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许振东 ‖ 首倡小说改良的“北方奇士”邓毓怡

倚月临风 202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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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著名文人梁启超于其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一般以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小说界革命”的开始。实际上，这场革命的真正揭幕者却另有其人，他就是被称作为“北方奇士”邓毓怡。

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邓毓怡和友人常㻙璋、籍忠寅等在北京成立“小说改良会”。该会的理论主张，主要通过三份文献昭揭于世，分别是署名何负的《小说改良会叙》（载（经济丛编）1902年第8号）、邓毓怡的《小说改良会叙例》（载《经济丛编》1903年第29号）和籍亮侪（忠寅）的《小说改良会公启》（载《经济丛编》1909年第30号）。其中的第二篇《小说改良会叙例》明确署名作者为邓毓怡，第一篇《小说改良会叙》虽署名作者为“何负”，而据时为复旦大学教授的周兴陆先生考证，实际亦为邓毓怡。其《“小说改良会”考探》一文明确指出：“'何负’当即邓毓怡的笔名，邓氏字和甫，谐音'何负’。《经济丛编》中还刊载了何负《经义丛编叙》《英文学课八种序》等文。”同时，该文还以为，从时间上说，邓毓怡的《小说改良会叙》发表于1902年5月，早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近半年，“似可看作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的先声”。后来，另有学者甚至明确肯定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受到了邓毓怡《改良小说会叙》的直接启发与影响。

《小说改良会叙》和《小说改良会叙例》是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两篇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前文从国家存亡的高度与东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清醒认识到：“吾国人之思想界，其最致衰病者何在？曰小说是已。”以为:“举四万万余人聪慧之脑质，而纳之荒怪淫邪卑污鄙贱之小说范围中，舍此外无所知闻，无所劝法，哀哉哀哉，国安得而不垂尽也！”因此,号召改良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造英杰之人物”。后文从结构、体裁、门类三个方面对古今中外的小说进行分类，特别是提出“文辞之宜留意”的六条原则：一律、团结、明快、雅驯、机趣、神气，在当时大家还不太关注小说艺术性问题的时候，也注意到小说的艺术特性，较之同期梁启超的观点，亦有进步之处。

二

据杨馨远所主编的《大城人物志》记载，邓毓怡，字和甫，一字任斋，别号拙园，1880年(光绪六年)农历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白洋桥村的一个仕宦家庭，1929年3月11日病逝于北京。

邓毓怡自幼聪颖，六岁随父邓汝淮在自家学馆读书，七岁开始写诗，十多岁撰写千字长文，挥笔立就。十六岁时，被邀共纂《大城县志》，所撰文章珠圆玉润，超逸洒脱，被人称为“神童才子”。后由友人介绍到保定莲池书院，拜著名学者吴汝纶为师，不仅诗文大有长进，而且还学会英文和日文，接受许多西方进步思想。190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不久回国后，便倾心投身到开启民智与社会改良的工作中来。1921年，国会再次被解散，邓毓怡对从政彻底失望，转而专心于书画创作。他的书法不专法一时一家，而是自唐上溯汉魏以至商周篆文，各取所长，独成一派，他擅长行书，而真草篆隶亦无不工。他的画在当时也很出名，求他作画的人很多，大约三尺长的一幅山水画要卖当时的银元一百五十元左右。每画完一幅，《北京晨报》就照相刊出一幅。邓毓怡不仅能书善画，而且在诗文方面亦有较深的造诣。他自己曾说：“吾才，画不如书，书不如诗”。早在莲池书院读书时期，邓毓怡就已负诗名，那时，他和南宫李刚已齐名，并称为吴门两才子。

1929年，任邱籍忠寅在邓毓怡逝后数月，将他生前所为诗三百余首辑为《拙园诗集》刊出。在集前序中，籍忠寅称邓毓怡为“北方奇士”，以为“其诗多似南人”，北方诗人不能与他争长。此集共分五部分，集一为五、七言古诗，集二为五、七言律诗，集三为五、七言绝句，集四为题画诗，最后一部分附录为联语。除去集四的八十余首题画诗，另外三集诗歌的题材也十分丰富。有感时伤世的时事诗，如《亡国奴》《闻大沽陷》《哀天津》；有抒情写志的咏怀诗，如《重九感怀》《鬻画自嘲》《秋日杂感》；有体物象形的咏物诗，如《白海棠》《松竹》《耐冬》；还有带有地域特色的写景诗，如《大城城北再过刘伶墓》《过三角淀看荷花》《塞北道中》等。这些诗别具特色，饶阳常㻙璋称赞说：“诗尤超隽有奇趣，往往闲语熟字经君手，乃别有隽味逸致，读者心目为爽。”附录所收联语，以赠人联和庆吊联居多，且能自出机杼，推陈出新，成就颇高，深得方家好评。

