跨国企业引言1.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过程（1）商业模式形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逐步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加上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快速发展和传播改变了传统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促使组织碎片化和空间分散的国际商业活动模式形成。这一模式标志着世界范围内产业组织的一个新的分水岭：从传统上专注于管理内部化海外投资的等级组织跨国公司向作为国际主导公司的跨国公司的转变。（2）受到关注自1990年代初Gereffi和Korzeniewicz的文章(1994)以来，这种有组织的国际生产现象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学科的研究，包括经济社会学、国际经济学、区域与发展研究、经济地理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国际商业等，经济社会学和发展研究中，最早的工作是关注全球商品贸易以及劳动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中此类商品链的治理结构，并根据买方或生产者在管理其国际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方面施加的权力和控制，发展了买方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gcc的简单类型。（3）快速发展200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一场大规模的全球价值链大会，标志着全球价值链研究开始快速发展。Gereffi等人(2001)在《美洲开发银行关于全球化、价值链和发展的公报》特刊的介绍中指出了价值链研究人员面临的几个紧迫挑战，并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作为一个通用术语的使用。全球价值链的经济社会学观点仍然主要关注经济交换的社会后果，以及描述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或发展类型以及它们对地方升级的影响。国际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契约组织效率和经济交流，以及绘制国际贸易流动和价值创造的地图。IB研究人员主要感兴趣的是企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通过跨国公司活动建立跨国商业关系，来加强和利用其独特的企业优势并创造价值的。2. GVC相关概念：全球生产网络GPN（1）GPN概念GPN的理念超越了贸易和外包的简单概念，并强调了构建、管理和维持此类关系网络的企业特定协调与合作战略，以及网络在特定地区的地理范围，如次国家级区域和产业集群。它还考虑GPN内其他企业和非企业行为者的战略回应，如国家和商业协会。这种对经济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及其战略合作伙伴）和属地机构（如国家机构和商业协会）的集中关注，也将GPN思维与GCC研究关注的特定商品或GVC研究关注的不同价值链聚合成产业区分开来。（2）综述中用GVC不用GPN的原因虽然GPN一词准确地反映了所涉及的企业通常形成复杂的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网络（而非线性链）这一事实，但我们建议在整个综述中使用 “GVC”一词，以反映目前价值链各个部分都存在的分散和地理分散现象，以及日益复杂的知识密集型流程正在离岸和外包。“GVC”一词不仅指传统制造业企业，也指各种现代跨国公司，包括服务业跨国公司和所谓的“数字跨国公司”。3.研究过程（1）研究视角与定义我们从以国际商务为中心的视对上述互补的研究和理论进行了综述。在Mudambi(2007,2008)和Buckley (2009a,b) 之后，我们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一种治理安排，即在单一结构中，利用多种治理模式，对价值链中不同的、地理上分散的和细分的部分进行治理。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是相互关联的职能和运营的纽带，借此，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2）创新点还没有一篇论文系统地回顾全球价值链的社会科学和管理文献，并为未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商务学者提出建议。我们的文章旨在填补这一重要空白。（3）文章结构安排首先制定一个组织框架来指导我们对多学科文献的系统回顾。该框架是在遵循比较制度分析逻辑的前提下，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升级、竞争动态和地区成果这些开创性工作进行全面的理论覆盖。然后，我们讨论了我们的评论方法，并提出了根据开发的框架组织的87个实证和概念性研究结果。最后，我们通过评估文献综述的主体，识别知识差距，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指导文献综述的比较制度框架我们采用了以国际商务为中心的体现在内部化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比较制度视角(TCE)， 作为我们框架的基础。首先，它关注比较各种治理类型的效率，因此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全球价值链治理比其他替代方案更可取。第二，比较制度方法将不同层次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如微观/个人、交易/一类交易、企业、网络和宏观环境等，这种综合治理方法准确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现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1. GVC与GPN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理论研究:从GVC到GPN 2.0（1）GVC研究框架1）原始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初，Gereffi开发了第一个原始框架，用于解释国际生产网络的组织，其基础是巨大的买家和生产者在驱动这些商品链方面的经济力量。Gereffi、Korzeniewicz和Korzeniewicz尝试超越当时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分析模式，将商品链定义为“将世界经济中的家庭、企业和国家相互联系起来的一种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聚集的组织间网络。这些网络具有特定的情境、社会结构和地方整合性，强调了经济组织的社会嵌入性”。他们的想法是促进一种中尺度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在“民族国家层面之上和之下”进行探索，并揭示了“通常被认为分散在全球、国家和地区分析过程模块之间的宏观和微观联系”。2）维度拓展：为了实现这些概念性想法和特定商品链的整体“驱动性”（买方或生产者驱动），Gereffi对商品链和网络的三个主要维度进行了扩展：1.