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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卫民 《王茂荫集》有书札《家训和遗言》[[1]]一篇，全文分为五部分，每部分结尾有书写时间信息。第一部分为咸丰元年六月所书；第二部分为咸丰三年五月所书；第三部分为咸丰八年五月所书；第四部分有咸丰八年眉批“此愿已了，今更无累”，没有标注书写日期；第五部分为咸丰八年五月又书,并强调“后凡有加批之处笔画，皆现在所书也。” 据曹天生先生介绍，王茂荫的“家训和遗言”为王茂荫后代誊抄件，并非王茂荫一气呵成。为了更好地理解《家训和遗言》内容，准确把握《家训和遗言》作者的思想情感，笔者对《家训和遗言》的书写时间和书写背景试作考证。 一、王茂荫主要任职履历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歙县杞梓里人，嘉庆三年三月生。道光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升擢户部贵州司员外郞。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奉旨记名以御史用（候补），三月父病逝丁忧。咸丰元年，六月回京，七月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八月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咸丰二年，八月署山西道监察御史、兼署礼科掌印给事中、兵科给事中。咸丰三年，三月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四月升擢太常寺少卿，六月升擢太仆寺卿，十一月升擢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咸丰四年，三月调兵部右侍郎，十月转兵部左侍郎。咸丰八年，七月以疾请假开缺。同治元年复出，四月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七月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同治二年，二月调任吏部右侍郎，六月丁继母忧。同治四年六月去世。[[2]] 二、牵挂亲情书信教诲 从内容和语气上看，《家训和遗言》的第一部分应该是家信内容，并非遗嘱。处在京城的王茂荫，没有生计困顿，起居正常，没有动笔书写遗嘱的主客观需要。从所涉及的史实看，写于咸丰元年无疑。 道光二十八年，王茂荫丁父忧回籍前，曾奉旨记名以御史用，王茂荫咸丰元年回京，意欲补实。他没想“京察”提拔，也没想“截取”选用，只是想说说向来想说的话。王茂荫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补实御史职位，从而有机会向最高统治者倾诉自己的治国理政主张。 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等人起事，十二月领导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武装起义，“贼氛日炽，时事日艰。”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茂荫，不是盯着蝇头小利的人，也不是刻意去追求高官厚禄的人。面对时局，作为朝廷命官，内心潜藏的道德力量被激发出来，这是他的正向思维，他的实践选择，合乎情理，我们不能以现代道德观去苛求他。 因为他离家不久，对家庭情况熟识，他对儿辈的教诲有的放矢。文中的“祖母”是王茂荫继母吴氏，“叔辈”是王茂荫同父异母弟弟茂兰、茂茹、茂蔼等人。“汝等”自然是王茂荫儿子明诏、明慎、明镇等人。[[3]]这是一个大家庭。王茂荫诸子都已成家，应该有各自的“小算盘”，所以，王茂荫特地强调说：“切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礼。”生活的许多纠纷往往是因为财利取舍引起，如何对待财利看出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这实在是切中要害之言。莫说普通大众，历史上有多少高官达人因贪赃敛财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三、以防万一留遗嘱 《家训和遗言》第二部分是说明写遗嘱的原因。金田起义后，咸丰元年九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实行“永安建制”。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攻下武昌后，咸丰三年正月从武昌出发，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二月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咸丰三年四月，太平军开始北伐和西征。在王茂荫看来，可以很快平息的贼乱，“然在事诸臣多不足恃”，导致成现在的危险局面。他没有厌世情绪，没有悲观消沉，但他做了最坏的准备。“身后茫茫,惟听弟辈儿辈自行努力，以期光前裕后，亦复何言。然有恐以不言致误者，随笔略书于后。” 可以说，咸丰三年是王茂荫一生最荣耀的一年。四月，升擢太常寺少卿，六月升擢太仆寺卿，十一月升擢户部右侍郎。同时，因为有这些史实，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此遗嘱写于咸丰三年五月无疑。 