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一项本土语用研究

新文推送

大连外国语大学校园实景

摄影：王   玮

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一项本土

语用研究

文献引用格式：

袁周敏.(2021).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一项本土语用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02),2-9+147. doi:10.13458/j.cnki.flatt.004755.

作者简介：

袁周敏，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用学，话语分析。作者邮箱：[e-mail];

摘     要：

语用学视角下身份的研究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向。关注身份及其建构的话语过程而非仅仅话语产品业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该类研究却或多或少忽视了身份在不同文化中的特性。本文论证汉语文化中的身份需要在关系中得以运作与解读,认为关系中的身份是理解汉语文化中身份修辞的核心要素,并可进一步概括为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即身份修辞被设定在纵向尊轴与横向亲轴的四维象限的球体空间中得以规制与运作,而在任一象限之中的身份修辞则体现出交际者的主体性。身份修辞关系空间的引入体现了汉语本土语用研究的人际语用特性,克服了以往语用分析对第三方的忽视,同时也构成了汉语本土语用研究对国际语用学的贡献。

       1.引言

语用学视角下身份研究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向。关注身份及其建构的话语过程而非仅仅话语产品业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然而，这一视域更多地挖掘了身份修辞及其语言实现与语用理据的共性。的确，近期身份工作的双重性(Yuan, 2018)以及身份修辞(Yuan, 2020)的汉语语料研究文献推进了这一研究趋势，但该类研究却或多或少忽视了身份在不同文化中的特性。因此，若将汉语的“身份”理解为“identity”也许会造成一定的甚至很大程度上的误会。在西方思想家、哲学家以及诸多社会科学家的讨论中，研究“identity”便不能绕开“自我”、“心灵”、“精神”、“人格”等概念，而中国的思想经典与现代学术对身份的检视自然离不开“亲缘”、“家族”、“人伦”等词汇。由此的文化寻根便不难看到西方文明孕育的个体主义与东方儒家文明浇灌的关系主义浮出水面。本研究从文字训诂与概念对比出发，基于学界经典的身份理论，探求“身份”与“identity”的内在意涵，进而指出汉语中的“身份”偏向关系中的身份(identity in guanxi),并在关系空间进一步剖析这一身份的规制与运作。因此，本研究不仅是对目前国内建设本土学科话语体系(陈新仁，2018)与国际语用学界对文化特性研究(Ameka & Terkourafi, 2019)的回应，同时亦期补足现有西方视角关于身份研究的不足。 

       2. “身份”与 “identity”的词典学小考

英文identity(身份/认同)从词源上源于晚期拉丁语的identitas和古法语的identite, 其含义受到晚期拉丁词语essentitas(即essence存在、本质)的影响(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关于身份的定义，我们翻阅了相关词典：《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给出两个解释：(1)Your identity is who you are.(2)The identity of a person or plac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y have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s。《牛津现代英语高级读者辞典》界定为(1)“Who sb.is; what sth.is”(是谁，是什么);(2)the characteristics, feelings or beliefs that distinguish people from others。不难看出，两本词典的词条解释基本相同，生命体的 “identity”均指向“who”,并用distinguish指明该词具有区别性的特征。

《美国传统辞典》具体有4条：(1)The collective aspect of the set of characteristics by which a thing is definitively recognizable or known.(2)The set of behavioral o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y which an individual is recognizable as a member of a group.(3)The quality or condition of being the same as something else.(4)The distinct personality of an individual regarded as a persisting entity; individuality。该词典的前2个词条共同指向集体特征，第三条与“其他相同”(being the same as something else)的表述亦有类属性特征，第4条则与上面两部词典的第二条一致，即区别性特征。 

汉语的身份界定则与英语有所不同，请看以下两部字典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界定为(1)指自身所处的地位；(2)指受人尊重的地位。《新华字典》定义为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的地位、资格，也指人受尊敬的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英文词典的解释集中在身份的个性特征(我之所以为我)和区别性特征(我与其他成员的区别);汉语的所有词条的解释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即“地位”,由此可见汉语将身份置于一定的关系空间加以阐释，其意涵偏向社会地位。

