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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祖国西南部，自春秋战国时期，荆楚文化、氐羌文化、巴蜀文化、印缅文化以及以中原为主要的汉文化，已在洱海和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坝区，逐渐传入并得到发展。唐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洱海地区的乌蛮建立南诏政权。唐天复二年（即公元902年），南诏覆亡。经过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王朝的短暂统治，白蛮段思平在后晋天复二年（公元937年）讨灭大义宁国，大理国自始诞生，洱海地区继南诏之后，再次成为云南政治中心。 蒙古王朝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灭大理国。《元史》记该次战绩时说：“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善阐其一也；郡四，部三十有七。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说明蒙古军威所及，立国316年的大理国，遂为元朝所有。 应该看到，蒙元起于朔漠，国力威慑欧亚两洲；蒙元得大理，不仅使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云南，归于统一的中央王朝治理之下，且因蒙元执行的儒化、安抚等政策，有利于多民族的云南能够在安定的环境中求得发展。在文化素质及文化需求上得以提高。一个更为突出的情况是，蒙元部族复杂，为历代封建史上所罕见。可以想象，由于元朝统治将及一百年，其部族大量融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土著民族之中，使云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习俗诸方面较之大理国时期，所显现出的更为丰富斑斓的多元化局面，则是历史的必然。本文试就上述问题，以及蒙元部族情况，简要谈谈它的作用及其发展过程。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宪宗蒙哥为了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包围偏安于杭州的南宋，命皇弟忽必烈率军十万，由大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自关中地区循古熙州之地的临洮进取大理。《元史》说：“九月壬寅，师次忒刺，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到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忽必烈于十二月军薄大理城，收降龙尾关、赵睑等地，斩大理国权臣高太祥，因而平大理。次年，班师北归，留兀良合台继续征伐各蛮部。 兀良合台与其子阿术复又分兵取善阐至昆明池，大理国主段兴智投降，云南基本平定。 兀良合台是元代开国勋臣速不台之子，是最早把云南纳入代版图的肇始人。据《元史·兀良合台传》的记载：兀良合台初事太祖铁木真，曾领兵从定宗征女真国，继而又随蒙古亲王拔都征钦察、兀鲁思、阿速及孛烈儿诸国。在蒙古人中有很高的威信。特别重要的是，据《元史·宪宗本纪》的记载：兀良合台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之夏六月，他与蒙古亲王旭烈兀帅师征伐西域波斯北部的哈里发八哈塔等国，是为著名的第二次西征。该次军事行动，是他在从忽必烈平大理前的4个月，因此可知，兀良合台远征后，他的部队中已拥有为数甚多的俘获和收编归降的西域各族人。 在论及兀良合台所率西域各部族时，“探马赤军”在其军旅中实居主要地位。关于探马赤军的建立及其性质，可见《元史》记载：太祖铁木真十三年（公元1218年）“命太师木华黎伐金，分探马赤为五部，各置将一人，阔阔不花为五部前锋都元帅。”又说：“岁丙申（公元1236年），太祖命五部将镇中原。阔阔不花镇益都、济南；按察儿镇平阳、太原；孛罗镇真定；肖乃台镇大名：怯烈台镇东平。”又，先是探马赤总领为木华黎，后以阔阔不花之子黄头为元帅，是为探马赤军之始。其性质也可见于《元史》：“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这里已把“探马赤军”的组成和任务说得十分清楚。考探马赤军初建，可分五部。最初只包括蒙古人，其后才有回回人、汉人、新附军及畏吾儿等，但其中为数众多的组成者，则是色目人。对于色目人，近代学者已有解释：“蒙古起于朔漠，他们最早接触和熟悉的，是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故把这些人统称为汉人；而把汉人以外的，主要是把西方民族称为色目人，有时也称西域人。”又据陶宗仪所记述：元代色目人有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阿儿浑等31种人之多。陶氏处于元代，其说较为具体。他所列举种族，大体上概括了欧洲中部属于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公国各族人，以及世居于中亚突厥族系的钦察及康里人，也包括了从高加索地区迁来中亚而信仰基督教的阿速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儿浑人等。 可以看到，蒙元征服云南，除了对其内部不同种族的强化统治及利用外，也面临着云南民族众多、难以累计的繁纷复杂的形势。为了消弭民族地区疑惧情绪及时叛时附的动荡局面，元政府不得不采取绥靖与安抚并用的政策，所谓安抚，实即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其目的则对于居于崇山峻岭或散居于坝区村寨的蛮部首领和酋长封授官职或世守其职。这既能有效地稳定地方秩序，也有利于土著民族的武装力量供其役使。这种所谓的安抚政策，在《元史》中不乏其例。如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以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缺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又“诸内部郡官仕云南省，有罪依常例。土官有罪，罚而不废”。