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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第一个投奔的是他的同学邓锡侯。邓锡侯少年时就读于乡间私塾，后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邓锡侯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邓锡侯尚未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就毅然回四川参加了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 刘文辉晚邓锡侯几届入学，又规规矩矩读完了全部课程，等到刘文辉毕业时，邓锡侯已经升任川军第二十三军二师五团团长，驻防在成都市北校场。 对于刘文辉的到来，邓锡侯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趁着酒醉话热说出了想法，要将刘文辉留在自己部下。 邓锡侯是个性情直爽的人，同时又说了他的担心：“我这儿池子小，不一定能养得了你这条大鱼，是留还是去，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刘文辉踌躇片刻，说：“等我先回安仁拜见父母，工作的事以后再从长计议。”其实，刘文辉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也是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的，在大不了几岁的同学手下干事有点不光彩。另一方面，毕业前夕大哥刘文渊已经托人给他带了信，让他迅速回家，工作之事已有所安排。 所谓“安排”，是想让刘文辉到此时已经发迹的刘湘部下做事。刘文辉在安仁老家休息了几天，就由大哥刘文渊陪伴赶赴成都，直奔刘湘公馆而去。这天，刘湘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对这个刚从军官学堂毕业的小叔赞不绝口。 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一谈到安排工作之事，刘湘却将话题转开了。刘文渊听得有点不耐烦，单刀直入地问：“小六叔的事，到底安排还是不安排？” 此时刘湘也只好实话实说：“不是我不安排，早先我曾立了条规矩，不在军中安排自家的亲戚。如今破了规矩，恐怕有人要说闲话。”刘湘说的是实情，在四川军阀中，刘湘确实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不过，对于小六叔刘文辉的工作，刘湘也早已有所考虑。他不肯把刘文辉安排在自己的部下，当即给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打了个电话，又写了一封信，让刘文辉去见刘存厚。就这样，刘文辉成了刘存厚部下的一名上尉参谋。一毕业就当上了上尉，不能不说是刘存厚的特殊关照，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刘湘的深情厚谊。 对于这一番求职的际遇，刘文辉、刘文渊兄弟间曾有过一次交谈。 刘文辉说：“要讲真心话，纵然是他（刘湘）留我，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做事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说是抱了粗腿凭路子。我偏要自己去闯，我就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听出了他话中的危险信号，挡住了话头说道：“年少意气盛，固然也算正常，但是为人谦虚谨慎，更是至关重要，请六弟切记。” 刘文渊带着刘文辉到了刘存厚那儿。刘存厚满面春风迎出大门，和刘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存厚是晚清派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应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对刘文辉的才华十分赞赏，这让刘文辉感到颇有几分得意。私下里和朋友聊天，刘文辉语气中带有一丝愤懑，讥笑刘湘有眼无珠，不识人才。这话后来传到刘湘耳边，他也只好装作没听见。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任上尉参谋期间，四川发生了一系列纠缠不清的内战。刘存厚这个军阀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那一套，哪个势力大就跟随哪个。打来打去，国内政治形势又是一变，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时，封了刘存厚四川督军，并授予三等男爵。但是刘存厚没有高兴几天，随着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军政府发动北伐，刘存厚被众人指作复辟派，被唐继尧领导的靖国军赶出了四川，逃往陕西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刘文辉再依附于刘存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刘湘又出面援手相助，在询问了刘文辉的想法后，将这位六叔推荐给川军驻乐山第八师师长陈洪范。 当时四川的各个军阀之间都在谋求发展，差的是人才。听说刘文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又是刘湘的小六叔，陈洪范做了个顺水人情，刚一到任，就任命刘文辉为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 其后五年间，刘文辉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当上了第二十九团团长，然后当上了第一混合旅旅长，直接隶属于刘湘领导，很快完成了由一名下级军官到川军将领的过渡，同时也意味着，刘文辉翅膀硬了，他可以自立门户了。事情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按照这条轨迹进行的。 几场军阀混战打下来，四川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们占山为王，各自划出一片防区，征粮征税，搜刮百姓。刘文辉在外头混了几年，对这一套手法已经十分熟悉，带领部队马不停蹄直奔叙府（今宜宾市），发动叙府人掀起了一场驱赶滇、黔军的运动。 人们固有的家乡观念帮了刘文辉的忙，叙府人和其他四川人一样，对那些爱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的云南、贵州军人早已感到深恶痛绝，听说刘文辉要为四川人撑腰，一时间城内标语传单满天飞，游行队伍不断。得民心者得天下，没用多长时间，刘文辉便牢牢地占领控制了叙府这块地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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