投入产出结构，指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按照一系列增值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结构；2.属地性，指涉及各行为体的空间配置，如生产和分销网络的空间分散或集中；3企业间治理，它反映了供应链内企业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供应链中物质、资本、技术和知识的分配和流动3）企业间治理：自Gereffi（1994）以来，未来十年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工作主要集中在商品链的第三个维度——企业间治理——通过将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映射为自变量，并发展这些结构来测定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且将GVC作为企业层面和地方或区域发展中的因变量。Humphrey和Schmitz（2002）在他们重要的理论构想中，概念化了产业集群中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四种类型的升级：过程升级，也许通过先进的技术，生产系统变得更有效率；产品升级，企业进入更复杂的生产线；功能升级，获得新功能以增加附加值；产业链或跨行业升级，由此企业完全转向新的生产类别。4）Gereffi的概念类型学：作为塑造地方和区域升级成果的自变量，全球价值链治理最重要的理论是Gereffi等人的概念类型。Gereffi等人(2005)借鉴了国际商务和贸易经济学中的生产碎片化、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协调问题以及经济地理和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等早期理论工作。为了将这种企业间关系的复杂性理论化，Gereffi等人(2005)通过交易的复杂性、可编码性和供应基地内的能力这三个供应链变量，构建了一种价值链治理的类型。通过给这三个变量赋予高或低的两个数值，他们确定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五种治理类型。除了市场和层次结构的纯形式外，作者还区分了依赖于中间级别协调和管理的模块式、关系式和俘虏式治理形式。进一步的理论工作将重点放在全球价值链中运行的不同治理模式和水平上，区分整体驱动力、不同形式的协调(上述五种治理类型)，以及沿着价值链更广泛的标准化和标准制定过程。（2）GPN1.0（GPN框架由Dicken等人（2001）和Henderson等人（2002）开发）1）GPN1.0概念：Henderson等人（2002）的GPN 1.0模式强调了涉及全部经济活动的企业内部、企业间和企业外网络，并详细阐述了这些网络在组织和地理上的结构。这一分析全球经济的理论框架旨在界定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的企业职能和运营之间的联系，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企业机构。因此，任何GPN分析的中心问题不应仅仅是考虑网络本身，而应揭示通过这些网络互连的位置和区域的动态发展影响。2）GPN 1.0超越GVC治理方法的方式：（1）将企业外行为体(如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团体)纳入GPN；（2）从地方、地方到宏观、区域和全球的多空间尺度上考虑企业-领土相互作用；（3）检查生产系统中交叉的垂直（企业内）和水平（企业间）连接；（4）对全球价值链治理如何受更广泛的监管和制度环境的影响，采取更为复杂和偶然的观点。（3）GPN2.01）发展GPN2.0的目的：Coe和Yeung（2015）试图通过明确将价值、权力和嵌入的早期概念类别与GPNs的动态配置及其不均衡发展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来发展GPNs的动态理论。
GPN 2.0框架目的是在概念上将支撑GPN形成或运作的结构性资本主义动态与地方或区域经济的实际发展成果联系起来。潜在的资本主义动力包括一些关键维度，如降低成本能力比率的驱动因素、市场发展、金融化及其对公司的约束效应、以及风险管理，这些因素共同浓缩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这些动力是驱动经济行动者在配置其GPNs时所采取的战略的关键变量，也是不同行业、地区和国家的价值捕获轨迹和发展结果。Coe和Yeung(2015)研究了这些因果驱动因素如何影响GNP中不同类型公司的战略。
Fuller和Phelps(2018)进一步解释了跨国公司母子关系如何显著的影响这些竞争动态来形成其“网络嵌入”和与特定区域经济的“战略耦合”的方式。产业升级文献通常采取单向的升级路径（从流程升级到价值链升级），Coe和Yeung(2015)进一步发展了“价值捕获轨迹”的概念，以动态的术语描述企业是否能够从GPN的战略耦合中获取收益。最终，这个GPN2.0工作旨在通过探索企业特定的价值捕获轨迹如何在特定地点和位置合并为主导模式和战略耦合类型，以及探索区域和国家经济中不同的价值捕获潜力，从而了解对区域发展的影响2.全球价值链的比较制度框架（1）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参与者（从跨国公司到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键供应商和客户以及其他相关公司），1）如何从结构上组织他们的商业交易，以便于控制和协调相关关系，进行关系定位并形成交易网络，2）如何战略性地管理企业特定活动，来增强学习和知识积累，产生正向效应，并协调全球价值链以获得更好的绩效结果。（2）比较制度框架：比较制度分析有助于将社会科学与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IB方法联系起来。企业层面研究中应用的比较制度分析的前提是，经济参与者将决定最有效的治理机制，以进行经济交流或特定的交易。比较制度分析有许多分支，包括内部化理论，这是研究全球价值链最相关的理论。内部化理论将比较制度分析的经济学本质应用于国际环境，认为经济行为者将选择并保留最有效的机制来进行跨境交易。从比较制度的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治理形式，只有当它与其他现实世界的替代方案（如垂直一体化或市场契约）相比能够实现更高的效率时，它才有可能出现并蓬勃发展。最有效的治理形式是那些在使企业能够:1）在有限理性上节约；2）在有限可靠性上节约；3）创造有利于整体创新的组织环境；4）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必须根据微观和宏观环境的变化调整其合同的经济组合；5）企业通过治理的变化不断影响其微观和宏观环境。这种变化在一个连续的、相互加强的循环中不断发展（3）组织框架
方法论 METHODOLOGY期刊检索范围：国际商业、综合管理、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区域与发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检索时间：过去二十年间——这一时期全球价值链研究快速增长，日益成熟文献检索范围：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工厂（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焦点的概念性文章或至少有一个搜索词作为主要变量的定性或定量的实证性文章）