再次，蒙元政府安抚政策的另一个措施，即是设立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司等官职，以土著民族上层人物任之。根据《元史》记载，在世祖至元及成宗大德时，曾以乌撒禄余、曲靖举宗为宣慰司土官，丽江察罕不花为宣慰司土官，车里寒赛为总管府土官，高阿康、举宗为云南省参知政事，实卜为云南行省右丞，高寿为云南行省左丞等。有元一代，元政府分封土职土官，遍及各蛮部。这将使众多土著民族为元所用，发挥元政府在守备、镇戍、站赤、屯田等方面无法起到的作用。《元史》曾叙述忽必烈平大理，段兴智归降后的情况时说：“乙卯，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兴智遂委国任其弟信苴日，自与信苴福率爨僰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蛮之未附者，攻降交趾。”又说：“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信苴日入觐，世祖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由此可知，兀良合台收降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主要依靠大理国统治阶级的力量。 必须指出，元政府驱使土著民族参与其守备、镇戍活动，在世祖至元时比较突出。如至元九年（公元1275年）曾签欲速公弄等土番军从征建都。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签云南保保、蒲纳烘等处军万人，隶行中书省备征。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云南行省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命其从军。同年，云南行省言，云南旧屯驻蒙古军甚少，遂取渐长成丁、怯困都等军，以备出征。云南阔远，多未降之地，必须用兵，已签爨僰人一万为军，续取新降落落、和泥等人，亦令充军；然其人与中原不同，若赴别地出征，必致追匿，宜令就各所居一方未降处用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诏讨罗氏鬼国，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剌章军一万，四川药剌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增兵镇守金齿国，以其地民户刚狠，旧尝以汉军、新附军三千人戍守，今再调探马赤、蒙古军两千人，令药剌海率赴之。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遣雪雪的斤领畏吾儿户一千，戍合剌章。上面的资料，包括了从事军事任务的吐蕃、乌白蛮、蒲蛮、摆夷、蒙古人、汉人，以及从新疆高昌归附的畏吾儿，甚至也出动了探马赤军。 必须看到，元政府军伍中的西方各部族与多民族的云南土著民族的服役，是相互而依存的。更表现在马政及屯田的各个方面。首先看马政。《元史》说：“西北马多天下，秦汉而下，载籍盖可考已。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又说：“世祖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立太仆寺，属之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儿朵马。其牧地，东越耽罗，北逾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文献中关于元代马政制度，已可窥其大略。蒙古人初创基业，骑马射箭，以马上得天下，因之驰骋万里，远及欧亚，牧马给养，事关重大。可知，兀良合台率骑兵十万而“革囊渡江”，轻取大理，不可能没有马政之设。元朝马政自有专门机构的太仆寺管理，应始于世祖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以后，蒙古人政区所及，在所谓“应有系官孳生马、牛、驼、骡、羊点数之处”设牧地牧养。最初，云南只设亦奚不薛一处，由蒙古人铁木儿不花管理。亦奚不薛地区应在今贵州水西一带，但从《元史·地理志》看来，由于当时八番、罗甸及亦奚不薛地处湖广、四川及云南交界，其隶属关系时有变易，故历来在湖广、四川及云南三省之间因具体情况而隶属有所不同。如：根据《元史》亦奚不薛在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隶湖广省，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又归隶云南省。《元史·兵志三》曾把亦奚不薛指为云南牧场所在地，但从《元史》中可知，一般在战役结束后，有所谓“下马则屯聚牧养”的规定。“屯聚牧养”可以理解为“马政”和“屯田”两个部分，具体而言，即是牧马场的建立和管理，并施行供给军粮的屯田政策。蒙元统治者为了平定云南叛变无常的各蛮部，因地理形势的复杂险要，其战线相对的扩展与延长，马政亦因战争的需要而补置，牧场因地而宜，不可能设于远在湖广及黔滇交汇的边远一隅。可以看出，马场建置，决非亦奚不薛一处，不过在《元史》中疏于记载而已。 关于屯田，《元史》说：“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又说：“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制之。” 云南屯田自赛典赤治滇后为其宏观。先是屯田始于金齿，后及元代云南政治中枢的中庆等地。《元史》所列军民屯田一十二处，其记载至为详尽。这十二处是： ①威楚提举司屯田：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于威楚提举盐使司拘刷漏籍人户充民屯。 ②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军民屯：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命于所辖州县拘刷漏籍人户，置立屯田。十四年（公元1277年），签本府编民四百户益之。十八年（公元1281年），续签永昌府编民户增入。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立大理军屯于爨僰军内，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续增爨僰军人户。 ③鹤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签编民户立民屯。