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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们的文学“教父”

 未来决定现在 2021-11-03

3、4年前我在工作中收集了一份问卷。回答者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翻译家们。阅读者是大众读者。今天整理手机文档,意外发现一些回答,大部分问卷在当时传输给同事后,已经不在我的手机里了。

选择其中两个问题与回答发在公号以纪念。感恩各位抽出宝贵时间,对我工作无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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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谁曾经充当过你的文学“先父”或“教父”?

西渡:歌德,瓦莱里,里尔克。他们在不同阶段充当过我的文学教父,打开了我的情感、感觉和理智之门,我至今对他们保持着热爱和感激之情。他们都不是很现代的作家和诗人,身上都保留着某种古典气质,或者都对人、对文明保持着某种信任。

何平:做文学批评和创作不同,文学批评不是认父,很多时候可能是弑父。

钟鸣:对我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永远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张伟栋:影响最大的作家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让我产生写作欲望的作家是大江健三郎,他获诺贝尔的那年我买了他几本书,他的中短篇小说让我很震撼,他的书后面附有详细的写作年表,二十岁写作了什么,二十三岁写了什么,我当时还是个初中生,心里想的是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刘立杆:很难回答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多作家的复杂的合体。但在某些特定阶段,这种影响又是非常明确的:从口语诗写作转向书面语时,深度意象诗的启发——尤其罗伯特·勃莱;对处于模仿阶段的初学者,这位次一等诗人是一流的。稍后是阿什伯利和史蒂文斯。中间还有更多,比如米沃什和叶芝。我后来尝试小说,纳博科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细节的迷恋以及针脚细密的勾连和段落推进,帮助一个连处理对话都头疼的新手学会了叙述,具体说是《普宁》和《说吧,记忆》。随后,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和巴别尔的《骑兵军》,分别从轻盈和凝练两个迥异的方向展示了魔力……太多伟大的作家,就像沃尔科特诗里写的,“为了巨匠的慢慢/燃烧的信号,可以/放弃写作,而做/他们的理想读者”。我不太认同文学“先父”或“教父”的说法。没有那样一座神殿,喜爱和敬仰另当别论。

凌越: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惠特曼,或者说我希望是惠特曼,因为在把《草叶集》当作枕边书几年后,近些年我已不太看惠特曼了,但是《草叶集》的精髓,——那种拥抱万物的热情,对芸芸众生充满情感的注视,对于粗粝的充满活力的语言的偏爱,——一直作为某种标准在调校着我自己和世界和语言的关系。

胡续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胡里奥·科塔萨尔对我理解写作、理解形式内部汹涌不绝的暗爽乃至对我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一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诗歌方面,我曾模仿过西川、臧棣,也曾做过巴勃罗·聂鲁达、谢默斯·希尼、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学徒,但他们都没有到我的文学“先父”或者“教父”的地步,我生性顽劣多变,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踏踏实实的追随者。30岁以后更喜欢刨出一些存在感比较低的作家草草研习一段时间,而后迅速遗忘。

陈培浩:似乎没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如果说文学“教父”的话,可能是鲁迅。初中时非常喜欢读鲁迅杂文,高中后无数次阅读《野草》。我甚至将《野草》视为生命的拯救书,那些多义的诗性表达对于高中时代的我来说既难以完全穿透,又有着无穷吸引力。大学刚毕业时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陷入抑郁的边缘时,我给他推荐了《野草》,并和他一起大声朗读,索解那种反抗绝望的力量。当然,《野草》最终没能拯救他,拯救他的是《圣经》。但《野草》可以拯救我。

魏微:这个很难讲,我喜欢的作家对我都没什么影响,至少在写作上没呈现出来,比如曹雪芹,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只能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隐性的,属于精神滋养性质的。

冷霜:我钟爱的作家很多,大学时代到现在,卡夫卡、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鲁迅、穆旦,都曾经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同样我也喜爱狄金森、加里·斯奈德、博尔赫斯和废名。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列下去,并且还会加入新的作家。我很难选出那个唯一和始终的。至于影响,我觉得还是由别人说更客观。

