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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卫香老师授权发布。 《续谈助》版本流传考张卫香 摘要：晁载之《续谈助》一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以往对是书的利用远远多于研究。《续谈助》宋元间未见著录和引用，明《文渊阁书目》始著录于册，编成于明初的《永乐大典》引录有二十余条材料，与世所行本有别。是书今所存本均为五卷本，其中以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姚咨手抄宋本为最早，保存有较为完整的面貌，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今天所存诸本，除孫鋆抄本外，均出自明抄本。 关键词：续谈助 明抄本 版本系统 《续谈助》一书多杂纂说部文献而成，于史部诸书亦有所旁及，历代书目多将其列入子部杂家类。编者晁载之（1066—？），文元公晁迥之后。少时即以文才见知于苏黄，并从陈师道学诗，与吕本中等人皆有交游。绍圣四年（1097）进士，先后历官濠州参军、新乡令、权陈留县尉，卒官封丘丞，一生可谓沉沦下僚，官名不显。其撰述见于著录者有《封丘集》二十卷、《谈助》一卷、《续谈助》五卷，前二种惜已不存，唯《续谈助》传于世[1]。 《续谈助》抄录自汉至宋以来文献凡二十种，尤以唐宋作品为多。部分书久已佚失，仅赖《续谈助》得以传世，可以见出《续谈助》保存珍秘文献的价值[2]。作为一部北宋人编的子抄书，《续谈助》相较于后出的《类说》《绀珠集》等书抄纂时间早，其时一些唐人文献仍能看到，尤其是其中所收宋人书八种，成书时间距编者生活时代较近，故其节录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部分文献的较早面貌甚至是原貌[3]。《续谈助》所收书半数以上已经散佚，未散佚者与他本亦颇有异同，故成为学者辑考古本之渊薮，对于今天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另外，《续谈助》每种书后所系跋语也具有重要价值，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史料[5]。因此，作为一部子抄书，《续谈助》的价值并不亚于后出的《类说》《绀珠集》。但一直以来，学界对《续谈助》的关注利用虽多，研究却基本空白，而这也制约了我们对此书更为深入的认识，因而亟须对此书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中，版本研究更是无人涉及，这就导致了今人对《续谈助》的利用存在一些问题。相较抄本而言，《粤雅堂丛书》本和《十万卷楼丛书》本作为现有的两种清刻本，因容易获得，且分别经过谭莹、陆心源的校勘，故而成为研究者常所取用的本子。事实上，由于二者均处于版本源流的末端，在辗转传抄中，导致了大量讹误，距《续谈助》原本面貌已有很大距离，并不是底本或参校本的理想选择。加之二者祖本——明抄宋本今尚存世，避免了辗转传抄过程中导致的大量讹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续谈助》的宋本面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续谈助》一书的版本源流做一个重新梳理。 《丛书集成初编》本《续谈助》（下简称“初编本”）是现有唯一的整理本，除内容上做了部分增补外，还做了简单的断句工作。但初编本乃是据《十万卷楼丛书》本排印，未利用到现有的几种抄本，尤其是最为接近宋本面貌的明抄本。而且，初编本内容上虽做了部分增补，但也承袭了底本的一部分错误。因此，对《续谈助》的著录与流传情况及现存几个版本进行系统梳理，以考证诸本之间的关系，确定版本源流，从而为今后对是书的利用及重新整理提供更好的版本选择，还是很有必要性的。 一、《续谈助》的著录与流传情况《续谈助》一书，宋元间公私书目皆不见著录，明代《文渊阁书目》始著录，故将清代各家著录情况亦列之于下： 《文渊阁书目》卷四来字号第一厨书目·古今志杂志附：《续谈助》二册[6]。 