1.微观层面:微观基础假设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1）微观基础假设微观基础是指影响企业层面(在全球价值链中指网络层面)结果的一般人类行为。有学者认为，个体层面的特征，如有限理性、有限可靠性、认知偏差和创业导向会影响全球价值链治理。（2）微观层面研究的不足为了有意义地推进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进程，有必要对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关注。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直接观察或测量个体层面的变量。此外，虽然某些行为假设经常被提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没有被明确地阐明，也没有经过实证检验。（3）本文提及的微观研究（共7项）1）Akkermans, Bogerd和Vos(1999)讨论了供应链合作伙伴不同的信念和目标所表达的有限理性如何使功能独立，并为有效的价值链管理设置障碍。2）Lipparini, Lorenzoni和Ferriani(2014)认为，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转移中获益最多的GVC网络是那些拥有共同身份和语言的合作伙伴。这些功能可作为防范机会主义潜在威胁的保障措施，并允许参与企业向合作伙伴学习，从而降低专有知识溢出到直接网络之外的风险。3）Eriksson, Nummella和Saarenketo(2014)认为领导企业的管理者在个体层面的认知和管理能力，如文化意识、创业导向、全球思维、界面能力和分析能力等构成了在GVC中成功实现跨境交易的公司能力的关键基石。4）Seppälä, Kenney and AliYrkkö (2018)关注领先跨国公司的有限理性会计决策，并认为领先公司的会计系统可能错误地描述了全球价值链中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这种不匹配意味着分配价值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选择的，这进一步影响了选址决策。5）Kano(2018)认为参与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可靠性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效率。因此，领导企业的管理者作用是通过混合关系机制来控制有限理性和可靠性，从而提高全球价值链在一段时间内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6）Treiblmaier(2018)通过分析主要经济学理论的四种行为假设: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目标冲突和信任，从理论上预测了区块链技术引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和管理变化。7）Sinkovics, Choksy, Sinkovics and Mudambi (2019)探究了全球价值链中三个变量（信息复杂性、信息可编码性和供应商能力）与知识连通性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领导企业管理者的个人特征——特别是他们的风险感知能力和相应的“舒适区”——调节了这种关系。2.全球价值链层面：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组成部分“治理”指的是经济交换发生的组织框架，包括与交换相关的过程。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治理包括指导网络功能的“制衡”的总体原则、结构和决策过程，以确保整个网络的利益超越参与企业和这些企业内部个人决策者的局部利益。我们可以区分全球价值链治理为结构治理和战略治理。结构治理是指控制经济活动的实际结构，如购买决策、网络的组织结构(参与者数量、权力平衡、边界等)、活动的地理和职能分配、决策的集中化程度等。战略治理关注的是在战略决策方面行动者的动态行为。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战略治理是通过规范化和非规范化的惯例和管理实践来协调资源的使用，以确保整个网络的平稳运行。下面将讨论全球价值链结构和战略治理关键要素的六个概念维度，以及治理实践的结果。（1）控制控制决策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即每个价值链活动是否应该内部化、外包或通过合资等混合形式进行控制。1）在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知识和无形资产(如品牌和技术平台)的控制优先于有形资产的所有权。与所有权相比，对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控制可以带来更大的创新倾向、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销售增长。通过增加数字连接，人们更倾向于控制而非所有权，这使得领先企业能够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各个部门，但并不直接管理它们。2）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决策受到东道国监管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当国家政治机构对试图进入新兴经济体大型下游市场的跨国公司施加压力时。此外，控制决策与部门/职能因素有关——例如，在高新技术部门或在东道国市场设立知识密集型职能(如创新)的领先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在提供较弱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管辖区追求所有权。所有权使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专有知识的创造、转移和泄露，是一种先发制人的知识保护措施。3）在相同的地理区域和行业部门中，主导企业的控制决策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这表明，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力量，企业层面的战略考虑是全球价值链控制模式的强大驱动因素。控制决策还可以由当地所需水平驱动，因此牵头的跨国公司可能需要从外部获取专门知识，以实现所需的定制程度。（2）位置位置决策决定了全球价值链最有利的地理配置，即活动应位于何处，应如何进行分配，以便最大限度的利用全球价值链创造和获取的价值。区位决策包括区域效应、产业集群的性质以及全球价值链与当地集群之间的联系等考虑因素。1）区位因素与东道国和母国的宏观层面特征有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应的因素（如劳动力成本、技术环境和制度质量）。在这些因素中，有利的商业法规、知识产权保护和巨大的教育支出通常会吸引技术和功能复杂的活动。2）劳动力成本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决定因素之一。然而，追求效率的离岸外包可能会产生战略问题，特别是效率低下的地方机构无法防止不必要的知识消散时。随着消费运动的浪潮蔓延至欠发达国家，由于大型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可持续性和道德漏洞，需求方面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主导企业在做出FDI决策时最好仔细评估潜在东道国的不良属性。3）进入大型且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的愿望推动生产活动接近终端市场。