那么，到底是“身分”还是“身份”呢?其实，“份”是“彬”的古字，《说文解字》:份，文質僣也。亦即份，文质兼达，形式内容兼备；《论语》有云：“文質份份”,也即文采与质地需要兼备充分。《咬文嚼字》编辑部在2003年第2期组编了一个栏目“百家会诊”,专家们展开了热烈讨论，但未有定论。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便以“身份”为正条，以“身分”为副条，这实际上是体现了“身分”和“身份”的规范性态度。笔者就此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0)搜索(2020年1月29日提取),结果显示最近一年来“身份”条目为905条，而“身分”则无数据。 

其实，从以上词的演化来看，虽然“身”有两个义项，无论是“身分”或者“身份”,汉语中两者均多指向社会中的地位这一解释。综上小考，我们小结如下：“identity”多指向“我是谁”的问题，“身份”则偏向人的社会地位。“我是谁”的问题可解读为“我之所以为我”的特点的问题。社会地位则关涉说话人在其所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本文的这一解读不仅在词源上有理据，身份研究的学术视角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3.身份理论中的身份意涵

国外有代表性的身份理论为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与(认同)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会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并将内群体特征内化为个人行为特征(袁周敏，2011:77),在其基础上的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代表了自我分类的不同水平”。Stryker(2002)倡导的(认同)身份理论认为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获得不同的角色，个体依照这些角色形成自我观念(吴小勇等，2008)。Stets和Burke (2000)综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身份是由一系列的自我观点组成，这些自我观点是在特定的群体或角色中，通过自我归类或认同得以形成。由此观之，“identity”根植于个体主义的哲学，多强调从个体出发观照外物，进而内化为个体自我。 

费孝通(1985)曾指出“社会结构是由不同身份所组成的。社会身份注意亲疏、嫌疑、同异和是非之辨。儒家所谓礼就是这种身份的辨别” 。而后他又谈到“社会并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身份的结构。墨子主张兼爱，孟子骂他无父，意思就是说没有了社会身份，没有了结构的人群是和禽兽一般了” 。可以说身份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社会结构则表现为身份结构。这一身份的社会结构观或许可以启发身份研究的中国视角。李强(1993:2)归纳了社会学家对于身份的不同解释，认为“主要有如下6种涵义：在社会上的位置；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一种继承来的社会地位；任何一种用客观的特点(如职业、收入等)测量的地位；声望；权利与义务的集合”。该归纳明确指向身份的社会地位视角与在社会关系中锚定身份的意涵。 

身份涉及人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人们与他人的交往方式(袁周敏 陈新仁，2013)。我们认为身份研究是本土人际语用学各原则与概念中最为艰难的一部分。目前的礼貌、面子、权力、亲疏、人情等概念，其研究概貌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双方共有且已形成一定影响的概念，在中西语用研究中被反复运用，比如Leech的礼貌原则、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另一类则是中国偏有的，比如人情原则(Ran & Zhao, 2017)与家文化视域中的礼貌准则(Chen, 2019);第三类则是双方共有的概念且均有学界大抵认同的词汇表述，例如中文中的权力和亲疏的概念，多用西方文献中常见的 “social status”和“social distance”或 “power”与“solidarity”等表述。而身份如上所论，与“identity”的意涵相去甚远，尚不能粗糙地归入以上类别。现有的西方关于“identity”的理论或者部分适用于中国文化，或虽能解释，但难以触及中国现实中的身份话语的核心部分。这些主要源于我国的语用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多依赖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人际修辞理论、人际语用理论范式等，没有重视汉语交际者所依附的本土化因素，为此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下的语用学理论、语用原则等的创新严重不足。 

