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邦风·鄘风·干旄（竿旄）》解析
子居
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干旄》存二章，章六句，缺失一章，章序与《毛诗》同。”[1]《干旄》诗毛传言：“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首句称“美好善也”，并未指明所属时期，也未如后文限定为臣子与贤者，郑笺则言：“贤者，时处士也。”孔疏更是演绎出：“毛以为此叙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贤者乐告以善道。经三章皆陈贤者乐告以善道之事。郑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马，数往见贤者于浚邑，是好善。见其好善，下二句言贤者乐告以善道也。”但诗中称“竿旄”、“竿旟”、“竿旌”明显是在描述一支开赴浚邑的军队，并不能简单指为“卫文公臣子”或“贤者”，宋代《程氏经说》卷二“谓以束帛乘马行礼于贤者”也早已指出“素丝”、“良马”是指代礼品而非“乘马”，“皮姝者子”则说明军队核心人物很可能是一个青年，故由这些内容推测，此诗很可能是宋襄公帅师送齐太子昭赴齐时，卫文公在浚邑迎接太子昭所作的诗篇，是该诗盖即作于春秋前期后段的公元前642年春季。
【宽式释文】
……旟，才孙之都。索丝组之，良马五之？皮姝者子，可以舍之？
揭揭竿旌，才孙之城。索丝緮□，□□□□？皮姝者子，可以告之？
【释文解析】
〔
〓（孑孑）竿〕
（旟）〔一〕，才（在）孙（浚）之都〔二〕。
整理者注〔一〕：“原编号第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号三简缺失。参后「甬九」注。「〓竿」据第二章补。「」，读为「旟」。阜阳汉简《诗经》作「与」，《毛诗》作「旟」。”[2]《毛传》：“鸟隼曰旟。下邑曰都。”郑笺：“《周礼》州里建旟，谓州长之属。”而此前“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句《毛传》：“孑孑，干旄之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郑笺：“《周礼》'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时有建此旄来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孔疏：“谓之干旄者，以注旄于干首，故《释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孙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载旄于竿头，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则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礼·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贡》徐州贡夏翟之羽，有虞氏以为绥。后世或无，故染鸟羽象而用之，谓之夏采。’其职注云'绥以旄牛尾为之，缀于幢上，所谓注旄于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经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礼》'孤卿建旃’，卫侯无孤，当是卿也。大夫者，总名，故《春秋》书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之者，干首皆注旄，独以为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当据贵者为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则此臣子食邑于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传》曰：'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则宜为卿，故举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则所论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旟’，传曰：'鸟隼曰旟。’于《周礼》则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旟者，《大司马职》曰：'百官载旟。’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载旟者，以其属卫王也。凡旌旗，有军众者画异物。’然则平常建旃，出军则建旟，是卿有建旟之时。旟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则有旒縿，言旟则亦有旄矣。卒章言'干旌’，传曰：'析羽为旌。’于《周礼》则游车之所载。卿而得建旌者，《乡射记》注云：'旌，总名也。’《尔雅》云：'注旄首曰旌。’则干旄、干旌一也。既设旒縿，有旃、旟之称；未设旒縿，空有析羽，谓之旌。卿建旌者，设旒縿而载之，游车则空载析羽，无旒縿也。……'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为旃，杂帛为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绛。’