在同一地点生产与销售使领先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客户需求，且通过减少运输和物流方面的投资来抵消全球分散活动的成本4）领先企业和供应商寻求战略资产，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全球价值链的地理结构，即跨国公司将价值链活动定位于全球专业化单位，以利用国际分工，这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尤为明显。5）衡量价值链同一部分内陆域变化的成本和收益的实证研究较少。Lampel和Giachetti(2013)在全球汽车行业的背景下发现了制造业的国际多元化与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多元化制造的优势最终被日益增加的组织复杂性和管理效率低下所抵消。此外，选址决策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且与公司的战略优先级有关。Gooris和peters(2016)对离岸服务生产单元的调查表明，领先企业可能会选择将其全球业务流程分散到多个服务生产单元，其目的是减少知识盗用的风险。6）技术进步塑造全球价值链的地理构成。数字连接能够利用地理上分散的互补流程，但它可能会限制位于技术欠发达地区的供应商的参与。此外，最新技术可能会影响相关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使其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更接近终端用户。（3）网络结构网络结构是指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构成，虽然全球价值链通常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以领先企业为中心的不对称或高中心性网络，但这些网络也可以在深度、密度、开放性和结构漏洞的存在等特征方面具有异质性。这些特征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对领先企业的控制水平、创新和经营绩效。1）高中心性：典型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在本质上是二元或多行动者，可以影响知识流动、新企业的形成和运营绩效。具有高中心性的企业对二元或多行动者网络中的其他企业具有更大的权力，由此，主导企业可以超越其法律边界，对独立但被束缚的供应商施加控制。这种网络中心地位被视为网络内部更大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的代表。2）网络结构密度：研究发现与网络密度有关的结果有好有坏。网络密度高并不一定有利于新的合资企业的形成，因为结构同质性会产生“锁定”效应。这种网络结构限制了领先企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潜在合作伙伴，阻碍了学习和创新。然而，随着新技术和平台的出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的密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中一些技术和平台可能会有利于提高局部网络的密度3）链接异质性：包括横向联系（具有类似价值链专业化的公司之间）和纵向跨国公司供应商联系（具有不同的价值链专业化）的混合结构组合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Turkina和Van Assche(2018)利用社会网络方法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由本地企业横向联系支撑的网络结构往往会提高创新绩效，而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垂直联系可以促进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创新。4）权力关系：全球价值链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同的网络结构中表现得非常不同。Sturgeon等人(2008)发现，如果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向权力动态的关系形式发展，本地供应商的升级的可能性更大。通过与全球领先公司合作，这些本地公司可以在这些国际网络中获得不同的知识库和技术诀窍5）网络结构嵌入不同的国家和机构环境。Pipkin & Fuentes(2017)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度环境，如国家政策和商业协会的支持，在形成网络动态方面比牵头公司的影响力更重要。（4）学习概念研究已经确定知识扩散和转移是网络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证研究注意到这一主题，并检查了全球价值链中学习的各个维度。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能力发展、技术追赶和全球价值链外围参与者升级背景下的企业间学习——即新兴经济体供应商从OEM到原始设计制造(ODM)和自有品牌制造(OBM)的升级发展。Eng和spickkett - jones(2009)认为，升级取决于供应商同时开发三套营销能力的能力：产品开发、营销沟通和渠道管理。Corredoira和McDermott(2014)发现，单独的领先企业并不会帮助流程升级，但会增加价值，特别是当新兴市场供应商与跨国公司的联系通过与非市场机构(如大学和商业协会)的多重联系而增强时。这些类型的联系对于获取开发利用型创新的知识特别有用，而探索性创新最好通过参加贸易展览会和与国际机构合作来实现。Buckley (2009b)认为，两种选择——在已建立的全球价值链内逐步升级和在当地控制下发展新的全球价值链——都很困难，因为它们需要调动创业能力和发展复杂的管理技能。成功的升级不仅取决于供应商获取知识，还取决于他们吸收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创新的能力，这最终会提高供应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升级所需的具体知识获取策略取决于国内机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性质。薄弱的国内制度阻碍了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创新产品和过程。全球价值链供应商的追赶和升级往往反映了本土机构的演变，地方机构弱点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网络和与全球供应商合作获得知识来克服。全球价值链缔约方之间关系的性质对技术知识转让至关重要，因为网络纽带是知识流动的渠道。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强联系（网络参与者的嵌入性）有助于转移各种类型的知识，包括生产过程、采购实践、技术知识、创新能力。当强有力的领导公司有意促成这种联系时，这种联系是最有效的，领先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其核心地位和互补资产推动外围设备的能力升级。相反，主导企业和外围单位之间的战略耦合薄弱，会影响知识转移和能力发展。（5）领先公司的影响现有的概念研究已经承认，全球价值链的顺利和有效运作取决于牵头公司建立、协调和领导网络的能力。Buckley (2009a)认为，总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比在传统的分级跨国公司中更为重要，因为领导全球价值链需要特定的管理能力，如精细划分价值链、控制信息和协调外部组织战略的能力。然而，很少有研究直接调查领先企业特征对全球价值链的边界、结构和绩效的具体影响。