二十七年签爨僰军立军屯。 ④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以云南戍军粮饷不足，于和曲、禄劝二州爨僰军内立屯耕种。 ⑤威楚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立威楚民屯。拘刷漏籍人户立屯耕种，除官给无主荒田外，余户自备。二十七年始立军屯，签爨僰军耕种。 ⑥中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置中庆民屯。拘刷漏籍人户，其中官给田外，并有自备己业田户。二十七年始立军屯。签爨僰军耕种，其中除官给田外，并有自备业主田户。 ⑦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曲靖路民屯，拘刷所辖州郡漏籍人户耕种，其所耕之田，除官给外，又有自备己业田。十二年立澄江民屯。二十六年始立军屯，签爨僰军耕种。十二年立仁德府民屯。二十六年始立军屯，签爨僰军耕种。 ⑧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僰军人户，皆自备己业。 ⑨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临安军屯二处，皆于所属州县拘刷漏籍人户开耕。其后，复立爨僰军屯为户。 ⑩梁千户翼军屯：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梁王遣使诣云南行省言以汉军置立屯田。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除发兵备镇戍巡逻外，所余汉军于乌蒙屯田；之后迁于新兴州耕屯。 ⑪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会通民屯，屯户系爨僰土军。十六年立建昌民屯。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发爨僰军立军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发本路所辖州邑编民耕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十六年立德昌路民屯，均发本邑编民耕屯。二十年（公元1283年）始立军屯，发爨僰军户耕屯。 ⑫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兵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俱遏。至是从之。 根据上述记载，云南军民屯，始于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止于延祐二年。前后历时40年。 从《元史》中可知，元代民屯是有严密的组织和制度的。世祖即位之初，“即颁《农桑辑要》之书”。“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立劝农司”；元七年（公元1270年）立司农司，仍分布劝农官……巡行郡邑勤惰所在。”“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凡种田者，立牌檄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教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点提官责之。”值得注意的是，据《元史》记载：“世祖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自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又，《元史》重申了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的规定。可见，在屯田的编民中，不但有僧道及具有功名的儒者之流，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如也里可温和答失蛮人。更重要的，其编民中确已融入探马赤军为数众多的色目人部族，与畏吾儿、汉人新附军等，都成为新的外籍民屯户。 元政府置立屯田十二处地区，皆位于所谓“蛮夷腹心之地”。从军民屯的实践和措施看来：“这十二处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是封建领主经济占优势（如设宣抚、宣慰地区），有的已出现了基于土地个体私有和土地买卖而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如设路、府的地区，而以滇中地区最为发展）。 元政府在推行屯田政策中，也曾出现不少问题。如兀良合台因“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随着元王朝在屯田中不断“惩侵隐”“赋豪户”“捕逃亡”，继续清理豪户贵族及上层官吏宗王的违法行为；在民屯中，免除耕户徭役，荒废土地因此得到大量开发。军民屯的逐步推行，使云南田粮空前增加，据《元史》食货志的统计：云南省岁入粮数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石。政府及编民皆受其惠。同时，也为此后明王朝更大规模地屯田奠定了基础。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应该是充分肯定的。 元代著名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曾于世祖时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是为西域回回人任职云南之始。《元史》述其来华经过时说：“赛典赤·瞻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菴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赛典赤追随太祖铁木真来华，先后为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所重用。世祖忽必烈时，出任陕西及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政绩显著。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奉命来滇，拜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在汉族人张立道的帮助下，云南因而大治。