则通帛，大赤也；杂帛，以白为饰绛之侧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緌复魄，緌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辂，建太常。今以之复去其旒，异于此，亦因先王有徒緌。’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车》云：'设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解释得非常繁复混乱，并且有不少并不成立的内容，其原因盖由于《周礼·春官·司常》：“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而《周礼·夏官·大司马》另有：“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戴旐，百官载旟，各书其事与其号焉。”二说并不相同，另外《尔雅·释天》：“缁广充幅，长寻曰旐，继旐曰旆，注旄首曰旌，有铃曰旂，错革鸟曰旟，因章曰旃。”与《周礼》二说差异更大，很明显《尔雅》为秦汉时的鲁说、《周礼》则杂糅了战国时的几种齐说，但后世注疏者往往要强行合诸说为一，以至于繁复抵牾。孙怡让曾作《九旗古谊》认为《周礼》九旗中常、旂、旟、旐、旗五者为正，是旗帜分类，旃、物、旌、旞则“乃旗物之通制”，但核于春秋文献，所说仍有可商之处。“旂”本身应只是旗帜的通称，虽然《诗经》中的“旂”确实多为龙旗，如《诗经·商颂·玄鸟》：“龙旂十乘，大糦是承。”《诗经·周颂·载见》：“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诗经·鲁颂·閟宫》：“龙旂承祀，六辔耳耳。”但之所以《诗经》多见“龙旂”，只是因为诗中描述对象所用的“旂”规格等级较高而已。《尔雅》以“有铃曰旂”更是明显不确，西周金文中“龻旂”确实习见，但也有单称“旂”的情况，由此可见“龻旂”当是“旂”上加“龻”，春秋以降更是无一例可证“旂”上必然有“铃”。“旗”字可能属春秋辞例者仅《逸周书·克殷》：“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但考虑到战国文献中“旗”、“旂”往往混用[3]，则《克殷》的“旗”很可能原也当是“旂”字，如此则战国之前无“旗”字用例，《墨子·非攻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左传·隐公十一年》：“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左传·哀公二年》：“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皆可证战国时期从“旂”衍生的“旗”多是用于旗帜的泛称，而非“熊虎为旗”。“旐”是旗帜正幅縿的一种，《周礼·春官·巾车》郑玄注：“正幅为縿，斿则属焉。”《尔雅·释天》：“缁广充幅，长寻曰旐”犹可见“旐”的原貌，《诗经·小雅·车攻》：“建旐设旄，搏兽于敖。”《诗经·小雅·出车》：“设此旐矣，建彼旄矣。”以“旄”、“旐”互言，“设”、“建”并用，皆可见“旐”本是旗帜的一个可选组件，与“旄”是旗帜的一个可选组件类似，《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孔颖达疏：“茷即旆也，
《尔雅》：'继旐曰旆。’旐是旂身，旆是旂尾。”其言“旐是旂身”亦可见“旐”本非“龟蛇为旐”。“旟”为鸟旗虽然旧说或以《诗经·小雅·六月》：“织文鸟章，白旆央央。”为证，但诗中并未言“旟”，故目前所有以“旟”为鸟旗的文献证据实际上皆不早于战国，前引《墨子·非攻下》“黄鸟之旗”称“旗”而不称“旟”，也可见“鸟隼为旟”在战国时也并不是通识。《尔雅·释天》：“错革鸟曰旟。”郭璞注：“此谓合剥鸟皮毛置之竿头，即《礼记》云'载鸿及鸣鸢’。”郝懿行《义疏》：“旟者，《说文》云：'错革画鸟其上，所以进士众。旟旟，衆也。’引《周礼》曰：'州里建旟。’《司常》文也。《辀人》云：'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诗·六月》传：'鸟章，错革鸟为章也。’笺云:'鸟隼之文章。’正义引孙炎曰：'错，置也。革，急也。画急疾之鸟于縿也。’《郑志·答张逸》亦云：'画急疾之鸟隼。’是则孙义本于郑也。《公羊·宣十二年》疏引李巡云：'以革为之，置于旐端。’其说又异。李巡之意，盖以《司常》但云'鸟隼为旟’，《尔雅》亦止云'错革’，皆不言'画’，故云'以革为之，置于旐端’，此即郭义所本，但旐端与竿头异耳。郭注'合’，字未安。汪氏中校定本据《隋书·礼仪五》作'全’字，是矣。《御览》三百四十引《尔雅》旧注云'刻为革鸟，置竿首也’，与郭注'剥鸟皮毛’又复不同。”无论是“刻”还是“全剥鸟皮毛”，要之前人已言明“旟”原是以鸟隼为标志物而且是置于竿首的，这一点与“旄”、“旌”相似，因此“旟”即置于竿首的鸟身，若有“旌”则析羽当即附着在“旟”上，无“旄”、“旌”的“旟”盖与古罗马鹰旗上的鹰类似。《诗经·大雅·江汉》：“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即可证“旟”可以“设”，自然也可以取下，因此“画急疾之鸟隼”当只是后世的一种替代，非春秋时“旟”的原貌。《诗经·小雅·都人士》：“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毛传：“旟，扬也。”是“旟”当是取音于“举”而得名，《说文·手部》：“扬，飞举也。”即可见《毛传》何以训“旟”为“扬”。《吕氏春秋·论威》：“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兔起凫举死㱪之地矣。”高诱注：“举，飞也。”所以竿首置鸟身，是表示飞举之义，《荀子·天论》：“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祅。”杨倞注：“举，谓起兵动众。”因此“旟”得有孔疏所言“出军则建旟”，由此也可见平常用“旃”很可能确实是不设“旟”的。战国以降，随着“旌”、“旂”的混称，其他旗帜常见主要部件也被泛化为旗帜的称谓，这才出现《周礼》中将各种称谓分类化的处理。