使用领先企业特征作为自变量的研究侧重于领先企业的以下方面：规模、行业部门、位置和技术领导。领导公司的规模似乎被视为网络中权力和影响力的代表。Eriksson等人(2014)认为，中小企业在管理全球价值链时面临着规模小和新生的额外责任，并建议为了长期成功地管理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必须发展三种截然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动态能力:认知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Dallas (2015)将企业规模作为全球价值链管理战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更细粒度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不仅因领先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率而不同，还因其他异质性企业水平特征而不同。因此，他认为全球价值链研究人员不要对大型领先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特性进行假设，而应该关注其他潜在的异质性来源。这种异质性的来源之一是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的一些论文中被分为新兴和先进。两项研究探讨了EMNEs与AMNEs引领的全球价值链的差异。He等人(2018)基于对中国电力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的案例分析，认为当新兴市场国家处于领先地位时，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似乎更加平衡。Buckley和Tian(2017)比较了顶级非金融新兴市场和AMNEs的国际化模式，发现AMNEs更有可能通过全球价值链协调实现盈利，而EMNEs开发协调技能的能力受到本土机构的限制。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更有可能从国际化中获得基于垄断的租金，但仍受限于全球价值链的边缘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很可能仍然掌握在技术领袖手中。Jacobides和Tae(2015)将这些技术领导者描述为“核心人物”。（6）GVC协调协调指的是主要公司经理的决策和行动旨在连接、协调、领导和服务全球价值链伙伴，并最终形成网络战略。协调包括以下要素：网络内每个关系的正式和非正式组成部分、资源捆绑的创业要素、通过牵头公司的战略领导实现的各方利益一致、知识管理和价值分配。包括编纂规则、管理伙伴关系的具体合同选择以及类似价格的激励和惩罚的协调工具通常比非正式工具（如领导公司部署的管理关系的社会机制）更容易观察和操作。Lojacono, Misani和Tallman(2017)研究了家电行业分散价值链中合作治理的细微差别，发现需要更大协调的更复杂交易更有可能通过股权参与进行治理。具体来说，非股权合同在协调海外生产方面更有效，而股权合资企业更适合管理当地的战略关系。Chiarvesio和Di Maria(2009)发现位于工业区内的领先企业与位于工业区外的领先企业在管理其全球价值链以实现最佳效率的方式存在细微差异：位于工业区的龙头企业通过分包网络更多地依赖于地方系统，能够更好发挥灵活性，而非地区企业则投资于国家级分包，有助于提高效率，并通过全球价值链获得增值能力。Enderwick(2018)从概念上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中的责任边界，并认为，主导公司对间接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的行为承担的全部责任取决于间接合作伙伴的合同是排他性的还是非排他性的。领导公司的企业指导是全球价值链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将全球价值链的资源和任务导向创新。Zhang和Gregory(2011)发现了全球工程网络中的价值创造机制：效率、创新和灵活性。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工程价值链的哪一部分是运营的核心焦点：产品开发/生产、设计/创意或服务/支持。Ivarsson和Alvstam(2011)讨论了宜家如何管理资源，以产生更大的价值，并刺激其供应链中的创新能力。本文参考文献中似乎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培养非正式关系作为网络协调的一种手段，有可能促进知识转移、确保承诺、加强创新、响应立法，并提高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效率。领导公司部署的具体关系战略包括：促进供应商和买家之间的定期沟通，使沟通策略适应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所处的文化环境，让多个参与者参与建立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原则，促进共享身份和共同语言，将网络扩展到非市场机构，投资于形象建设，建立单位间关系的长期视野以促进重复互动。牵头公司必须确保合作伙伴获得全球价值链中创造价值的公平份额，作为其各自对网络贡献的回报。在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研究中，假设全球价值链的权力观，价值分配被视为主导企业和外围企业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通常，领先企业被认为占据了价值的最大份额，而大多数外围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面临着高成本压力，并且必须部署战略来对抗领先公司的力量，包括尝试向价值链上游移动。Kano(2018)认为，公平的价值分配可以提高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性。（7）治理和绩效成果针对绩效本身的研究根据研究问题和分析单位，以多种方式对绩效结果进行概念化和衡量，大多数针对全球价值链供应商的研究都将升级作为一个绩效目标。以领先企业为重点的研究更可能使用财务绩效指标作为全球价值链成功的指标：例如，通过不同工业部门的比较市场资本衡量的价值捕获，销售和利润增长，和资产回报率。领导企业绩效的其他概念包括：它对独立合作伙伴的控制能力和协调劳动分工的能力、将交易成本总额最小化的能力、发展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绩效。以全球价值链网络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绩效指标包括：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动态性、获取广泛资源的机会、运营效率、凝聚力/连通性、创新/将想法转化为商业产品的能力，全球价值链在一段时间内的可持续性。由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GVC级别的绩效很难量化，在我们的样本中主要是定性和概念性研究。3.宏观层面:国内和东道主环境特征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相互作用全球价值链组织取决于一些区位特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和外国直接投资保护制度、贸易和关税制度、监管环境和政府政策干预、劳动力成本、技术成熟水平和社会规范。