《稽瑞楼书目》小厨丛书：《续谈助》五卷抄二册右诸子杂说[7]。 《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五·子部杂家类：《续谈助》五卷茶梦主人手抄本，钱遵王藏书[8]。 《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八·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续谈助》五卷旧抄本宋晁载之编[9]。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六·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谈助》五卷影抄宋本[10]。 《八千卷楼书目》卷一三·子部杂家类丛书之属：《续谈助》一卷宋晁载之撰，续粤雅本、十万卷楼本[11]。 《传忠堂书目》卷三·子部小说家类：《续谈助》五卷五册宋晁伯宇撰[12]。 《续四库提要三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三·子部杂家类：《续谈助》五卷[13]。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续谈助》五卷宋晁伯宇撰，清孙朝鋆手写本[14]。 从诸家目录著录来看，《文渊阁书目》与《稽瑞楼书目》著录二册，《传忠堂书目》著录五册，当为清人所析之本。除《文渊阁书目》不记卷数，其他多著录为五卷，唯《八千卷楼书目》著录为一卷，当为讹误。在所属部类的问题上，《文渊阁书目》将其列于古今志后所附的杂志之中，除此之外，各家多将之列入子部杂家类，陆氏、傅氏，瞿氏和丁氏则又分别将其归入杂纂、杂考及丛书之属，唯《传忠堂书目》将之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一）《续谈助》在清以前的流传情况 从上述著录情况来看，《续谈助》宋元间不见著录，明代《文渊阁书目》始著录于册。据《续谈助》每种书后跋语可知，是书为晁载之为官期间手自抄录而成，故该书最早的本子当为其手抄之本。是书虽宋元间未见著录，但有宋一代即有刊刻，《永乐大典》引南宋年间编撰的《三阳志》一书，记录了当时潮州的刻书情况，其书籍一门云： 郡书旧数十种，岁久漫灭，多不复存，今以见管及新刊者列之于左。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一千二百板，中字《韩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通鉴总类》一千五百板，《汉隽》一百九十板，《蔡端明集》六百五十板，《赵忠简集》四百三十五板，陈内翰宗召、徐学士凤《北门集》三百二十板，《三山王讷斋集》一百二十板，许东涧《应龙集》二百二十板，《续谈助》二百七十板，《谕俗续编》四十板，林贤良《草范》五十板，新修《潮阳图经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大字《韵略》一百板，药方五种：《瘴论》三十板，《备急方》三十板，《易简方》九十板，《治未病方》九十板，《痈疽秘方》四十板，以上书板并留郡。[15] 据现有材料看，晁载之活动范围未及潮州，可以想见其书在当时的流传范围之广。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明人姚咨[16]的记述中了解到宋刻本在明代的流传情况： 《续谈助》五卷，宋刻本，为故友秀水令江阴徐君子寅家藏。子寅殁后，其家人售于秦汝立氏。汝立乃余门人汝操之弟，青年癖古，储蓄甚富，亦友于余，假而手录，阅三踰月始讫事。惜乎断简缺文，未敢谬补，藏之茶梦阁，以俟善本云。嘉靖壬戌之秋八月二日，皇山人姚咨识，时年六十有八。[17] 锡山秦金祖孙三代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据《无锡县志》记载，秦柱，字汝立，端敏公金之孙，兄秦柄，字汝操，万历五年贡生。姚咨因门人汝操二兄弟之便，得借宋本《续谈助》手自抄录，使得该书在宋本亡佚后仍能流传有绪。 编成于明初的《永乐大典》，实际引自《续谈助》者达二十五条之多，或从内府所藏之本引录。