整理者注〔二〕：“才孙之都：《毛诗》作「在浚之都」。「孙」，与阜阳汉简《诗经》同。上古音「孙」「浚」皆属心纽文部，可通。”据《水经注·瓠子河》：“又东右会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东迳鉏邱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阳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国时沮、楚同音，以为楚邱，非也。’又东迳浚城南，西北去濮阳三十五里。城侧有寒泉冈，即《诗》所谓'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谓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阳南者也。’”《通典·州郡十》：“濮阳，汉旧县，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卫自楚丘迁于此城。《诗》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寒泉在县东南，有古浚城。”是浚城在晋时濮阳的东南，西距楚丘约四十里左右。《毛传》以“下邑曰都”，所释过于简略，《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郑玄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贾公彦疏：“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据其四境，即是其界曰都。”孙怡让《正义》：“竟界所包通曰都也。”是“都”本为邑界，引申则邑界之内采地皆为“都”，“都”在郊、城之间，所以《干旄》递次言“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对方是由远而近，由“郊”而“都”而“城”，说明《干旄》诗的作者是在接待来客。
索（素）丝组之，良马五之。皮（彼）姝者子，可（何）㠯（以）舍（予）之〔三〕。
整理者注〔三〕：“可㠯舍之：《毛诗》作「何以予之」。简本「舍」，读为「予」。《鲁诗》作「与」。”[4]《毛诗》上章中“四”、“畀”皆为质部入声字，而“纰”字既非质部字，也不是入声，因此明显并非本字，依韵推测本字或当是“縪”，字又作“紩”，《考工记·玉人》：“天子圭中必。”《考工记·玉人》：“天子圭中必。”郑玄注：“'必’读如'鹿车縪’之'縪’，谓以组约其中央，为执之以备失队。”贾公彦疏：“按《聘礼记》，五等诸侯及聘使所执圭璋，皆有缫藉及绚组，绚组所以约圭中央，恐失坠，即此'中必’之类。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诸侯圭，举上以明下可知。云'读如鹿车縪之縪’者，俗读之也。此縪、绚组一也。”孙怡让《正义》：“注云「必读如鹿车縪之縪」者，《广雅·释器》：“繀车谓之历鹿，道轨谓之鹿车。」《方言》：「繀车，赵魏之间谓之轣辘车，东齐海岱之间谓之道轨。」又云：「车下铁，陈宋淮楚之间谓之毕。大车谓之綦。」郭注云：「鹿车也。」戴震云：「此言繀车之索，故郭云：『鹿车也。』《玉篇》云：『紩，索也，古作铁。』据此，紩乃本字，铁即其假借字。圭中必为组，鹿车縪为索，其约束相类，故郑读如之。縪、毕古通用。」段玉裁云：「《广雅》鹿车本《方言》，鹿车与历鹿义同，皆於其围绕命名也。《说文》曰：『縪，止也。』古縪、毕必通用。案：戴、段说是也。《说文》縪训止，盖凡以丝麻为组索，皆所以止缚为系固，故通谓之縪。鹿车即收丝之器，《说文·糸部》云：「繀，著丝於筟車也。」是也。縪即束鹿车之索，索亦名紩，叚借作铁。《方言》所谓车下铁，车非乘载之车，铁亦非五金之铁也。《御览·车部》引《风俗通》：「鹿车窄小，裁容鹿也」，舆此鹿车亦异。云「谓以组约其中央，为执之以备失坠」者，《聘礼记》云：「圭皆玄纁系绚组」，郑注云：「采成文曰绚。系，无事则以系玉，因以为饰。皆用五采组，上以玄下以绛焉地。」《说文·糸部》云：「组，绶属。」圭重器，恐失队破损，故以组约而执之。”“縪”即索，与“组”类似，故《干旄》二章言“素丝组之”。由前引内容也可见，“素丝”、“良马”当皆是《干旄》诗作者对来客的赠品，因此《毛传》：“纰，所以织组也。裛纰於此，成文于彼，原以素丝纰组之法御四马也。”《郑笺》：“素丝者，以为缕以缝纰旌旗之旒縿，或以维持之。浚郊之贤者，既识卿大夫建旄而来，又识其乘善马。四之者，见之数也。”皆明显不确，宋代《程氏经说》卷二“干旄”：“素丝束帛也，谓以束帛乘马行礼于贤者。”以“素丝”用于束帛，与“良马”皆为礼品，当是。查先秦多见以马为馈赠的情况，如《左传·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左传·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柤。