《元史》曾述其莅任后的建树说：“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碰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又，《元史》记张立道辅佐赛典赤之事云：“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按赛典赤作为一个中亚布哈拉的伊斯兰教徒，但以儒家之道而治云南。赛典赤之所本，实际是元代自太祖开基以来的汉化政策。作为太祖铁木真时代的老臣赛典赤，他在云南所推行的汉化政策的重大意义，不仅使长期生活于荒岭绝域的爨僰各族人民为提高本身文化知识所必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素孚众望的波斯贵族，他在选择了新的祖国之后的变服从俗，这就成为追随他进滇的中亚回回人在心理素质上华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其次，观察赛典赤的治滇，关于他的谨厚博雅，也为各族人民津津乐道而有口皆碑。这实际上是他融合穆罕默德圣训与儒家道德为一元化的高度体现。比如：他走马上任，行囊未卸，即遭到云南王脱忽鲁的嫉恨。赛典赤一方面恭谨备至，一方面又晓以大义，终使脱忽鲁大为感动而尽释前嫌，于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又如：赛典赤到任所后，有“土吏”到京师诬告赛典赤专权霸道，世祖忽必烈出于对赛典赤的信任，命人把这些土吏械送云南由赛典赤惩办。但赛典赤却去掉他们的刑具，给他们解释说：“皇帝给我权力，以便宜行事而治理云南。你们告我专僭，主要是不了解这些情况。现在我不怪罪，还要给官让你们做，你们能立功赎罪吗?”土吏们叩头拜谢说：“誓以死报”。一个更为生动的例子是：交趾叛服不常，湖广省发兵屡征不利，赛典赤决定不施用武力，他派人以祸福利害相劝告，约交趾王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到云南谢罪，请求“永为藩臣”。赛典赤治滇六年，于至元十六年逝世。百姓巷哭。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赍金叶表文致祭，祭词有“天疆以南，日月光霁，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句。可知赛典赤在西南边陲威望之高，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穆斯林的范围。 其次，论证中亚各族人和洱海及滇池两大地区的关系，不能不看到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所起的作用。纳速剌丁曾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任职时屡有建树。《元史·世祖本纪》述其在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条陈治滇方略说：“云南省平章纳速剌丁上便宜数事：一曰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二曰禁负贩之徒，令从征；三曰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四曰听民栰木贸易；五曰戒使臣勿扰民居，立急递铺以省驹骑。诏议行之。”上述史料所记关于纳速剌丁施政方略与民生关系很大。云南山高林密，有可用之木，伐而贩之，可以充裕百姓。云南山川道路殊异，民族繁多而隔阻，若使弛道路之禁，立急递铺，可以互通有无。按“急递铺”，在元代也称“通远铺”，是为了通达文书急件而建立的一项通邮设施，与“驿传”并行而互利，它同样是一种通达边情，使地处荒僻的民族互传信息的手段。纳速剌丁的这些措施，大有处于乱世而具有文景之治的胸怀。当然，纳速剌丁在至元十六年对大理的治理以及频繁的征缅行动，从历史上看，实际即汉代开辟的贯通印缅的博南古道的继续。此后明清两代更大规模的征缅，它们都具有政治及经济上的重要意义。纳速剌丁的征缅，相应地也促成了不同民族在滇西及缅甸一线的遗留及分布。如右《元史·纳速剌丁传》记载纳速剌丁在大理到金齿一带的治理说：“纳速剌丁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以军抵金齿、蒲缥、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元史·世祖本纪》又记其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对缅甸的用兵说：“诏纳速剌丁将精兵万人征缅国。”又说“庚辰，阿里海牙及纳速剌丁招缅国及洞蛮降臣，诏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同年五月，又“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师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国。”关于元初对缅国的军事行动，由于战事浩繁，多征调外省兵力以辅助之，如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十年及二十一年的三年之间除征调亦奚不薛，罗罗斯等军外，又有“探马赤军”参与征缅的军事行动。《元史·世祖本纪》记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之冬十月以“四川行省言，金齿遗民尚多未附，以要剌海将探马赤军二千人往讨之。”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之八月，“诏以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上述“探马赤军”的参与滇西边界的征缅事宜，虽在纳速剌丁调离大理之后，但至元二十一年纳速剌丁已任职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上述征缅规划事宜，仍属于纳速剌丁治滇及绥靖边疆的组成部分。 元军对缅国的用兵，自世祖忽必烈时期至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才基本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据《元史·成宗本纪》所说，元政府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之五月，“遣征缅回军一万四千人还各戍”。