的确，国内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也难逃此窠臼，相当多的文献借助西方理论作为研究起点或者分析框架，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从身份研究的行文思路和引用的文献来看，基本多为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当然在学术国际化的背景下，引进、吸收、验证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框架亦必不可少。但是，该类研究或多或少忽视了中国文化中的语言行为及其语用理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借用西方的“identity”准确描述中国人所认知的身份。然而，我们依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用英文文献中业已确立的概念来描写中国人的身份。其实西方学术中与身份相关的术语还包括 “自我”、“主体”、“人格”等概念，这也就不难看出“identity”概念及其所建立的框架坚实地孕育于西方文明。从这个角度说，身份研究一开始便是个文化学，或者说关涉文化比较的问题。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试图构建一个中国文化中身份运作的模型。换句话说，在研究身份的学者看来，中国文化中的身份更为确切地意涵应为关系身份，或关系中的身份(identity in guanxi)。

       4.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

    言语交际中将关系身份作为身份独立分类的代表性文献为Tracy(2002:20),她将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界定为：“在确定的情景中人们与其会话对象交谈时所展现的关系，涉及到交际双方的交往特性，比如交际双方是否平等以及社会距离是远还是近，关系身份时刻都在协商中，因此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在该书的新版中(Tracy & Robles, 2013),我们发现这一独立的身份类别被并入个人身份之中。由于书中并没有对此展开解释，我们特意当面请教了Karen Tracy 教授(2015年2月)。她简要指出考虑到交际中的关系变化基于个体认知，因此将关系身份作为个体身份的下位概念似乎更为合适。读者会发现两个版本中对个人身份的解释基本一致，主要用了“自我”与“人格”等关键词对其界定，这些概念原本上并非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是生活在关系中的。且见下例(梁淑溟，1987:153): 

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 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朋友之相与，都是为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屈己以从人的。 

而这种关系的架构似乎无处不在，且难以改变(费孝通，1998:28):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以此观之，我们有关身份的一些研究对于相关重要概念以及对语言使用的讨论，并未置于中国文化逻辑中思考，也就不剖析其运行的逻辑了。但如果我们仅仅用文化身份来解释身份的运作以及身份话语的语用理据则过于宽泛，缺乏分析性。我们在分析社会行为时不可简约为文化观和常识论(袁周敏，2020b)。 

对于中国文化中关系的普遍性，我们无须论证，经典的研究包括费孝通(1985)的差序格局、黄光国(1988)的人情与面子、金耀基(1988)的人情研究、杨宜音(1995)、杨国枢(2004)的关系分类、翟学伟(1993;2017)的三位一体模式(人情、人伦、人缘)、Yan(1996)的关系文化以及近期翟学伟(2011)的关系向度理论。语用学领域基于中国文化的对关系维度的探讨还包括礼貌研究(Gu, 1990;Zhou & Zhang, 2018;Chen, 2019)与人情研究(冉永平 赵林森，2018)等。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已经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研究离不开伦理与情理两个维度，借自儒家的尊尊与亲亲。我们分别将之对应纵轴与横轴，由此分做四个象限。

位于中心圈的为交际者身份，纵轴向上标记为尊+,相反，向下为尊-;横轴中，向左标记为亲-,向右为亲+。以我们最为熟知的政务工作场景为例，假定你的身份为一般科员，那么第一象限中具有代表性的交往对象需要在尊轴上高于你，亲轴上与你亲近，这样的交往对象可以描述为：你的上级，同时这位上级是你的朋友，简单表述为与你私交甚笃的上级。依次类推，第二象限中具有代表性的交往对象在尊轴上高于你，但在亲轴上与你不甚亲近，该类交往对象可以描述为与你关系一般的上司。第三象限则是尊轴在你之下，亲轴比较远，现实中交际者大致便是与你交往不多的下级。第四象限则是尊轴在你之下，亲轴较为亲近，相当于跟你私交不错的下级。以上是对每个象限的典型描述，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关系空间简化描述为四个象限以及将主体身份定位为一般科员，文字上使用上级/下级也是为了表述方便。实际上，交往对象在球体空间中的位置并非都平行于尊轴与亲轴，但尊、亲两轴却能勾勒出该立体空间中交往对象之于说话人的相对社会关系。由说话人出发，他们依照与自己的关系距离，将交往对象纵横分布于这个类似于天体的空间内运行，由此，将语境从二元的双方交往拓展到立体的多方互动，包括在场或不在场的第三方。 