陈东飚:我不是作家,因此这个问题离我远了一点,我只能说说我个人喜欢的作家:在中学时期我读得最多的是鲁迅,《鲁迅全集》我可能读过好几遍。吸引我的当然是鲁迅对于中国现实的洞见之透彻,剖析之彻底,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他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我很久没有重读鲁迅了,一是害怕一读就停不下来,全集要花去我太多的时间;另一个害怕是,这些文章所谈论的就是现在。)
另一个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博尔赫斯。“宇宙(别的人把它叫做图书馆)……”这是《巴别图书馆》的开场白,也是我读到过的最为震撼的开场白,(今天我又从它表面上的荒谬中看出了一点新的道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我们的一切知识,不是来自于过去的文字记录吗?没有文字人类与不知宇宙为何物的野兽何异,或者说,会不会有人类?——在初读约三十年后,博尔赫斯仍给我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鲁迅解开了中国的源代码,博尔赫斯破解的则是人与世界的源代码。“书”,亦即人类历史与智慧的载体,汇编成册、无限分页的时间,是博尔赫斯文学的基本元素。博尔赫斯的短小篇章并不是某种理念、哲学、信仰和怀疑的载体,相反所有那些理念、哲学、信仰和怀疑都仅有一个目的:成为博尔赫斯的一页。文字的目的不是为了言说世界,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成为文字。“一切为了成为一本书”,博尔赫斯提到过马拉美的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也足以形容博尔赫斯。

胡桑:我对写作的想法一直在变化。最初的整个头脑完全被海子侵占,后来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艾吕雅,然后又有伊丽莎白·毕肖普、特朗斯特罗姆和普鲁斯特,随后是奥登、布罗茨基、米沃什和沃尔科特这些人。现在我更喜欢莎士比亚、阿米亥、特雷弗、麦克劳德、阿兰达蒂·洛伊、简·奥斯汀、托尔斯泰、赫拉巴尔、卡佛这样的诗人和作家。我的写作训练基本上通过自我的盲目的探索而完成的,所以,期间走过许多歧途。所以最初几年的写作是一种并不完善也不够专注的练习。于是我几乎想不出谁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以前的阅读集中在语言形式,如今我更看重书籍所构建的人的存在状态,个体之间相遇的意外性,人与人交往的错位,人的愿望,爱的可能和不可能。也许,亚里士多德、本雅明、阿伦特、列维纳斯、阿甘本、阿兰·布鲁姆等哲学家对我的启发更大。

张桃洲:早先(年轻时)对普鲁斯特、卡夫卡、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显得“病态”、身体孱弱的作家感兴趣,可能与自己从小的身体状况、精神取向有关。当然现在仍然对他们充满敬意。我的文学趣味、思想观念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成熟一些后是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海德格尔的哲学及其阐释诗歌的著作,还有波德莱尔、里尔克、艾略特、狄兰托马斯、史蒂文斯等的诗集,产生了较多影响。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产生影响的中国作家有屈原、杜甫、鲁迅、冯至、穆旦、昌耀等。

孟繁华:当然是鲁迅。

敬文东: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或诗人是陶渊明和博尔赫斯;如果一定要给自己的文学生涯找一个“教父”,那应该是鲁迅,但他早已是“先父”。

高兴:先是泰戈尔,后来是鲁迅。神秘感,宗教感,词语之美,呼吸般的节奏,都是泰戈尔对我的影响。鲁迅则让我感受到了冷峻、犀利、词语的个性和文人的骨气。

余怒:我不知道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谁,卡夫卡、乔伊斯、凯鲁亚克、亨利·米勒、罗布·格里耶、索尔·贝娄、福柯、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应该是受到他们综合的影响。

贺奕: 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看。表面上,有时候某个作家对你影响很大,正是因为你竭尽全力想要摆脱他的影响。而有些作家你或许并不十分看重,他们的某些特质却会在无意识间影响到你。我曾经酷爱索尔贝娄和辛格,但前者的渊深庞杂和后者的内敛凝练其实是学不来的。