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左传·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卫侯固请见之，不获命，以其良马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童谣有之，曰：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皆是其例，而《左传·昭公六年》“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例说明《干旄》诗作者所要接待的来客身份比较模糊，大致在上卿、亚卿之间，所以作者才要犹豫是赠送什么级别的礼物，因此“素丝纰之，良马四之”、“素丝组之，良马五之”、“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当皆是问句，是作者自问赠礼当厚重到何种程度，而这也说明来客绝非普通的所谓贤者。诗中称“彼姝者子”，近现代论此诗者或以此认为《干旄》为情诗，如高亨《诗经今注·干旄》：“卫国一个贵族乘车去看他的情人，作此诗以写此事。……姝，美好，子，女子，指贵族的情人。”[5]但赠送女子或以花果、或以饰品、或以日用品，不会是以“良马”，所以情诗说明显不确。春秋时期男女皆可言美，但男子称“美”当极大可能在少年、青年时期，故《干旄》诗中的来客很可能是少年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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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孑）竿（干）𦑖（旌）〔四〕，才（在）孙（浚）之城。
整理者注〔四〕：“〓竿𦑖：《毛诗》作「孑孑干旌」。「」，原字形作「
」，可分析为从「木」「攴」，「兀（元）」声，疑「埶」字异体。「埶」，楚简多作「
」（《郭店·语一》简八六）、「
」（《清华伍·厚父》简五），或作「
」（《清华伍·命训》简一二）、「」（《清华伍·命训》简一三）、「」（《清华伍·命训》简一四），读为「艺」。该字形从「木」从「土」从「攴」，偏旁「丮」为「攴」所替换。本简此字与清华简「埶」字从「攴」相同，将「土」替换成「兀（元）」，当是追求形声化的结果。上古音「埶」属疑纽月部，「兀」属疑纽物部，二者声纽相同，韵部旁转。「兀」与「元」本为分化字关系，「元」属疑纽元部，与「埶」所属月部为对转关系，故「兀（元）」可作「埶」字的声符。「孑」属见纽月部，「埶」与「孑」声近韵同，可通。「竿」，阜阳汉简《诗经》、三家《诗》皆同。「𦑖」，「旌」字异体。”[6]《毛诗》的“孑孑”与安大简的“〓”盖皆当读为“揭揭”，清代牟廷《诗切·邶鄘卫国四十篇·干旄》：“孑孑即揭揭，音同假借字也。《文选·过秦论》注引《埤雅》曰：'揭，立举也。’《硕人》毛传曰：'揭揭，长也。’《楚词·远逝》篇王逸注：'揭揭，高貌也。’”旄、旟、旌皆在竿首，故“揭揭，高貌也”当是。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齐说曰：'干旄旌旗，执帜在郊。虽有宝珠，无路致之。’……《左·定九年传》：'《竿旄》何以告之，忠也。’是此诗古义。杜注：'取其中心愿告以善道也。’《家语·好生篇》亦云：'《竿旄》之忠告，至矣哉。’诸说并合。《韩诗外传》二载楚庄围宋事，末引《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诚相告也。’虽系推演之词，其言'以诚相告’，与'忠告’义合，知韩说本诗与毛同义。《列女传·邹孟母篇》略言孟母断织，孟子勤学不息，遂成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诗》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谓也。’亦推演之词，其意取孟母能告子以善道，亦与'贤者乐告善道’合，知鲁说亦同。案，《序》云卫臣好善，贤者乐告，《笺》云贤者说此卿大夫有忠顺之德，似贤者已与卫臣相见而厚爱之。'干旄’至'致之’，《易林·师之随》文，《豫之中孚》《履之解》《解之未济》同，此齐说。'宝珠’以喻善道，言可珍贵也。致之，犹《诗》言'畀之’、'予之’、'告之’也。以'无路’释'何以’之义，明是良辅求材，贤人抱道，未适邂逅之愿，但怀忠告之诚者，与《序》《笺》义异。夫好善则人乐告，其理相因，若如《序》《笺》所云，既见而犹曰“何以”，则挟持无具。乌得为贤？知齐说优矣。……《释天》'注旄首曰旌’，郭注：'载旄于竿头，如今之幢，亦有旒。’《释天》'素锦绸杠’，郭注：'以白地锦韬旗之竿。’是郭以'竿’即'杠’，'载旄竿头’，与毛'注旄干首’义同而字异，则知郭用《鲁诗》旧注文矣。又《左传》引《诗》本作'竿旄’（引见上），郭说因'竿旌’、'竿旟’推见'竿旄’，知古文有与三家今文合者。陈乔枞云：'《毛诗》作干，古文之省借，然则竿正字，干借字也。’”可见《鲁诗》用“竿”，《左传》、《孔子家语》用《诗》近《鲁诗》，故也用“竿”字，皆与安大简合。《易林》中《豫之中孚》、《履之解》用“竿”字，《师之随》、《解之未济》用“干”字，是《齐诗》原本究竟用“竿”还是“干”不易确定。至于《韩诗》用何字，实无任何确据可证。因此，整理者注袭王先谦说“三家《诗》皆同”以目前已知材料而言证据不足。《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杜预注：“析羽为旌，王者游车之所建。齐私有之，因谓之羽毛。宣子闻而借观之。”孔颖达疏：“《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为旞，析羽为旌，道车载旞，游车载旌。’郑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系之于旞旌之上，所谓注旄于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绛。……道车，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车，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为旌’，王者游车之所建也。