在关系的球体空间里，尊轴与亲轴引导、调节、规范着交际者的言语行为，为现实言语交际的内容与方式提供基础的核心的语用理据。《礼记·礼运》篇中有云：“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 。此处的“人之义”即“做人之道理”。这“十者”实际上规制了不同身份的交际者在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时的行为规范，进而影响着其语言选择。《大学》有言；“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左传》载，“君令而不违(礼),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将这些经典思想中的文化规制分立于球体模型的尊轴与亲轴中，交际者便处在一个立体关系空间。该球体空间对交际者身份的调节，我们可用现代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语言表述为上有老下有小，左右弟妹与兄嫂。在工作场合，我们则可能处在领导、下属、同事的关系空间里，这种关系空间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已经下意识地做出自觉的行为反应，包括语言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人们身份是绝对框定的。如果这种关系空间架构的框定完全不能突破，那么交际者身份便失去任何主体性。这绝不是事实，实际上，在每一象限的关系空间里，人们总是可以调用不同的语言资源构建合适的身份以促成交际目标的实现，即我们提出的“身份修辞”(Yuan, 2018,2020;袁周敏，2020a)。使用这一概念意在说明说话人在关系空间中对于身份选择的主体能动性。换句话说，说话人使用话语资源进行身份选择、协商、建构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该行为或多或少服务于当前会话的人际目标。 

       5.模型应用分析

综上所示，我们认为汉语中的身份实际上指向关系中的身份，将身份置于关系网络中，是理解汉语文化人际交往中身份修辞的核心要素。换句话说，汉语文化交际中的身份修辞需要在关系空间中得以运行与解释。请看下列： 

(1)对众门客，他和颜悦色，客客气气，文文雅雅，不失风度，对贾珍贾琏们直来直去，亲近而又有节度，对众仆人，毫不客气，但言语上绝不粗鲁。唯有对贾宝玉……, 开口便是骂人话…… 

贾政给人的印象是严厉、生硬，因而人们常忽略其颇通人情世故的一面。如上例所示，贾政可谓参透了身份背后的义务权力关系，他不仅了解身份及其运作的社会规范，而且明白通过不同的言语行为表述可以激活自己的身份；贾政“分别对四种人说话，显示了四种不同的身份”(秦旭卿，2006:15)。《红楼梦》相关人物对话中身份修辞所面临的关系空间丰富繁杂，个中情理、伦理与官场的关系纵横阡陌。下面一例则来自当下语境。 

2020年1月27日下午6时许，在海口美兰机场，海南省省长为即将驰援湖北的147名海南医疗队医护人员送行，并现场做了讲话。部分文字摘录如下： 

(2)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记不起我有多少次，在机场送医疗队员。我在上海当医院院长的时候，我在当医科大学校长的时候，我在当上海市副市长的时候，有送去国外的，有送去国内的……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身份变了，而是因为这一次大家去完成任务的时间点不一样，大家要去完成的任务不一样…… 

该段明确的身份话语包括医院院长、医科大学校长以及上海市副市长，还包括“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身份变了”所间接表达的目前的海南省省长的身份，这些工作场景的身份表达当属球体第二象限，却没有给人以官腔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下例看出其身份的转换，例(3)通过追忆的方式，构建了其普通医务工作者的身份，即归属为听众中的一员，同为医务人员的共同社区身份，位于第四象限，进入亲和的关系空间： 

(3)因此，作为一名曾经的医务工作者，我认为，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要舍小家为大家。而事实上，我们舍小家为大家，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一直都是如此。 

如果其身份一直处于第四象限，那么则偏离于他目前工作身份与此时政府赋予他的角色。下面例(4)则重回工作场景，位于第二象限。然而，却与例(2)的落点有所不同，此例身份落点距离身份的内圆较远，偏向亲轴的更左侧。 

(4)今天我代表省委省政府，代表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在机场送大家，非常简单地嘱托大家三句话。 

之后，省长的送别话语又回到亲轴的左侧，“领导”与“老师”的身份表述同时激活了尊轴和亲轴，使其身份空间位于第一象限。请看： 

(5)我今天一看，所有的人当中，估计都是我学生辈儿的人。这个(讲话),是领导对你们的嘱托，也是老师对你们的嘱托，我就讲这些，我期待着你们早日凯旋!谢谢大家! 