《元史》虽未具体记载征缅回军还戍于何地，但征缅结束六年之后，自缅境撤回休整的信仰伊斯兰西域人如此之多，足以证明腾越、永昌、永平至大理一线外域人遗留一定不少。故赛典赤及纳速刺丁在云南统治时期，或者由于他本人的影响，对于云南各个土著民族政治、文化及经济生活的发展产生的作用，绝不可低估。且根据至元时大理儒学提举赵子元所撰《赛平章德政碑》及元代西台御史郭松年所撰《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看来，赛典赤父子生前的意愿是很清楚的。即在所谓“中州士夫”的协助与参赞下，欲“举中国之治”于云南而为其政策的核心。不管这种提法是否正确，但对长期为南诏大理国统治而僻处边隅的各族人民，在大统一祖国 元初，除兀良合台及赛典赤·瞻思丁父子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外，也有一批西域部族随同蒙古人涉足云南政坛，多有史料价值。凡《元史》及有关文献中之可知者，胪陈如下： 也罕的斤 匣剌鲁人。其祖匣答儿密立，以斡思坚国哈刺鲁军三千归附于太祖铁木真。其父密立火，在宪宗时为万户府达鲁花赤，殁于军。也罕的斤在世祖中统二年、至元七年、至元十二年屡建功勋，加昭勇大将军，上万户。十四年因围攻泸州、重庆取胜、授嘉定军民、西川诸蛮夷部宣抚司达鲁花赤，增产万余，进奉国上将军，四川宣慰使，都元帅。十七年征斡端，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一年，与右丞太卜、诸王相吾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破江头城。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二十八年，改四川行枢密使，卒。其子火你赤的斤曾任云南都元帅之职。 叶仙鼐 畏吾儿人。自幼事世祖忽必烈于潜藩，从征土番、云南省，常为前驱。中统时，从征阿里不哥及李璮，以功授西道都元帅、金虎符、土番宣慰使，先后任宣慰使二十四年。后迁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寻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改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仙鼐谢官后回归陇右。十年卒。 布鲁海牙 畏吾儿人。其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均积勋为畏吾儿国功臣。太祖西征，布鲁海牙扈从，曾在真定路任达鲁花赤，燕南诸路廉访使及断事官之职，继迁顺德等路宣慰使。至元二年卒。按云南省路南紫玉山顶有普鲁海牙墓，与《元史》之布鲁海牙同音，不知是否为同一人？考元代遗留于滇中残碑古墓颇多，族系莫辨。《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云：“今在大理附近数县所谓达子坟者累累，多刻梵文经咒以荐死者，若尽收之，当数千件。然各县采访不周，且因无汉字不为重视，而此等元墓，多无人奉祀，自民国以来，时为村愚毁坏也。”《新纂云南通志》所说值得重视。不过，今滇西遗留元墓，并不都属于“达子坟”之类。若路南紫玉山墓确系普鲁海牙，则显然是西域人姓氏。 月举连赤海牙 畏吾儿人。初从宪宗蒙哥征钓鱼山，继从太子满哥都征云南。至元十二年，佩虎符，为陇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十七年，进官嘉议大夫。二十年，进中奉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大德八年卒。 火儿思蛮 畏兀儿人。其父哈剌亦哈赤北鲁，曾任畏兀儿国亦都护月仙帖木儿之断事官。从太祖铁木真西征有战功，逝于别失八里境内的独山。太祖赐其子月朵失野讷都督印章，兼独山城达鲁花赤：月朵失野讷卒，子乞赤宋忽儿曾在太宗时袭爵，赐号答剌罕。又其子四人：即塔塔儿，忽栈，火儿思蛮，月儿思蛮。世祖时曾命第三子火儿思蛮从雪雪的斤镇云南。镇戍云南事不详。 脱力世官 畏吾儿人。祖八思忽都探花爱忽赤，国初领畏吾、阿剌温、灭乞里、八思四部，殁于军。父帖哥术探花爱忽赤，世祖时多有战功，任昭勇大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脱力世官袭父职，为武德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亦奚不薛地未附，诏云南行省调罗罗斯蒙古军四百人，罗罗章六百人，属脱力世官，从左丞爱鲁往讨，平之。又有蛮子童，立寨于纳土原山，行省复命脱力世官以蒙古，爨僰军与行省参政阿合八失攻之，子童穷蹙，遂降。脱力世官入觐，授三珠虎符，加怀远大将军，罗罗斯宣慰使，兼管军万户。既还治，括户口，立赋税，以给屯戍。昌州苏你，巴翠等作乱，脱力世官以云南王命讨降之。未几入觐，卒于京师。 翰罗思 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祖海都，从宪宗征钓鱼山，殁于阵。父明里帖木儿，世祖时为必阇赤，后为太府少监。 斡罗思于世祖至元十九年为内府必阇赤，二十一年拜监察御史，迁云南行省理问，领云南王府事。二十六年，置八番罗甸宣慰司，进嘉议大夫，宣慰使。二十八年进中奉大夫，赐虎符。二十九年，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赐三珠虎符。 大德六年（公元1320年），授通奉大夫，罗罗思宣慰使，兼管军万户。进正奉大夫。武宗时于大都，四川等地任职。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卒。 怯烈 西域人。由中书译史从平章政事赛典赤经略川、陕。至元十二年立云南行省，署为幕官。十五年，分省大理。会缅人入寇，怯烈即以战具资军士，讨平之。授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 至元十八年，平章纳速剌丁遣诣阙敷奏边事，世祖爱其聪辨练达，赐虎符，拜镇西平缅麓川等路宣抚司达鲁花赤，兼管军招讨使。成都、乌蒙诸驿阻绝，怯烈市马给传，往来便之。俄被召上京，问以征缅事宜，奏对称旨，赐币帛及翎根甲。诸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卜征缅，命怯烈率兵船为乡导，拔其江头城，振旅而还。复从云南王入缅，总兵三千屯骠国，设方略招彿其党，由是复业者众。 后入觐，世祖询以缅国始末。擢正议大夫，签缅中行中书省事，佩金符。颁诏于缅，宣布威德，缅王稽颡称谢，遣世子信合八的入贡。