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作用可以显著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和演变。下面总结关键主题和发现（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全球价值链治理属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机构可以通过促进当地供应商联系的政策吸引牵头企业的投资，但也因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法律体系欠发达而使此类投资犹豫。然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异质的：虽然我们假设领先企业是被有利的当地商业法规和强大的制度所吸引的，但这也取决于离岸的具体职能/活动、国际化动机以及领先企业层面的战略和能力。制度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和从创新中获利的能力有很大影响。当地机构的不足阻碍了国内企业将研发转化为创新产品和服务，有效地阻碍了供应商的追赶和升级。跨国公司源于发达的制度环境，因此显示出技术领先地位。全球价值链的外围参与者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机构合作、更广泛地融入国际网络来应对这一挑战，以抵消地方机构的弱点。（2）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和供应、市场和竞争）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配置，决定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生产转移，因此全球价值链的第一级供应商会瓦解自己的价值链，寻求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生产能力。在GPN 2.0中，这种成本效率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实现会形成更低的成本能力比率，有利于全球领先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和供应商。（3）文化特征宏观层面文化特征的影响在较少的研究中被考虑，并且主要与领导公司的战略管理惯例有关。Griffith和Myers(2005)认为，关系治理的文化适应可以提高绩效，东道国文化期望通过影响领先公司在网络上有效部署关系战略的能力来影响全球价值链绩效。Sturgeon等人(2008)讨论了母国文化特征对美国和日本领导企业成功参与关系治理能力的影响。只有一项研究(Funk et al.,2010)使用了施瓦茨(2006)的价值理论，分析了原产国消费者文化特征对全球价值链盈利能力的影响。（4）技术技术是影响全球价值链生命周期的主要宏观因素之一。先进技术主要是在促进连通性和网络中的创新以及权力位置的背景下影响全球价值链结构和战略治理决策的方式。Laplume等(2016)分析了3D打印技术对全球价值链结构和地理范围的潜在影响。Treiblmaier(2018)讨论了区块链技术对全球价值链管理各个方面（包括边界、结构和关系）的潜在影响，（5）GVC对宏观环境产生影响全球价值链不仅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而且对宏观环境产生影响。很少有研究明确指出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Lund-Thomsen和Coe(2015)的结果表明，龙头企业塑造地方劳务机构的能力有限，因为它受到更广泛的经济力量、与地方和国家行为者的关系以及地方监管框架的影响。Barrientos等人(2016)研究了全球和区域超市在“全球南方”的传播影响，发现全球大型零售商的进入为当地最熟练的园艺生产者和工人提供了新的战略多样化机会。这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升级。然而，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意味着许多技能较差的供应商被排除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之外。Kleibert(2016)研究了菲律宾离岸服务办事处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当地的影响，发现这些离岸办事处的大多数特点是外国所有权和高度依赖性。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了该地区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并在劳动力中创造了新的机会。Havice和Campling(2017: 309)在一项国际金枪鱼罐头产业的纵向研究中认为，价值链治理和环境治理是“相互构成”的。对现存文献和未来研究途径的批判性评估1.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总的来说，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捕捉了一种特殊的经验现象，即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逐步解体和地理分散。本文综述的研究调查了这一结构的各个维度，并在选定的维度之间建立了联系，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全球价值链的总体理论能够充分解释这一现象并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1）现有理论研究由于结构的多维性和综述的多学科性质，我们在综述中发现的一个现象是高度的理论多元化。1）在IB、管理和供应链/运营研究中，更常见的理论方法是基于各种形式的商业网络理论。2）许多关于能力发展和提升的研究都依赖于基于能力的理论，如动态能力、资源基础观(RBV)、基于知识的观点和组织学习以及创新理论。3）宏观层面的贸易与发展理论、制度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在一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和结构构成的研究中被引用。4）一些IB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工厂研究流和东道国治理模式动态调查中，采用了内部化理论视角。5）许多其他的理论角度、观点或框架被用来解决具体的研究问题，其中包括国际企业家精神、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以及集群和城市理论。6）一些研究试图通过融合跨学科的理论视角来解决全球价值链现象的复杂性。（2）现有研究的不足尽管从各种理论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似乎我们还没有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主导理论。一些研究参考了Gereffi等人(2005)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然而，如上所述，现有全球价值链框架和类型学没有提供详细的因果机制，因此在提供“在一组边界假设和约束中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的意义上，不构成全球价值链的预测理论。虽然Coe和Yeung(2015)最近关于GPN 2.0理论的书更接近于理论发展的因果方法，但仍然缺乏实证研究来检验其一般性、有效性和稳健性。