郑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犹不辩羽是何羽。《周礼》有'夏采之官’，郑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贡》：'徐州贡夏翟之羽，有虞氏以为緌。’后世或无，故染鸟羽，象而用之，谓之夏采。其职云：'掌大丧，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郑玄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则旌旗有是緌者，或以旄牛尾为之，缀于幢上。’所谓'注旄于干首’者，《释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孙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也。下亦有旒縿。’据彼诸文言之，则羽旄者，有五色鸟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盖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系此鸟羽、牛尾而于干首，犹自别有绛为旒縿，县之于干。今之旗䪅尚然也，此传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于析羽，齐人建以赴会，当是羽之贱者，故以为析羽。不然，则无以知之。计羽毛所用，其费无多，晋人自应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齐，定四年晋人假羽旄于郑，皆假之他国者，或当制作巧异，故闻而借观之。”是杜预以“羽旄”即“旌”，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齐，定四年晋人假羽旄于郑”则说明“羽旄”并非春秋时晋国旗制所有，而且也不会是诸国普通大夫所能有，这自然不会仅是因为“制作巧异”，范宣子可假“羽旄”于齐，则彼时建“羽旄”者当至少是相当于大国的上卿之位，至于杜预注所言“王者游车之所建”则明显只是信从《周礼》之说，并无确据。《尔雅·释天》：“注旄首曰旌。”郭璞注：“载旄于竿头，如今之幢，亦有旒。”郝懿行《义疏》：“旌者，《说文》云：'游车载旄（《司常》文），析羽注旄首，所以精进士卒。’《释名》云：'析羽为旌（亦《司常》文）。旌，精也，有精光也。’又云：'緌，有虞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燊燊然也。’以緌为有虞氏旌，本《明堂位》文。郑注：'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诗·干旄》正义引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孙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然则旌者，其上有旄，其下有羽。《尔雅》不言'羽’者，疑有虞氏惟竿首注旄，其形緌緌，因谓之'緌’。至周加文，析采羽为饰，故《周礼·夏采》注:'緌，以旄牛尾为之，缀于幢上，所谓注旄于干首者。’是郑亦以注旄首为即有虞氏之缕。且《尔雅》旂用殷制，旐用夏制，则旌宜用有虞之制也。许君说'旌’云：'析羽注旄首。’盖以周制兼虞制言。《尔雅》不言'析羽’，无妨专言有虞之制也。《夏采》序官注谓有虞氏已以夏翟羽为缕，恐未然也。郭云'载旄于竿头，如今之幢’者，《释言》注'今之羽葆幢’，是矣。”同样是言“然则旌者，其上有旄，其下有羽。”但由范宣子尚且假“羽旄”于齐，安大简等楚简“旌”字也多作“𦑖”来看，“旌”当本指“析羽为旌”，并不包括“旄”，“旌者，其上有旄，其下有羽。”盖是战国后“羽旄”流行后的结果。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齐景公招虞人以旌説》：“《周官》：'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又'道路用旌节’，即此旌也。顾恺之画苏武所执之旌，上员如幢，下复数层红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谓析羽也。今卤簿中节亦颇类此，其首亦员，相去尺余，有数层员版，以牦牛毛缀之，亦鬖鬖然，盖析羽之遗法。”是“析羽”即指将鸟羽析为数层，则“全羽”当是用的整支的尾羽，中国鸟类中适合此种用途的鸟类只有两种，即绿孔雀和长尾雉，由出土的先秦旗帜图案来看，“全羽为旞”所用盖为绿孔雀尾羽，《周礼》全书不用“旆”字，《周礼·春官·乐师》：“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郑玄注：“故书'皇’作'䍿’。郑司农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庙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䍿读为皇，书亦或为皇。’玄谓：帗，析五采缯，今灵星舞子持之是也。皇，杂五采羽如凤皇色，持以舞。人舞无所执，以手袖为威仪。四方以羽，宗庙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说文·羽部》：“翇，乐舞。执全羽以祀社稷也。从羽犮声，读若绂。”《说文·巿部》：“韍，篆文巿从韦从犮。”“旆”为并母月部，“帗”为帮母月部，“巿”为帮母物部，“旞”为邪母物部，“旞”、“帗”皆用“全羽”，可见二者同源，故《周礼》的“旞”当即“旆”，原始的“旆”当即用绿孔雀的全尾羽，但因为绿孔雀是亚热带鸟类，春秋时期其生存环境已逐渐南退至江淮，所以黄河以北才以布帛代替，因此才有范宣子假“羽旄”于齐，随着绿孔雀的继续南迁和人类活动环境的变大，因此秦汉出现《尔雅·释天》的“继旐曰旆”和《说文·部》：“旆，继旐之旗也，沛然而垂。”