迁通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进资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以疾卒。 彻里帖睦尔 阿鲁温氏。祖父累立战功，为西域大族。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拜中书右丞，寻升中书平章政事，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云南伯忽叛，以知行枢密院事总兵讨之。按《元史·彻里帖睦尔传》所记彻里帖睦尔和云南有关者仅此一条，关于进讨伯忽事《元史·文宗本纪》略详，现据《本纪》说明如下：至顺元年丁卯，云南诸王秃坚及万户伯忽、阿禾、怯朝等叛，攻中庆路，秃坚自立为云南王，伯忽为丞相，立城栅，焚仓库以拒命。此时乌撒土官禄余杀乌撒宣慰使官员，降于伯忽。罗罗斯诸蛮因与伯忽相应，声势浩大。元廷征湖广、江浙、河南、江西会兵进讨，兵至中庆、曲靖、马龙、嵩明诸州。《文宗本纪》述其用兵经过时说:“六月丙申，立行枢密院讨云南。……河南行省平章彻里帖睦尔知行枢密院事，陕西行省平章探马赤、近侍教化为同知副使。发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诸处军三万人，人乘马三匹。彻里帖睦尔同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由四川，教化从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由八番，分道进军。又，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之夏四月，以叛兵款附，其蒙古军及哈剌章、罗罗斯诸种人叛者，或诛或降，仍使豫王阿刺忒纳失里分兵与探马赤三百、乞赤伯三百，共守一岁，以镇辑之。按彻里帖睦尔在云南平叛后，又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因罪诏贬彻里帖睦尔于南安，卒于贬所。 雪雪的斤 畏吾儿人。《元史》不为立传，仅散见于《世祖本纪》。《世祖本纪》云：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冬十月己亥“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剌章”，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二月甲辰“以雪雪的斤为缅中行省左丞相”。又，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冬十月壬申“以前缅中行尚书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于至元二十三年任职缅甸，与大理关系密切，其事可见《元史·缅国传》。《缅国传》说：“二十三年十月，以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儿征缅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征缅，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云南王以行省右丞爱鲁奉旨征收金齿、察罕迭吉连地，拨军一千人。是月，发中庆府，继至永昌府，与征缅省官会，经阿昔甸，差军五百人护送招缅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正月，至忙乃甸。缅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执，囚于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为逆，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亦受害。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军五百人于彼。云南省请今秋进讨，不听。既而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可知雪雪的斤任缅中行省左丞相应在是时。按元朝典籍中，关于雪雪的斤家史不详。《元史·忠义三·伯颜不花的斤传》有云：“伯颜不花的斤，字苍崖，畏吾儿氏。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孙，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也。”按伯颜不花此人曾在顺帝妥懽帖睦尔时任职，而其祖父高昌王雪雪的斤当与中书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均在世祖忽必烈时为官，不知是否为同一人。考蒙元时，畏吾儿国即高昌国。太祖铁木真四年（公元1209年），统治高昌的“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服蒙古。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并入察合台汗国。值得注意的是，高昌国降元后，高昌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即率部随蒙古军西征。其后裔马木剌的斤，纽林的斤等曾率畏吾儿军深入中原内陆，卓立战功。故至元时雪雪的斤率部镇戍合剌章及金齿一线的畏吾儿人，疑即高昌来者。 岳柱 畏兀尔人，其先祖阿台萨理，曾“精通佛氏学”。祖父乞台萨理于至元十二年“入为释教都总统”。父阿鲁浑萨理“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岳柱为其长子。岳柱于至大元年（公元1311年）授集贤学士、阶政议大夫；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升中奉大夫、湖广道宣慰使；延祐三年（公元1315年）进资善大夫、隆禧院使；七年授太史院使；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改太常（礼仪）院使；四年授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进荣禄大大、集贤大学士。三年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按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管勾邓麟《至正桥记》有云：“上即位之十有八年（按即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令右平章政事岳柱伯高公，由湖南省右丞实授、特命来附兹土。”