（3）本文贡献本文的比较制度分析模型（图1）可以被用作一个折中的框架，它整合了各种理论视角，以解释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并且希望可以在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的收益和链级可持续性方面预测具体的结果。2.认知差距与未来研究方向（1）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微观基础虽然微观基础假设经常被提出，但它们很少被明确表达或实证检验。因为全球价值链的配置基本上是管理选择的结果，我们准确预测这些配置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个体的理解，而这在我们的研究中被忽略了。即使是研究学习的论文通常也没有提及个人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基于档案数据的研究经常涉及Tsang(2006: 999)所称的“假设省略检验”，即尽管关键的行为假设可能是为了发展假设而含蓄或明确地做出的，但这些假设没有经过经验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距在IB和管理文献中尤其明显。社会学、发展研究和经济地理文献确实探讨了个人动机和行为，主要通过案例研究和/或民族志方法。然而，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往往不直接考察这些心理因素。事实仍然是，在我们的综述中所代表的期刊上发表的个人层面的叙述很少。未来的IB研究可以阐明个人层面的假设，并检查这些假设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具体联系，如所有权和控制决策、地理和结构配置、知识管理和网络协调。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分布的大部分未被研究的方面，可以通过纳入特定的微观基础假设来推进。解释和检验个体层面的假设有助于学者理解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分布的机制。（2）全球价值链的地理范围和全球价值链地图地理位置是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的关键变量之一，但很少有实证研究试图衡量所调查价值链的地理离散度，以确定这些价值链的范围是否是全球性的，即活动在各区域之间的相对平等分布。事实上，只有两项研究(Azmeh & Nadvi,2014; Suder et al.,2015)直接涉及全球价值链的区域效应，其他在经济地理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实证研究更侧重于全球价值链对特定位置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存在的真正的全球价值链很少，而“全球”这个标签实际上可能歪曲了跨国公司国际网络的实际地理范围。因此，全球价值链学者有责任系统地衡量相关价值链活动的地理广度和深度，并对全球价值链所代表的内容做出准确的定义。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测绘来实现，即将地点与投入、产出、服务和技能流动、就业、收入以及价值创造和捕获的详细数据联系起来，这可能有助于管理者评估全球、区域和地方治理的相对效力。（3）在全球价值链中学习许多实证研究已经检验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知识扩散和转移，但知识管理主要是在升级、技术追赶和边缘企业和战略伙伴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背景下讨论的。领导企业的逆向知识转移和学习研究较少。此外，尽管最近的概念性研究要求更仔细地审查全球价值链中知识转移的具体机制，但很少有实证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知识在全球价值链中向多个方向传播的渠道，以及网络中帮助或约束这些过程的各个部分的具体行为。组织忘却(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的概念——摆脱过时的知识或惯例——指向了另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由于技术和环境的快速变化，全球价值链成员所拥有的知识必须定期更新。全球价值链的成员个体或集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这些过时的知识或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表现乃至长期生存。（4）领先企业所有权和战略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影响综述中一些论文研究分析了领先企业特征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检验领先企业所有权的影响，这意味着私营、公共、国有和家族所有的跨国公司领导的全球价值链之间的潜在差异。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国际战略可能受到非经济目标驱动的企业的行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可能与效率考虑相冲突，并可能驱动特殊的GVC配置。同样，家族所有的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可能是由控制家族的非经济目标驱动的，如保持公司在家族中，为后代提供工作，培养与“选定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并在社区中建立声誉。这些非经济偏好的普遍存在导致了一种功能失调的治理特征：分支偏差，一种基于影响的决策规则，即基于家族的资产和能力比非家族的资产和能力得到事实上的优先待遇。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背景下，分支偏差可以影响GVC网络的组成。在未来的研究中，分支偏差以及由所有权变更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其他特质都可以被研究。领导公司的国际战略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探讨。在我们的样本中没有研究涉及到这种关系。（5）全球价值链安排的时间因素和动态到目前为止，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诸如任务期限和治理模式变化的时间安排等暂时性因素受到的关注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通常被纳入控制和/或位置决策，本文研究论文中只有两项研究以有针对性的方式研究了时间因素。我们建议未来的IB研究将重点放在经济活动的最优分配时间、灵活性/稳定性权衡以及相关的知识积累和学习等时间因素上。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时间动态很可能有助于解决逆向采购、内部采购和再采购的问题，这在现有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解决。（6）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捕获和分配尽管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关注，但领先企业应该如何协调价值创造、捕获和分配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方面，跨学科方法的差异尤为明显。IB学者倾向于将领先公司视为全球价值链中负责价值协调的关键行动者。