如果说话人忽视了各种关系中的身份，包括作为第三方的场外受众，未能参照自己的当下身份类别，进而使用恰当的语言资源激活自己的不同身份特征，则可能会带来交际中断甚至引发负面的交际事件。 

下面一例发生在某高校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各学院领导和教师代表分别发言，该发言人则较好地处理了身份修辞所面临的立体空间。 

(6)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是来自**学院的郑*，刚才听了各位领导的发言，深受启发，有些工作我们也在做，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呢，受院长委托，来向各位汇报我们学院的情况。 

上例中，出席高校学科建设研讨会的有分管副校长、研究生院领导、各学院分管学科建设的领导以及教师代表和研究生院工作人员。因此，发言人所处关系空间关系复杂多样，同时他还代表自己所在学院。以上这些关系空间，其短短几句发言均一一关涉。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汉语交际中的关系空间对话语的调节并不是否认其他文化的交际者不注重甚至缺少这种人际交往的关系概念。的确，西方人言谈交际与日常生活同样面对亲朋好友、师长晚辈等人际场景，然而，只要我们认真琢磨下他们的交往互动中的深层文明底色，便会发现源自西方思想家、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所探寻的诸如“人格、自我、精神、意志、理性”等概念。而中国人的交往受东方文明与儒家文化的孕育，自然浮现的是“血缘、地缘、家族”,进而进入 “人情与人伦”的概念，这些浸润着中华文化的词汇，其深层底色是关系主义，有别于西方的个体主义。对此，翟学伟(2019:55)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不在关系中讨论的人的话题，本质上不属于'人’的话题”,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讨论人际语用学、讨论人的身份修辞需要从关系开始。某一社会行为一旦走近个体、走进人格，忽视或者抛弃关系的话，用儒家的传统说，这是乱大伦的行为。孔子曾借子路有言：“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当然，这句话有其具体的语境，借子路之口说明儒家注重君臣伦理，但其中反映的入世与伦常正指向我们所说的关系空间。 

       6.结语

语用学的相关理论与原则多架构于西方文化，目前的英美学派与欧陆学派的理论分别孕育于英美语言文化与欧陆语言文化，身份研究也概莫能外。这一视域更多地挖掘了身份建构及其语言实现的共性，但基于本土文化的语用原则的挖掘鲜有所见。本研究考察“identity”与“身份”术语的异同，并溯至甲骨文追寻“身”与“分”的意义演变，进而尝试提出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模型。本研究认为说话人身份修辞行为处于尊轴与亲轴构成的球体四维象限空间，受其规范、引导、调节的同时，通过身份修辞获得主体能动性，建构关系空间下的语用身份。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的引入体现了汉语文化的人际语用特性，克服了以往语用分析对第三方的忽视，同时也是汉语本土语用研究对国际语用学的贡献。在该模型下，我们认为面子与人情的运作离不开由尊轴与横轴构成的关系空间，换句话说，面子与人情均是在这个球体空间中发生的，因此，任何剥离这一立体关系空间考察人情与面子的运作或多或少脱离我们生活的现实。跳出说话人身份而抽象地考察面子与人情，则会很难发现交际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因为面子也好，人情也罢，乃是关系空间中说话人身份运作的外在表现。从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出发，我们会发现交际中的一些情面问题或将迎刃而解。今后的研究需要在不同的话语体裁中验证与修订本模型，并进一步发展更为合适的身份修辞原则以解释不同文化交际中的身份修辞及其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