《干旄》诗中的来客不用“旆”而用“旌”，说明来客并非此次出兵的主要军事统帅。孔疏已提到“平常建旃，出军则建旟”，将其对照于《诗经·大雅·江汉》：“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诗经·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郊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则设“旟”用为出军时并无反例，以此缘故，《干旄》中于竿首设旄、设旟、设旌，明显当是一支军队而非几人或几十人出行，故所述当是与卫国有关的一次出兵事件，且《干旄》诗作者所迎接的来客至少是上卿、亚卿级别，其人很可能尚为少年或青年，将这些已知条件代入春秋卫国历史，则可推知《干旄》诗很可能是卫文公迎接齐太子昭时所作，召、朝同音，毛、苗同音，朝、苗相通[7]，故《干旄》诗作者首句言“旄”很可能即是在谐音“昭”。《春秋·僖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夏，师救齐。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狄救齐。”《左传·僖公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史记·齐太公世家》：“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鲁国不支持齐太子昭，所以宋襄公送齐太子昭至齐只能北经卫国而后东进，而此时齐君无亏是长卫姬之子，《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卫共姬、雍巫、竖刁，易牙的一整套操作，很难认为是独立实施而不是卫国在背后谋划，笔者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已提到：“分析这个齐桓公继任者事件，可以观察到，雍巫本是有宠于内嬖的卫女共姬，且'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那么卫共姬自然与寺人貂的关系也非一般。雍巫得宠之后，获得的许诺则是'立武孟’，也即卫共姬之子。那么，若武孟（公子无亏）得立，在齐国建立的自然是亲卫势力，则最终的最大受益人只会是卫文公。……而在齐桓公犹未死之时，据《管子·小称》载：'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吕氏春秋·知接》记为'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则彼时卫文公已经脱离齐国而自立，再由首先争位得立的即卫共姬之子公子无亏来看，可以判断，彼时的卫文公不惟自立，而且已经试图通过卫共姬及其子公子无亏来间接控制曾是天下霸主的齐国了。可惜彼时卫文公初背齐，卫国实力尚弱，且管仲与齐桓公事先已有安排，于是就有了《左传·僖公十八年》：'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这时，宋国师出有名，且实力远强于卫，卫文公也不得不从。自此时起，真正戏剧性的内容开场了。《左传·僖公十八年》：'狄救齐。’杜预注称：'救四公子之徒。”然而，彼时公子无亏已死，公子昭（齐孝公）是宋国一方的，宋华子所生公子雍也是宋国一方的，少卫姬所生公子元（齐惠公）是卫国一方的，葛嬴所生的公子潘（齐昭公）在此后因卫文公之故得以有机会继位，密姬所生的公子商人（齐懿公）外无强援。排除掉外无强援的公子商人后，余下的诸公子，非属于宋，则属于卫。彼时宋与齐战，狄救齐自然不会是救宋国一方，那么比较合理的推论就是，此时狄救齐，是打算让亲卫的二公子之一继位，则狄救齐若成功，获益者仍是卫文公。然而狄救齐的行动失败了，齐孝公最终得立。于是形势一转，《春秋·僖公十八年》载：'冬，邢人、狄人伐卫。’对此事件，《谷梁传》解释道：'伐卫，所以救齐也。’其说吊诡，救齐的话，当是伐宋才对，何以会是伐卫呢？至此伏笔展开，《左传·僖公十八年》记：“冬，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杜预注：'独言狄还则邢留距卫，言邢所以终为卫所灭。’卫文公上演悲情大戏，愿意以位相让，众人忙说不可啊不可。卫文公这才列阵于訾娄，完全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架势。而狄师却尚未接刃即还，由杜预注可见，此时狄师不但未伤卫人分毫，而且还把大好的邢师卖给了卫人，最终导致'卫侯毁灭邢’。这样几轮交换下来，最终获益的又是卫文公。此后，狄人除了因为卫人逼邢的缘故而在鲁僖公二十一年又象征性地'侵卫’一次外，狄、卫之间再无嫌隙。那么，是否此时的狄人没有对卫国构成损害的实力呢？不然，试看清华简《系年》所记，'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翟人又涉河，伐卫于楚丘，卫人自楚丘迁于帝丘。’整理者指出：“狄围卫，卫迁于帝丘，见《春秋》僖公三十一年经传，《卫世家》集解引《世本》云：'成公徙濮阳。’濮阳即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也就是说，卫文公才去世不久，狄人就马上攻下了楚丘。由此再反观卫文公的经历，因狄人伐卫而得以即位，因狄人而得以厚城楚丘，因狄人而灭邢。在位二十四年间，狄人除三次象征性的侵卫外，未见狄、卫间有任何冲突。而卫文公之先，懿公被狄人攻杀，卫人弃城而走，戴公继位不足一年而亡；卫文公之后，成公又为狄人所攻，再次弃城而走。