三

在清末民初，战乱频繁，山河破碎，具有满腹经纶和远大抱负的邓毓怡曾更多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二十世纪初，正值盛年的邓毓怡已在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因而不少友人曾劝他潜心于此道，日后必将功成名就，流芳后世。而他听后却说：“今举国旦夕为奴虏，吾宁埋头腐心为百年后陈死人之计乎！”当时，他与人言天下事，常攘臂奋袖，慨然以旋转乾坤为己任。京城中的文人读到他的文章，都以为他有救世之才，非常乐意和他交往。

1903年，为了探求新的知识，邓毓怡毅然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留学生中民主革命派的影响，思想激进，对暗杀救国抱有幻想，并于1904年春夏之交与同学密谋暗杀慈禧太后。邓毓怡先期携炸药回国，住在北京的亲友家中，并且说：“某月日君当闻有巨变发于辇下，则邓某致命遂志之时也。”为国家的未来，热血沸腾的他已勇敢抱定必死的决心。遗憾的是，后因事泄，主事者被捕，邓毓怡不得不重回日本。这时候，我国还没有发生过用炸弹狙击的事件。一年之后，才有著名革命勇士吴樾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的壮举。

邓毓怡心系国家命运，投身社会政治与发展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邓毓怡与保定莲池书院的同窗谷钟秀、籍忠寅、吴鼎昌、高步瀛等组织发起“河北不缠足会”，订立《河北不缠足会章程》，号召“以强种为宗旨，痛除野蛮之积习”，弥补了北方不缠足运动的缺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邓毓怡联合同志组建国民协进会，后改并共和党，任直隶支部干事，众议院选举当选为议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邓毓怡被张绍曾(时任绥远都统)邀至绥远，创办归绥银行并任经理。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恢复国会，邓毓怡辞去银行经理职务，回京复任议员。时仅一年，张勋复辟事起，国会重遭解散，邓毓怡又先后任总统府咨议、国务院咨议、经济调查会委员、盐务署顾问、盐务学校校长等职。1922年，国会再复，邓毓怡再度为议员。尽管几进几出，邓毓怡对国事的热情依然不减。他以为开国十年"宪法不成，乃为吾人不可旁贷之责任"，故在国会复兴之后，便发起成立"宪法学会"，着手译著《欧战后备国新宪法》。此书的翻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欧战后各国宪法的译著。它的出版，为民国制定宪法提供了参考依据，是后世我国宪法研究的重要基石。

四

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此时邓毓怡正在这个学校任教并兼斋务长之职。这个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政法学校，1907年8月正式招生，李大钊应该是第一届学生。此校一直追求进步与革命，李大钊的革命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一个治学有声的革命先驱，邓毓怡与李大钊相识并对其产生影响应该也始于这个时候。

1910年10月，为请求及早召集国会，天津学生积极组织“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团体，发动各校学生投入请愿运动。法政学堂的学生由于所学专业的关系，尤其活跃。在学校“大讲堂”举行的学生大会上有一名同学慨然断指，在白布上用指血书写“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十几个大字，贴在墙壁上。还有一名同学用刀刺破肘臂，血流不止。会场上同学相率痛哭，愤怒呼叫，声音震动大厅。多年后李大钊在该校纪念会上回顾当年的情景时说道：“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邓毓怡曾撰《李访渔挽诗》说：“岂真醇酒折英雄，精悍犹存落拓中。髀肉才生身未老。政坛遽失李横冲，宪政萌芽试访寻，讲帷深处共沾襟。只因国事偏如此，辜负当年血泪痕。”诗后有注又释：“清末立宪运动，法校几为北洋重心。学生慷慨激昂，割臂断指，君与余集会劝慰，满堂恸哭。”可见，邓毓怡与李大钊曾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面对同一事件，并均长久未忘。后来，李大钊任《晨钟报》主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仍然常到邓毓怡家(北京黄化门碾儿胡同24号)作客，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1922年6月，邓毓怡等发起成立北京宪法学会，李大钊列名为103名会员之一。

邓毓怡早年于天津，除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任教，还受聘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曾为国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邓毓怡投身教育，始于1904年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密谋行刺慈禧不成，使他认识到要想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其需要全体民众的觉醒，而开启民智的唯一途径是兴办教育。于是，他放弃在京任职的机会，回到家乡，同兄长邓毓恺一起创建了一所新式学堂，起名为启智学堂，此为直隶各县有私立学校的开始。这所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地理、历史、修身、格致(包括自然和动物、植物、矿物及理化等初级知识)等。此后，邓毓怡还在家人的协助下创办了一所自强女子学堂，该学堂是直隶省创建最早的一所女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就是仿效这所学堂而建。自强女子学堂与启智学堂所学的课程大致相同，学堂的教材是邓毓怡和另一名留日生王世琛(字钧甫)翻译的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两所学堂均不收学费，本村及附近村镇的子女无论贫富均可入学，因而两校创办时间不长就已经具备很大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