遂修筑蟠龙江所经之至正桥。桥成“岳公手扁至正四大字颜其两楣焉”。岳柱疑即《新元史》及《元史》中之咬住或岳柱。又成史·答失八都鲁传》云：答失八都鲁曾“出征云南，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帅，……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特除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拨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从平章咬住讨贼于荆襄。” 阿里海牙 畏兀儿人。世祖至元二年立诸路行中书省，进签河南行省事，至元五年命与元帅阿述、刘整取襄阳，又加参知政事。阿里海牙以破襄樊有功，擢任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寻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都督诸军，而以阿里海牙为行省右丞，攻取南宋。阿里海牙率部取江陵、岳州、沙市、潭州进入广西等地，势如破竹。后宋二王称制海中，诏命讨之。阿里海牙航海五百里，平定琼、南宁、万安、吉阳等地。至元十七年定八番、罗甸等地，又与回回人纳速剌丁征缅国。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禄大夫及湖广行省左丞相。年六十，卒。按阿里海牙曾两度至滇。其征八番、罗甸事，元史述而不详。但征诸史志，八番即贵阳地区，而罗甸即普定。其地民族复杂，且地当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因政治形势而改易无常，但阿里海牙在至元十七年讨罗氏鬼国时，其地为云南所属。至于征缅国事，又可见《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之二月，曾“诏纳速剌丁将精兵万人征缅国”，又云：“阿里海牙及纳速剌丁招缅国及洞蛮降臣，诏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元史中并未说明此二役中，阿里海牙所统部队之族系，但并不排除畏吾儿军在内。 阿昔思 畏吾儿人。昆明圆通寺有碑一方，系元代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兼国史中大夫、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李源道于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所撰《圆通寺记》，记述阿昔思创修元代中庆路著名佛刹圆通寺经过。碑文说：“岁甲寅，世祖皇帝天戈南指，十睑六诏，黎额厥角，望风来庭。六龙既北，明年余冠陆梁，而寺于兵燹矣。自是为蓬藿之墟、蛇豕之家者达三四十年。公与其叔父武德将军，临安路治中阿的术始谋而大之。会武德去世，公一以底办任。”碑文首先叙述世祖平大理，南诏大理辖境各族黎庶望风归附的情景。作者李源道说他当时任官于陆凉州，圆通寺毁于兵燹当为源道所目睹。碑文重要之点，即述说圆通寺创修者为高昌人阿昔思。并说阿昔思系“云南资善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碑文记载创修圆通寺于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至延祐六年始竣工。此为高昌畏吾儿官吏修建佛寺之一例。又据《滇释记》“高昌僧圆照，曾卓锡于中庆圆通寺，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天子特赐玺书”，“嘉其轨范高洁，德业诚旷。”该文又说：圆照在延祐六年重兴圆通寺，因而“滇南法道宗风大兴”云云，则又为畏吾儿僧振兴佛法之珍贵文献，按《云南文物》1984年12月刊出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一文，方氏据1972年大理五华楼出土元碑，说有阿昔思其人。碑文如下：“《□大理□差库大使董踰城福墓志铭》：“（上阙）兵伐缅，上司起大廩于龙尾关，贮合境粮储以待军食，远送实者掌之，擢福为（中阙）之。寻三年，左丞阿昔思同知大理宣阃使，巡镇金齿迤西，征收所赋差课。”从碑文可知阿昔思曾任大理宣阃使。又，方氏引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一〇，《秩官志·官制题名·元代官姓氏·大理金齿宣慰使司同知·阿首思》引旧志：“顺帝时为大理金齿宣慰使司同知。”方氏认为“首”字必“昔”字之讹，以时间官职核之，必亦此人。方氏所说甚是。又据《元史·百官七》：凡行省有“宣慰使司，掌军民之务”。大理金齿等处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内同知二员。但碑文中以阿昔思为大理宣阃使，不知其详。 八丹 畏吾儿人。据《元史·小云石脱忽怜传》：“小云石脱忽铃，畏兀儿人，任其国为吾鲁爱兀赤，犹华言大臣也。太祖时，与其父来归，从征回回国还。子八丹，事世祖为宝儿赤，鹰房万户，从征哈剌张有功。赐男女各一人，金一铤，及银瓮等物。”按王云、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一文中，曾收入《故大理××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其碑文云：“……天定癸丑，皇帝亲征南方，一二□十三日至大理，是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而公有顺命安□□之志。十五日，独自一身，最先投拜，皇帝□□□乃以□□□招复散亡之民，各安其业，以公为之长，八答剌丁为安抚使。”上述碑文所说，天定癸丑即大理国段兴智天定三年（公元1253年），时当蒙古宪宗三年，指忽必烈平大理。哈剌张即哈剌章，大理是也。碑文中所说世祖忽必烈曾以“八答剌丁为安抚使”，王、方二氏注引白寿彝《赛典赤·瞻思丁考》云：“八丹的名写似为八丹丁之省，也是穆斯林惯用的名字。”王、方二氏认为“则此八答剌丁当即史传之八丹，传失载其为安抚使事，可据补。”按元有安抚司之设，为秩正三品。如《元史·顺帝四》有云：“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联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至于所指八丹为穆斯林之姓，似有不妥。