王茂荫作为政府官员，在社会出现动荡时他不是选择退缩，他做了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咸丰三年，工部尚书翁心存兼管顺天府尹，为应对北伐太平军疾驱燕都的意图，在布置京城防守事宜时“举光禄寺卿宋晋、太仆寺卿王茂荫综理其事”，得到咸丰帝允行。[[4]] 四、肺腑之言似家常 《家训和遗言》第二部分只是表达了写遗嘱的原因，并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而《家训和遗言》第三部分为记事，所记之事都是咸丰三年五月之后发生。那么，第四部分是否为咸丰三年五月所书遗嘱内容？以下史实可为佐证。 王茂荫的小女儿嫁西溪汪宗沂。[[5]]据郑村汪育真手抄西溪汪氏族谱资料，汪宗沂，原名恩沂,字仲伊，号咏村,光绪六年进士。汪宗沂生道光十七年十一月，殁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原配虹源王公女，生道光十七年四月，殁咸丰四年八月。继娶王茂荫女，生道光十七年七月，殁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汪宗沂与王茂荫女结婚时间不详，依常情而言，子女结婚后父母才好说“此愿已了，今更无累”。咸丰三年，王茂荫小女儿17岁，符合“则年纪已大，便难访人家”的情况。 捐纳官衔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王茂荫集》收录有《道光二十一年新定常捐银数单》、《酌定章程》、《大捐印结银数单》等捐例。王茂荫认为“捐例之弊，人皆知之”、“入资拜官”非善政。[[6]]咸丰二年，户部以“需饷孔殷”为由提出“奏请准士子报捐举人、附生”建议，王茂荫知道后立即上奏折表示反对。咸丰皇帝采纳了王茂荫建议，明确“户部奏请捐纳军功举人生员一折，着不准行。”[[7]]了解到这个背景，可以准确理解王茂荫所言“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不必出仕，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 五、眉批与咸丰八年遗嘱 《家训和遗嘱》第三部分第一段为眉批内容，是“超擢太常少卿”之后得到的恩荣，有了这些恩荣，咸丰三年五月所书“一身之宠荣至矣”更加荣耀。 咸丰八年，太平军势力犹强,虎视耽耽的英法联军战船已开到天津,四月到天津城外，距离北京才二百里,情况危急。王茂荫奉命办理五城团防事宜，他随同周祖培等“与五城御史悉心筹画”。[[8]]这是《家训和遗嘱》第三部分第二段所说“惟有益坚此志而已”的历史背景，也是王茂荫“咸丰八年五月又书”的历史背景。 咸丰八年的王茂荫显然不同于咸丰三年五月的王茂荫，这不仅仅是资历官衔上的变化。咸丰三年王茂荫留遗嘱时，考虑的主要是家庭问题。“行状不必做。我之行事，尔辈不得知，亦做不来，且天下自有公论，国史亦必有传，无庸作此无用物也!谨记。”遗嘱中出现这一段实感突兀。从情理上说，王茂荫如果想到自己，应该顺势说说祭葬方面的事。疑似文本外面眉批内容，为咸丰八年所书。 《家训和遗嘱》第五部分文本，咸丰三年五月的王茂荫是断然写不出来的。那时的他，虽说“一身之宠荣至矣”，但还不足以谈论国史留名；虽说有几篇精彩的奏折，但还不足以议论著书刊刻。 易佩绅说：“佩绅自咸丰六年丙辰，公车入都，于邸抄中读先生奏议，即向往之。”[[9]]吴棠说：“子怀少宰以清德巍科，历路通显，感激先皇知遇之隆，前后奏疏不下十数万言，初无惊奇可喜之论，得至事后覆校之，一一如烛照龟灼，寸量而铢计。”[[10]]由此窥视，如王茂荫遗嘱所言，王茂荫对自己奏折的自赏绝非主观私念使然。 六、读《家训和遗嘱》的启示 王茂荫之前，治家格言、伟人遗嘱、名人名言，繁不胜数。王茂荫的家训和遗嘱，没有“新奇特”内容，但他的家训和遗嘱，简朴平和接地气，通俗易懂说实际，有强烈的生活气息。王茂荫为杞梓里承庆祠撰写的对联[[11]]也有同样的风格。 上联：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下联：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荀日日侈游不事，匪廨不由，便为孝子贤孙。 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吴晗认为，在科第上，王茂荫是早达的，他在34岁那年就中了举人，第二年联捷成进士。在官阶方面，他是一个晚达的人，50岁才升为员外郞。[[12]]如此说来，他的为人与他的为文是一致的，初看无惊奇可喜，回望却是万丈光芒。古圣贤推崇立德、立功、立言。观王茂荫一生，他清正自守，廉静寡营，直言敢谏，是“三不朽”精神的倡导者、宣扬者、践行者。 他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情怀，不善于投机钻营。他专心经营“业务”却不计较“人际”，君子和而不同。由于他坚持己见而受到“严行申饬”，成为《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王茂荫的家训和遗嘱，浅显易懂，没有深奥的辞藻；有长者风范更有生活真情；有时代的局限性却没有“高大上”的说教；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却没有迂腐偏见。 王茂荫为官后，祖母反复告诫他：“吾家虽寒素，粗足自给，愿汝善守身，不愿汝积多金也。”[[13]]王茂荫的家训和遗嘱，与他的德名，实如黄金万镒。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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