《永乐大典》所引《续谈助》，出《十洲记》一条，《洞冥记》五条，《北道刊误志》两条，《乘轺录》四条，《献替记》一条，《牛羊日历》一条，《竹谱》一条，《汉武故事》一条，《殷芸小说》三条，《大业杂记》三条，《营造法式》两条，《绿珠传》一条，凡二十五条。除个别条目外，内容与今本《续谈助》大致相似，但《永乐大典》所据之本与今本《续谈助》当属不同的版本系统，这一点将在下面相关章节中作具体阐述。 （二）《续谈助》在清代的流传与研究 清人书目中对《续谈助》多有著录和研究。其中所著录之本除明抄本外，亦有清抄本和刻本出现，《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所谓“宋刻本”[18]，误矣。各家著录内容多抄录明人姚咨跋语，或节抄清人张金吾、陆心源诸人跋语。 张金吾对《续谈助》一书的价值表示了肯定： 所采如《北道刊误志》《大业杂记》《琵琶录》《乘轺录》等书，今皆失传。其存于今者，如《十洲记》《洞冥记》《汉武内传》《汉武故事》之类，亦多与今本不同，俱足以资考订。[19] 同时，张氏对《续谈助》在《文渊阁书目》中所处部类提出了疑问：“《文渊阁书目》著录列之古今志中，殆以开卷系《十洲记》故误以为地志欤？”[20]考《文渊阁书目》古今志著录之书，不唯地志，亦有天文、水利、博物等志，并附有杂志收录营造、子书等类。 伍崇曜跋则率先注意到了《谈助》和《续谈助》的关系：“按《宋史·艺文志》有晁氏《谈助》一卷，不著撰人名，此岂果欲续晁氏之书耶？”[21]陆心源亦云：“先有《谈助》一卷，见《宋史·艺文志》，故此名《续谈助》也。”[22]二者均注意到了《续谈助》或即无撰人之《谈助》一书的续补之作。 同时，伍氏尤看重载之跋语，云：“余喜其跋语古雅，如谓《洞冥记》始于湘东王，谓《汉武内传》出于王游嵓等，皆精确不易之论。”[23] 清人钱熙祚指出了《北道刊误志》注中案语的作者问题：“晁伯宇《续谈助》录《北道刊误志》一卷，序次简严，数典详洽，虽删节之本而厓略已可概见。注中间附案语，颇能驳正本文，未知是伯宇所加否。”[24]《北道刊误志》原书已经佚失，今天所能看到的本子均出自《续谈助》本。考卷一载之所撰《洞冥记》跋“贞观中撰《文思博要》”，“贞”字避宋讳缺末笔，卷二《北道刊误志》凡遇“贞观”二字，无论正文还是小字注或注中案语皆作“正观”，当载之所据《北道刊误志》即避“贞”为“正”。《北道刊误志》注中案语非载之所加，明矣。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书节抄本之始”条中注意到了是书的子抄书性质：“古书无刻本，故一切出于手抄，或节其要以便流观。如《隋志》所载梁庾仲容《子钞》，其书虽佚不传，而唐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固其流派也。宋有曾慥《类说》，无撰人之《续谈助》，元有陶九成《说郛》，明有陆楫《古今说海》，其体例颇相类，而于卷帙少者无所省删。《四库全书提要》入之子杂家、杂纂、杂编之属，盖本《隋志》之例。”[25] 同一时期的胡玉缙则对是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以“北宋人不屑为此抄胥之事”，怀疑《续谈助》或为姚咨伪托[26]。前引《永乐大典》即已节录《续谈助》达25条之多，真实反映明初内府藏书情况的《文渊阁书目》也著录有《续谈助》一书，胡玉缙所谓姚咨伪托一说殊不成立。 清时涌现出来的抄本有以下几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别著录有清钱氏守山阁抄本一种，又清抄本一种，凡两种[27]。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有清道光六年（1826）孙鋆抄本一种[28]。此外，台湾“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清抄本一种，不见著录。 除抄本外，清代亦有刻本出现，《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有同治十三年（1874）刊《粤雅堂丛书》本《续谈助》，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刊《十万卷楼丛书》本《续谈助》两种刻本[29]。