何以独卫文公幸运若此？纵不讨仇，然能相安？其间消息，恐是不言自明的。”[8]故《干旄》诗盖即是卫文公自知不能与宋抗衡的情况下，迎接齐太子昭时，考虑究竟当是以亚卿礼的规格馈赠还是以上卿礼的规格馈赠所作的诗篇。从行为上而言，卫国派兵随同宋襄公伐齐，立齐太子昭为齐孝公，是旧盟约所限，此即可对应《左传·定公九年》的“《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然而卫文公本意自然并不是立齐太子昭，这一点又不能被宋襄公察觉，所以《干旄》诗中礼品的厚重程度一再加码，盖正是卫文公为表示忠于宋且未忘齐桓、管仲旧日情谊而作的安排。故《干旄》当并非《毛传》所说“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历代说诗者多纠结于招大夫以旌，而皆于“旟”字无所留意，因此所论诗旨多不合诗义。
索（素）丝（祝）〔之，良马六之〔五〕。〕皮（彼）【九十八】姝者子，可（何）㠯（以）告之。
整理者注〔五〕：“索丝〔之，良马六之〕：《毛诗》作「素丝祝之，良马六之」。「」，从「糸」，「」声。「」，应为「孰」之省形异体。古文字「丮」下常加「女」，伯侄簋（《集成》〇三四九〇·一、〇三四九〇二一）「孰」字所从「丮」下之「女」，即置于「亯」下，可为佐证。《说文·电部》：「孰，食饪也。从丮，𦎫声。」楚文字中从「亯」从「竹」的「䈞」字，或读为「笃」（《郭店·老甲》简二四），或读为「孰」（《郭店·老甲》简三六），或读为「筑」（《郭店·穷达》简四），其例颇多（参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第五二二页，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上古音「孰」属禅纽觉部，「笃」属端纽觉部，「筑」属端纽觉部，故可与「䈞」相通。「祝」，毛传谓「织也」。郑笺：「祝，当作属。属，着也。」简本「」字应是表联属意的专用本字，「祝」（章纽觉部）则是借字。《椒聊》「硕大且笃」之「笃」，简本作「」。「」字以「祝」为声符，与「笃」相通，证明表联属意的专用字「」亦可读为「祝」。据《毛诗》补「之良马六之」五字。”[9]整理者隶定为“”的字盖当是“緮”字之讹，曾侯乙墓简124有“紫緮之縢”，比较于同简的“紫组之縢”，可推知“緮”当类似于“组”，《五音集韵》卷十二：“緮，绢緮。緮又音福。”是緮当为丝绢所制。今《周易》中“大壮”、“小畜”两卦卦辞中的“輹”，马王堆帛书《周易》皆作“緮”，《说文·车部》：“輹，车轴缚也。从车复声。《易》曰：舆脱輹。”段玉裁注：“谓以革若丝之类缠束于轴以固轴也。缚者，束也。古者束輈曰楘、曰历录，束轴曰輹、亦曰鞪，约毂曰约軝，衣衡曰㡔，皆所以爲固，皆见于许书。”是“緮”在功用上也与“组”类似。“緮”字又见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木牍：“故练緮裙一枚，故绢緮襙一枚，故练两裆一枚，故练单襙一故，故绢单襙一枚，故半䌞緮缚一枚，故半䌞緮缚一枚，故练緮缚一枚，故练緮缚一枚，故练小缚一枚，故练緮缘二枚，故练緮紃一枚，故緮裳二枚，故緮襙一枚。”[10]亦可见“緮”与“绢”、“练”、“䌞”相关，而《广雅·释器》：“䌞，索也。”综合以上内容可知，“緮”是丝绢所制绳索类物品，正与前文解析内容所推测在《毛诗》中第一章被通假为“纰”的“縪”以及第二章的“组”相类。
【释文解析】
甬（鄘）九〔一〕。
整理者注〔一〕：“甬九：「甬」，《毛诗》作「鄘」。「甬」通「鄘」，「用」「甬」「庸」声字相通，其例甚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八至一〇页）。《释文》：「郑云：『纣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甬九」即「鄘九」，《毛诗·鄘风·后记》：「鄘国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简本「甬九」，则少于《鄘风·后记》十篇之数。简本于一国之后，总括收诗之篇数，与《毛诗》相同，但简本不注明章句数，这又是与《毛诗》的不同。《毛诗》终篇是《载驰》，简本终篇是《干旄》。由于缺失了原编第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号三支简，因此《蝃蝀》《相鼠》两篇当在缺失的三支简上。简本《定之方中》第二章「允臧」二字和第三章二十八字共三十字当在原编号第九十五号简上，《干旄》第一章二十四字和第二章首三字共二十七字（重文二，实际为二十五字位）当在原编号第九十七号简上。按照《毛诗》，《蝃蝀》共五十一字，《相鼠》共四十八字（重文十二，实际占三十六字位），两篇共九十九字（实际占八十七字位）。比较第九十四号简书写密度和字数，所缺失的三支简可容字一百四十一或一百四十二个。《定之方中》《干旄》所缺部分与《蝃蝀》《相鼠》两篇共计一百五十六字（占一百四十二个字位），实际字位数正合于所缺三支简。而《载驰》一篇，《毛诗》有一百一十二字。三支缺失简不可能容下《载驰》以及任何其他的诗，因此，可以推定，简本《鄘风》九篇不包括《毛诗·鄘风》最后一篇《载驰》。”[11]《载驰》为许穆夫人所作的诗篇，自《左传》以来即无异辞，但若以时间为顺序，《载驰》当排在《定之方中》之前，而《毛诗》中《载驰》却排在《鄘风》最末，这种情况体现出《载驰》更象是《鄘风》成编后附加增入的篇章。笔者在《安大简〈邦风·鄘风·柏舟〉解析》中曾提到：“《毛诗》有以十篇为一组的倾向，《小雅》、《大雅》、《周颂》皆标明'XX之什’，《释文》言：“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诗，各系其国，举'周南’即题《关雎》。