以当时蒙元统治时期的新疆而言，13世纪时除喀什晦尔、叶儿羌、和阗等地信仰伊斯兰教外，其以别失八里，即准噶尔盆地南部之吉木萨尔以东之地皆为佛教势力，尤以高昌为甚，故决不能以八丹姓氏即断为伊斯兰教信仰者。 爱鲁 大名路达鲁花赤。至元五年从云南征金齿。六年定其租赋。七年改中庆路达鲁花赤兼管爨僰军。十年平章赛典赤行省云南，令爱鲁疆理永昌，增田为多。十一年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十三年诏开乌蒙道，未附者征降之，水陆皆置驿传，由是大为赛典赤信任。十六年迁云南诸路宣慰使副都元帅。十七年复立云南行省拜参知政事。十八年讨平乌蒙罗佐山白水江蛮。十九年诸王相吾儿率诸将征缅，爱鲁供馈饷无乏绝。二十四年进右丞。朝廷立尚书省，复改行尚书右丞。镇南王征交趾，诏爱鲁将兵六千人从之，大小一十八战，乃至其王城，立功最多。二十六年卒。 哈剌带哈 剌鲁人。成宗大德五年任云南行省右丞。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与行省左丞刘深征八百媳妇国，丧师而还。刘深被诛，哈剌带罢官归汝州。十一年（公元1307年）卒。 赛阳 西域回回人。至元二十七年甘麻剌封梁王，出镇云南。二十八年抵云南。赛阳于是年任云南行省平章。事迹不详。 本文已经阐明元代统治时期，蒙古人及其统辖下的外族治滇大略。 蒙古自铁木真崛起，迄忽必烈建立元朝以来，国力强盛，领土辽阔。《元史》地理志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尝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元代统一中国，使云南最早纳入中央封建王朝全国大统一的版图之内，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再次，蒙元进入中原首以儒化为先，儒化实即汉化政策的实施和贯彻。故其春秋释奠，以孔子为首，又以先儒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董仲舒等从祀。其儒化思想，已遍及蒙古人及其外族。如《元史》记载大食国人瞻思丁，曾“就业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畏吾儿人伯颜不花的斤“倜傥好学，晓音律。”蒙古人普颜不花，“由国子生登右榜进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一个更为生动的例子是，汉代所属高车国的康里部人不忽木，归附元朝后“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日记数千言。”“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上疏于世祖，提出“为今之计，如欲人才众多，通用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然后续立郡县之学，求以化民成俗。”另一例为畏吾儿人廉希宪，其人“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世祖召见“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以对。世祖嘉之，且曰廉孟子，由是知名。”上述以儒学为旨，大有造诣者，凡元代史籍中，比比皆是。故《元史·儒学》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如上文所说，在云南贯彻执行儒家之道，以赛典赤·瞻思丁最具典型。云南虽如元代典籍《一统志》所说：“深山大泽限之，风土绝不相类。”但在不少坝区，生产相应得到发展，其生活习俗多已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与元史所说“腹里”相差无几。正如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所记载：“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郭松年所说“故国”，可泛指中原。 还应说明的是，蒙元曾以征服者出现于欧亚地区。它所掠取的各种族商人、传教士、科技人才，多被强行编入军籍。一些资料也显示了，仅在“征破撒麻耳干之役，曾掳取工匠三万人；征破花剌子模国都玉龙杰赤的战斗中，掳走工匠十万人之众。”可以看出，在蒙元部队中，不但拥有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人，也有信仰不同、文化发达的被称之为“色目人“的西亚、中亚人和来自江南的新附军等。上述各族人以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世世代代，几乎深入与世隔绝的刀耕火种的土著民族之中。应该看到，云南农村经济因历史地理条件及各种复杂的因素，仍然滞后，但由于外族参与农业建设及在民屯中的编民化，云南农村经济较之大理国时期空前改观。使之“六诏之地,皆为郡县，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一部分甸坝地区“居民凑集，禾麻遍野”，“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目前，尚没有更多史料说明这些外族人及其后裔落籍于云南之后的下落，但其中不少人与云南各族人民长期相处，融入土著民族之中，则是肯定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上述诸部族被称为“色目人”中的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中亚回回人，随着在元军中参与复杂的各类劳役，已有史料证明，他们是自唐宋时期波斯、大食人进入云南之后的人数最多的一批入滇的西域回回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到了元末明初，祖国的云南，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因此而形成了。 ——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006），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第 195-219页。原文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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