这两种刻本的出现为学界对《续谈助》一书的利用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二、《续谈助》现存版本概述《续谈助》世所传本均为五卷本，各家或依宋本作二册，或析为三册，亦有析为五册者。据前引《永乐大典》引《三阳志》可知，《续谈助》南宋时即有刊刻，其本今已不存。《文渊阁书目》著录之本亦不存于世，我们或可从《永乐大典》所引二十余条材料窥探到《文渊阁书目》著录之本的面貌。明人姚咨所云宋刻本，至明代后期彻底亡佚，值得庆幸的是，姚咨的手抄宋本，经各家辗转收藏，仍保持较为完好的面貌，是今天所能见到《续谈助》的最早本子，对我们认识《续谈助》的宋本面貌，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尚存有几种清抄本和两种清刻本。 《续谈助》现存版本情况如下： 1.明姚咨茶梦斋抄本（简称“姚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2.清孙鋆抄本（简称“孙抄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3.台湾藏清抄本（简称“台湾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4.清钱氏守山阁抄本（简称“守山阁本”），上海图书馆藏。 5.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简称“北师大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6.清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简称“粤雅堂本”）。 7.清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简称“十万楼本”）。 （一）明姚咨茶梦斋抄本 明姚咨茶梦斋抄本，五卷二册，国家图书馆藏。半叶10行，行22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不等。四周单边，白口，蓝格。版心依次书“续谈助”及卷数，子目书名称及页码，“茶梦斋抄”。卷首有目录，目录首页钤印：“姚伯子/手校书”白文长方印、“潜坤”朱文方印、“华补/庵藏”朱文长方印、“元龙/印”朱文方印、“蓉镜/私印”朱文方印、“小琅嬛/福地/秘籍”朱文方印、“平生减产为收/书三十年来万/卷余寄语儿/孙勤洛诵莫/令弃置饱蟫/鱼荛友氏藏”朱文方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首卷首页钤印：“朱彝/尊印”白文方印、“虞山钱曾/遵王藏书”朱文长方印、“钱曾”朱文椭圆印、“琴川张/氏小琅/娠仙馆/藏书”朱文方印。卷二末尾钤印：“舜/咨”白文方印、“茶梦主/人收藏”白文长方印、“小嫏嬛/福地张/氏收藏”朱文方印、“江南昭文张/燮子和小琅嬛/福地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卷三首页钤印：“姚伯子/手校书”白文长方印、“潜坤”朱文方印、“华补/庵藏”朱文长方印、“小琅嬛/福地/秘籍”朱文方印、“虞山钱曾/遵王藏书”朱文长方印、“朱彝/尊印”白文方印。 目录页有张燮“乾隆丁未仲秋，琴川张燮得之钱氏宝恩堂”跋语[30]，下钤“小嫏嬛/福地张/氏收藏”朱文方印。卷一《洞冥记》页14a贴有签条，抄嘉靖十三年（1534）王崇庆撰《开州志》中载晁载之生平事迹一段文字[31]。书末有姚咨、黄丕烈、孙原湘跋语，分别钤印“韦布/之士”朱文方印、“丕烈”白朱文长方印、“原湘”白文长方印。书末钤印“张子和/珍藏书/画图记”朱文方印。 姚咨，字舜咨，号潜坤子、皇象山人、茶梦主人等，明嘉靖间人，喜藏书，有藏书楼名“茶梦斋”。遇有善本，不及购藏者，即手自缮写。以用纸精良、字体皆工、舛误较少，历来为藏书家所重。黄丕烈跋云：“皇山人手抄书近始得一《贵耳录》，续又得一手跋之《稽神录》，其笔迹皆与此同，可称三绝矣。一岁之中，而所见独伙，余与姚君翰墨因缘抑何深耶？”[32]孙原湘亦有跋云：“不独奇文秘册足资眼福，即皇山人手书，亦可宝贵也。”[33]从中可见藏书家对姚咨手抄书的推崇。 