金仁顺:这个很难讲的。因为一直在变。也没到“先父”“教父”的程度,可以列几个想致敬的名字:余华,苏童,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等,这个问题每次回答,都会不一样。

厄土:冯至译的里尔克。开启和塑造了我对诗歌的想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可能都笼罩在里尔克诗歌各种译文的影响之下。

茱萸:没有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但我一度深深沉浸在李商隐的诗文及其所营造的诗性世界中而不能自拔。

蔡东:很难说,喜欢过太多作家,只能说某个时期有最喜欢的,过一阵子可能又有变化了。

文珍:每个阶段的人选都不太一样,而我偏巧又一直认为自己“无父无君”。非得找个男性的话,就还是鲁迅吧。谁让我那么早就糊里糊涂看了《彷徨》《呐喊》呢。也超喜欢《朝花夕拾》的童心和孩子气。再后来看《两地书》,私底下的大先生果然嗲,嗲到老。

王家新:对我有影响的大概有三、四十位中外诗人、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吧。如果一定要说哪一位“影响最大”,我只能说是杜甫。这是一位歌哭诗人,但又是一位“文明之子”和集大成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一部中国诗歌史,而他又把它推向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他的诗中,我们才得以洞见我们的心灵和汉语自身的奥秘。因此毎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重读,不仅常读常新,在我看来杜甫的“热”与“力”和艺术启示也是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不说别的,单说我最近读到的几句“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饿死焉知填沟壑,高歌但觉有鬼神”就足以让我再次惊心,好一个杜甫啊。

一行:“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中可以包括哲学家吗?如果包括的话,我会列出海德格尔和黑格尔。如果不包括的话,那么诗人中对我早年影响最大的是李贺、欧阳江河和特拉克尔,小说家中对我早年影响最大的是米兰·昆德拉和博尔赫斯。到今天,他们的影响可能被另一些人中和了,但他们是我的起点。

朱文颖: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在早期和现在是风格迥然不同的两位。这比谁是我的“先父”或者“教父”更让我觉得有趣和神奇。

叶辉:歌德的文学态度和博尔赫斯对事物的沉思方式,对我启发最大。

彭剑斌: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是《美国》。

王威廉:那太多了,很难说出唯一。从鲁迅、郁达夫到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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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反复重读的书是哪几本?最多重读过几次?


西渡:《圣经》,歌德,里尔克,瓦莱里……不过也很长时间没有重读了。现在读书很多时候多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单纯满足阅读的乐趣。但是,以后有时间,我还是愿意反复阅读这些作家。

何平:如果不是做文学批评需要反复读研究对象的职业需要,我很少反复读同一部作品,如果硬说有,可能就是《安徒生童话》吧。

钟鸣:反复读的书是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和寓言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地下室手记》、《房东》、麦克鲁汉的《传播工具新论》。

张伟栋:重读的书很多,主要是因为给学生讲课。比如《安提戈涅》至少读了十遍左右,像是康德、海德格尔的书断断续续读了十多年。

刘立杆:在重读方面,《卡夫卡日记》和西蒙娜·薇依的《重负与神恩》几乎不相上下。前者是因为读起来简便,自由;后者,则在生活的一些艰难关口安慰了我。这是非常灵验的偏方,一滴蛰人的蜜。

凌越:反复重读的书主要还是诗集——《草叶集》、《兰波诗全集》、《叶芝诗全集》、《狄金森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等,并不是从头到尾地反复阅读,而是随便翻阅,至于有多少遍,那就难以计算了。

胡续冬:我重读最多的可能是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在20多岁到40岁之间反复读过至少5次。这本书曾经改变过我的史观,让我对世界的格局变化有了更多全局化的认知。但其实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还是里面带着天然陌生化效果的人名和地名,由它们所组成的时而简洁时而混乱的叙事,本身就像一种调度得当的诗歌。