至于王者施教，统有四海，歌咏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而其实这种以十篇为一卷的情况，在《毛诗》的《国风》中虽然不明显，但也有痕迹，即《鄘风》、《卫风》、《王风》、《秦风》、《陈风》皆为十篇，十五国风中占了三分之一，不难判断绝非偶然。安大简中，《鄘风》、《魏风》则皆明确标出'甬九’、'魏九’，可见安大简《邦风》并不存在以十篇为卷的倾向，但对比《毛诗》的《鄘风》、《魏风》皆为十篇，或可推测安大简《邦风》的面貌体现出一种部分风诗由九篇为一卷增至十篇为一卷的过渡状态。”[12]这种由九篇构成一组的情况还可以印证于传世文献，在传世文献中，乐歌往往以九为数，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逸周书·世俘》：“王不革服格于庙，秉黄钺语治庶国，籥人九终。”《墨子·三辩》：“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脩九招。”《左传·文公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昭公二十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周礼·春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以锺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楚辞·天问》：“启棘宾商，九辨、九歌。”《楚辞·远游》：“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山海经·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庄子·达生》：“昔者有鸟止于鲁郊，鲁君说之，为具太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庄子·至乐》：“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夏后受之，作政用五，首服收，祭器四罗，作乐《羽籥》九成，海外有不至者。”《吕氏春秋·古乐》：“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这种九篇一组，又直接来源于三篇乐歌的连奏组合，清代魏源《诗古微·正始》：“曷言皆三篇连奏也？古者乐章，每奏一诗为一终，而乐必三终，从无专篇独用之例。故《仪礼》歌《关雎》，则必连《葛覃》、《卷耳》而歌之。《左传》、《国语》歌《鹿鸣》之三，则固兼《四牡》、《皇皇者华》而举之；歌《文王》之三，则固兼《大明》、《绵》而举之。《礼记》每言升歌《清庙》，必言下管《象舞》，则亦连《维天之命》、《维清》而举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寥萧》之三、《鹊巢》之三，玺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盖凡正《风》、正《雅》列在乐章者，罔非此例。”可见“安大简中，《鄘风》、《魏风》则皆明确标出'甬九’、'魏九’……体现出一种部分风诗由九篇为一卷增至十篇为一卷的过渡状态。”因此安大简《鄘风》九首成编正体现出《载驰》是后编入《鄘风》的诗篇。
【释文解析】
白（柏）舟〔一〕。【九十九】
整理者注〔一〕：“白舟：「白」，读为「柏」。此简为《鄘》最后一简，下标明编号第「九十九」号。此处出现「白（柏）舟」，表明《鄘》是以「柏舟」为首篇的。根据这一标示，虽然简本各诗未出篇名，但可以肯定它们原来是有篇名的。已经标出的篇名与《毛诗》一致，也说明当时《诗经》三百篇已经编定，各篇定名也已广为人知。”[13]但安大简已标出的篇名只能说与《毛诗》大体一致，毕竟通假字的差别也同样是差别，三家诗在用字方面与《毛诗》用字就经常也只是通假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自然是不能简单等同化的，因此并不适宜说“与《毛诗》一致”。并且，这种大体一致的情况只能说明安大简《邦风》与《毛诗·国风》对于诗篇的取名方式相近，各首篇有篇名也并不能证明其他各篇必然已经皆有篇名，由此更完全推论不出“当时《诗经》三百篇已经编定”，自然同样推论不出“各篇定名也已广为人知”，故整理者的推论方式明显是有悖于逻辑的。
[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2]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3] 《古字通假会典》第380页“旗与旂”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4]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5] 《诗经今注》第75、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
[6]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7] 《古字通假会典》第822页“庿与廟”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9]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0] 《秦汉魏晋出土文献 散见简牍合辑》第9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
[1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3]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