基于社会科学的全球价值链学者们考虑了领先企业及其合作伙伴之间关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更紧密的争论，并从主导企业和供应商之间各种形式的权力不对称的角度来解释价值分配。未来的研究可以将IB和社会科学方法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和分配(Benito et al.，2019)。（7）跨国公司参与和协调全球价值链的金融和金融化总的来说，我们对金融是如何影响跨国公司战略、全球价值链管理和竞争结果的知之甚少。Milberg(2008)和Milberg和Winkler(2013)的早期研究考察了金融因素是如何塑造全球价值链结构的。Coe和Yeung(2015)认为，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压力和机会迫使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其国际业务。跨国公司对金融动态的反应产生了不同的地理和组织网络配置。领导公司通过全球化生产成功地满足了金融纪律的要求，在股票价格和高管奖励方面往往表现良好。这促使主要跨国公司的战略进一步转向更强调财务驱动的方式来实现公司增长和治理（8）全球价值链对宏观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一直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并与之共同进化。因此，全球价值链对这些复杂系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们包括经济升级，即国内公司的收入和就业增长和技能发展。全球价值链对东道国社区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不平等加剧、劳动标准恶化、环境破坏，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大规模危机。本文研究的论文中，很少有研究直接讨论全球价值链对其宏观环境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即使不考虑数据可用性的问题，实施和衡量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研究全球价值链对相关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IB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为了使这些研究具有可操作性，IB学者们被鼓励“扩大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以纳入更广泛的国际发展观点。全球价值链治理对东道国、本国和国际机构的反馈效应 (例如，法律框架的改善、地方商业机构的改变、工业标准的制订和执行、为执行保护主义措施或促进自由化而改变规章)是今后研究的另一个有趣领域。（9）新保护主义的影响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风险，特别是在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制造活动方面。虽然新的保护主义肯定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和治理，但这种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尚不清楚。在本文的研究中，新的保护主义的影响没有直接得到解决，可能是因为它需要一些时间来实现，而全球价值链的应对模式和结果仍处于变化状态。此外，目前有关保护主义影响的数据有限。新保护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潜在影响是未来研究的主要途径，对学者、从业者和监管机构具有重要意义。（10）GVC和数字化现有的研究已经解决了新技术对全球价值链配置的影响,然而，未来的研究可以回答更广泛的问题，即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治理结构。数字技术支持的“平台化”对全球价值链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跨国公司平台以全新的方式促进了世界各地不同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数字化可能会使位于创新中心以外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排除在外。此外，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导致了一种全新形式的价值链的出现：“数据价值链”。它围绕着一家管理全球收购、存储/仓储、建模、分析和数据洞察的公司展开。这种类型的价值链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目前IB学者对此知之甚少。平台化现象有待探索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数字价值链中的权力动态、平台化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原始数据货币化和增值数据的所有权、同一网络中数字和实体场景的集成、母国互联网法规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影响、专业化与标准化、集成与响应性、消费者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电子商务支持的供应商升级、数字环境中的关系治理，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建立全球虚拟团队的信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虚拟现实对传统和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潜在影响。（11）GVC性能测量由于精细、多层次、地理分散的网络及其成员的多重和潜在分散目标的巨大复杂性，全球价值链级别的绩效衡量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在这里提出，全球价值链在一段时间内的可持续性可以作为治理效率的指标，因此可以被视为全球价值链绩效的最终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详细阐述这一衡量方法，并提出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企业评估网络绩效的其他方法。结论迄今为止，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但目前的研究存在许多知识差距，缺乏统一的理论。本文为全球价值链分析提出了一个比较的制度框架，并在微观、全球价值链和宏观层面确定了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希望进一步将这些问题综合为IB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大挑战”。本文建议这项任务最好通过跨学科研究来完成。我们的回顾表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每个学科都可以从独特和有用的角度做出贡献。我们主张不同学科的学者应该进行交流、合作，并从这种思想的交叉中获益，期待看到更多跨学科的全球价值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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