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经和很多朋友讨论历史，他们说害怕历史，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的时间、人物、事件等东西记不住，学生时代就因为记性差，所以历史成绩不好。我告诉他们，他们对历史学习的理解是不对的。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做了什么事情，那样的机械记忆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关键要从历史中获得启迪，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和实践，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其实，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例如，学习历史可以教会我们洞察人心，通过研究人的心理就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动。 那么，历史究竟教会了我们哪些关于人心的道理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 我先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之前在写《大理国史》的读书笔记时也提到过。蒙古灭大理时，大理的丞相高泰祥没有选择投降，而是英勇就义。临死前，高泰祥还慷慨陈词：“段家的气数已尽，做臣子的死节，也算是尽了本分。”我告诉过大家，大理的末代皇帝段兴智不仅不会感激他的忠义，还会幸灾乐祸。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大臣为皇帝而死，皇帝怎么还不领情呢？我们要从根源上思考问题。原来，大理的皇帝很早就成了傀儡，实权被高氏掌握。段家那些没有实权的皇帝，他们过得很抑郁，好几个皇帝就因为被高氏架空，后来被迫避位为僧。列祖列宗的屈辱历史，段兴智能忘记吗？他做梦都盼着高氏下台，段家好掌握实权。因此，高泰祥死后，段兴智被俘，他投降了。蒙古让段兴智返回大理，历代世袭大理总管。段家虽然名义上归顺了元朝，不再是皇帝，可是他毕竟有了实权，不再受高家控制。我们了解了前因后果，就明白了，段兴智作为皇帝，居然盼着大理灭国，还帮蒙古兵引路，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蒙古入侵，他不可能扳倒高氏，也就不可能获得实权。我们了解了段兴智的心理，他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 还比如，我们读西方历史会觉得很奇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反封建的，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还歌颂英明的君主呢？原来，欧洲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皇帝一人独大（太上皇、太后、外戚、宦官专权等特殊情况除外），是统治阶级最大的头子，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鲜明地反对封建皇帝，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都是如此。西方不一样，教皇的势力很大，有些国王、皇帝加冕都是教皇主持。某种意义上，教权对世俗政权是有制约的。基督教势力腐朽落后，阻碍社会进步，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然希望联合英明君主，和基督教势力作斗争。这些君主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要摆脱教权对他们的束缚，也刚好可以利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暂时达成了默契。这样以来，我们对西方的那段看似荒谬的历史也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孤立地去看，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我们寻根溯源，找到原因，就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那么做，他们那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二战的时候，美国、英国和苏联是盟友，共同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英国害怕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壮大起来，就开始和苏联搞冷战，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原来，它们当年反法西斯并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希望暂时合作，打败共同的敌人，然后各分一杯羹。目的达到后，这种战时同盟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国与国是这样，人与人也是这样。艾德礼在二战时是拥护丘吉尔的，竭力辅佐丘吉尔，使英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是，二战结束前夕，两人分道扬镳了。艾德礼在选举中获胜了，把丘吉尔挤掉了。原来，两人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暂时合作，后来两人的政治理念、政治利益出现了分歧，从合作走向竞争也是必然的。 其实，这个道理在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身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和我们一辈子做朋友，对于有的人就是因利益而交往，这样的感情是不牢靠的。我们面对的人和事也是变化的，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要学会灵活，朋友和敌人都不是绝对的。 学历史，就要学会洞察人心。我们要学会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这对我们灵活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有指导意义。 李灿，生于1987年8月。湖北竹山人，祖籍湖北英山。十堰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发表在《演讲与口才》《堵河》《交通文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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