陈培浩:《野草》《看不见的城市》《通向语言之路》《论语》《启迪:本雅明文选》这些书经常重读。《野草》读过的次数已经不可计算。

魏微:《红楼梦》吧,每年都会读。博尔赫斯我也爱读,主要是腔调好,迷宫和梦境什么的倒在其次。

冷霜:我反复阅读的书不少,分几种类型,一种是教书工作所需,因为教的是文学,很多书本身也是我很喜爱的,像《艾略特诗学文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启迪》、萨义德《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等,还有一些优秀的中外现当代诗人的诗集。一种是和个人的学艺和精神成长历程有关的,在某一时期反复读过,例如《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文明的孩子》《第四散文》《重负与神恩》……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只读过一遍的书只是有所了解而已,只有重读过的书才算是真正读过。有了孩子之后,给孩子读绘本,他喜欢的绘本在一段时间里总是会要求反复读给他听,所以我也反复阅读了很多有趣的绘本,比如宫西达也的“霸王龙”系列,还有谷川俊太郎有本《噗!噗!噗!》,完全只用声音词,讲述了一个世界周而复始创生与毁灭的故事,把谷川诗歌里具有的那种原始性的想象力很好地展现在绘本里。给孩子读他喜欢的绘本,即使已经讲了很多遍,讲到让他开心的地方他仍然会像第一次听到时那样百分之百的开心地笑出来,让讲的人也很有成就感,是非常愉快的经验。这种反复而一如初始的阅读也是小孩子值得大人学习的一种能力,有时,正是在这种反复的阅读中,他会指出我没有留意的细节。

陈东飚:前面说过了,《鲁迅全集》在中学里读过两三次吧,然后是王央乐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十几年里反复读了多少次记不清了,有时候无聊了就翻开来看几篇。还有金庸、古龙的几本武侠小说也读过好几次。

胡桑:《人的境况》、《尼各马可伦理学》、《微物之神》、《杜撰集》、《文学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给青年诗人的信》、《诗经》、《奥瑟罗》、《麦克白》、《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宁娜》、《城堡》、《百年孤独》、《过于喧嚣的孤独》、《鳄鱼街》、《论语》、《潜能》、《总体与无限》、《鲍参军集》、《陶渊明集》、《孟郊集》、《文心雕龙》、《追忆》、《解体概要》、《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博尔赫斯诗选》、《米沃什诗选》、《保罗·策兰诗选》、Finders,Keepers(希尼)、Amen(阿米亥)、Less Then One(布罗茨基)等等。太多了,肯定还有遗漏的。每本都读过很多遍,不过有时候重读只是随意选取一部分,并不每次都通读。
还有反复看的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塔尔科夫斯基《镜子》《乡愁》《牺牲》,小津安二郎《秋刀鱼之味》《东京物语》,安哲罗普洛斯《雾中风景》《塞瑟岛之旅》《尤利西斯的凝视》《鹳鸟的踟蹰》,莱兹《故乡》,侯孝贤《童年往事》等等。
张桃洲:《圣经》,特别是《约伯记》、《雅歌》及新约里的几篇,反复读过多遍。其他还有《思想录》(帕斯卡尔)、《存在与时间》、《我与你》(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本)、《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词与物》(福柯)等,会时不时拿出来翻阅。
孟繁华:反复看的主要是专业书。个人喜欢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复活》、《包法利夫人》等。《三国演义》读了不知多少遍。
敬文东:说起来很奇怪,我反复重读的书,竟然是马尔康姆的小册子《回忆维特根斯坦》,前后读过七八次吧。
高兴:好像并没有刻意地重读哪几本书。有时,出于写文章的需要,才去重读某些书。总有新书在等着我读。
余怒:纳博科夫《说吧,记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说过这样的话:“读书,然后就将它忘掉。你读了,该记得的就记得了,就得到了,自然化作了你的一部分,得不到的,死啃也是无甚作用。”我很赞同这句话。读过的,我一般不想再去读,但这一本是个例外。
我对纳博科夫的喜欢有些反复。当初读《洛丽塔》,十分喜欢——喜欢的缘由现在已经忘了,是其文字空灵,还是结构跳跃?我唯一肯定的是,不是它的性描写——但若干年后,重读这本书,却觉得平常。第一次读的是删节本,后来读的是全译本,是不是因此失去或减弱了文本空间感?那删节本已经找不到了,我也懒得去深究。当初,因为《洛丽塔》,我又买了他的其他几本小说(书名大都忘了)——我到了逢纳博科夫必读的地步。可那些小说实在糟糕,都是情节完满的、仿佛通俗小说式的东西。这种失望到了读到他的《说吧,记忆》之后才得以扭转。这是一部伟大的散文,可与梭罗的《瓦尔登湖》相提并论——但它的语言腾挪功夫几乎无书可比;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应该深受其影响。
贺奕: 会不断地重读一些书,但未必从头到尾,更多是开头部分或书中的部分篇章,也想看看跟当年初读时的感觉是否有差。静下心重读一本书是件太奢侈的事。近两年完整重读过的好像只有《古拉格群岛》、《癌病房》和一些跟自己写作有关的资料书。
金仁顺:《红楼梦》,《聊斋》、《三言二拍》、简-奥斯丁的所有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娜,读过四五遍吧;还有些小说,隔段时间拿出来读读,但未必从头到尾地读,像某些短篇小说集,也不需要都读完。
厄土:红楼梦,高中二年级,和几个同学做文学社,大家没事儿就读红楼梦,很迷,反正真的翻烂了一套。
茱萸:很少重读。我也很少把“重读”作为衡量对一本书的喜爱程度的标志。
蔡东:《红楼梦》,它就像一个很亲密的老朋友。不知道重读过多少次,拿起来随便翻看,从哪一页开始都可以。
文珍:三次《西游记》。四次《金瓶梅》,全本。张爱玲的《十八春》《小团圆》也读过三五次,《包法利夫人》应该是三次。最多的还是《红楼梦》,可能有个五六次。
王家新:我少年时反复读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它完全把我吸引了,激发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精神”。那时我的最大志向就是当一名地质队员,背着探矿包走遍世界。高中时反复读的书则是《冯至诗文选》。因为有很多惨痛经历,比如有一次我正在埋头读《一千零一夜》,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校长把我的书没收了!所以读《冯至诗文选》时,我一般是在周末回家的路上读,眼看四下无人,便从书包里掏出书来大声地诵读。冯至有一首诗《蛇》(“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的没有言语”),毫不夸张地说,我读了无数遍,读得浑身颤栗还要读。所以今天当我回想青春时代,我还可以听到当年放声读诗的声音,回荡在那条寂寞的山区公路上。
一行:少年时代书奇缺,能到手的书很多都重读过,特别是武侠小说。比如,金庸《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我读过四遍,古龙的《画眉鸟》《欢乐英雄》也读过三遍。那时我很少读世界文学名著,整天泡在中国古典诗词和武侠小说中。
上了大学之后,读书的范围才扩大。从大学时代到现在,我反复重读的书,几乎都是哲学著作和现当代文学著作。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巴什拉《空间诗学》,西蒙娜·薇依《扎根》,爱德华·托马斯诗选(载于周伟驰译《英美十人诗选》),罗伯特·沃伦《沃伦诗选》,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张枣《张枣的诗》,帕维奇《哈扎尔辞典》,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这些书我都喜欢重读,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重读次数最多的书,我想应该是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吧,前后读过八遍。
朱文颖:我经常读一本名叫《修道院纪事》的书,出自一位葡语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修道院纪事》是歌颂人类意志的。在两个卷首题词的第一个意志问题便作为提示出现了:有个人正朝绞刑架走去。另一个人看见了,对他说:“某某先生,真是岂有此理,你就这样去死呀?”即将受绞刑的人回答说:“不是我自己去,是他们叫我去的。”

另外,我喜欢尼采。

叶辉:反复阅读的有很多,但重复读得最多的是《易经》,大概十多次吧。
彭剑斌:不多。《叶甫盖尼·奥尼金》,也就五六次吧。

王威廉:小时候因为书籍贫乏,各种书都被重读,比如《杨家将》《隋唐演义》《人猿泰山》等等。后来书籍太多,几乎很少有重读的。预计以后又会缩小阅读范围,开始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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