姚抄本中的藏印，除“姚伯子手校书”“潜坤”“舜咨”“茶梦主人收藏”“韦布之士”为姚咨个人印信外，其他多为清代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印或经眼印，其中，以钱曾、朱彝尊、张燮、黄丕烈等人最为知名。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述古主人。其藏书多继承自父亲钱裔肃和族曾祖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建有“述古堂”“也是园”“莪匪楼”等藏书楼，编有《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等藏书目。据孙原湘跋，钱曾每得奇书，多为朱彝尊借阅，故姚抄本见有朱彝尊印。“平生减产为收书三十年来万卷余寄语儿孙勤洛诵莫令弃置饱蟫鱼荛友氏藏”“小嫏嬛福地张氏收藏”“小琅嬛福地秘籍”“琴川张氏小琅娠仙馆藏书”“江南昭文张燮子和小琅嬛福地藏书记”“张子和珍藏书画图记”等印，均为张燮所有。常熟张氏，以张燮、张定球、张蓉镜三代嗜书，成为江南著名的藏书之家，建有“小琅嬛福地”“味经书屋”等藏书室。张燮（1753—1808），字子和，号荛友，与黄丕烈相善，二人常遍游书肆，购求古籍，时人目为两书滛。黄丕烈因张燮出示明本《续谈助》，故能得见是书。 据姚咨跋语可知，姚抄本为姚咨嘉靖壬戌（1562）从秦汝立处借得宋刻本手自抄录，三月而成。入清后，姚抄本经钱曾、汪绎[34]、张燮、张蓉镜、张金吾、瞿镛等人辗转收藏，明代华云[35]，清人朱彝尊、陈元龙[36]、黄丕烈、孙原湘等人或钤有私家印信，或撰有题跋观款，由此可以见出姚抄本之递藏轨迹。 姚抄本中间有墨笔批注，凡11条，作小字旁写，字体悉依正文，不知是否为姚咨手校，亦或过录宋刻本校语。此11条小字校记，基本为现存诸本所继承，唯孙抄本不载。即使是有所继承之本，在条数、内容和形式上亦有所不同，可以作为判断各版本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另有校倒文和补缺字者凡五处，直接为其他各本所吸收。 （二）清孙鋆抄本 清孙鋆抄本，五卷三册，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半叶10行，行22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不等。版心依次书“续谈助”及卷数，子目书名称及页码。每册书封有“宋本《续谈助》上/中/下册”题字，下有小字“邵渊耀为伯元兄题”，下钤“邵氏/充有”白文方印。首册内封有“宋本《续谈助》五卷”篆文题字，下有小字“甲午六月，陈銮题”，下钤“芝楣”朱文长方印。又有陶廷杰借读题款“道光乙未仲秋，向芙川先生借读，陶廷杰题识”，下钤“臣廷/杰印”白文方印。目录首页钤印：“张/燮”白文方印、“荛/友”朱文方印。首卷首页钤印：“虞山张/蓉镜芙/川信印”朱文长方印、“芙初女/士姚畹/真印”朱文方印、“琴川张氏小/琅嬛清閟/精钞秘帙”朱文长方印、“双清/逸士”白文方印、“鹫/峯”白文长方印、“琴六/借观”朱白文方印、“拙经/叟”朱文方印、“一种心/勤是/读书”白文方印、“长寿/富贵”白文兽形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卷二首页钤印：“二瓻/黄氏”朱文方印。卷四首页钤印：“拙经/老人”白文方印、“三教/弟子”白文方印。卷五首页钤印：“小琅嬛/福地/张氏藏”白文方印。书末过录姚咨、黄丕烈、孙原湘跋语，又有孙鋆、黄廷鉴、邓邦述、杨希钰、宗舜年等人手跋或观款。 孙抄本的藏印中，“张燮”“荛友”二印，乃是张燮所有。时张燮早已亡故，故张燮之印当为其孙张蓉镜所加。张蓉镜（1803—？），字伯元，号芙川，妻姚畹真（1801—？），字琴川，号芙初女士，又号琴川女士。因二人字号中均有“芙”字，故名其藏书处为“双芙阁”。张氏夫妇除继承先人藏书外，或多方购求，或借抄书籍，或与其他藏书家进行交换以丰富图籍。“虞山张蓉镜芙川信印”“琴川张氏小琅嬛清閟精钞秘帙”“小琅嬛福地张氏藏”“芙初女士姚畹真印”“一种心勤是读书”诸印即为张蓉镜夫妇藏印。“琴六借观”“拙经叟”“二瓻黄氏”“拙经老人”诸印，为黄廷鉴印。黄廷鉴（1762—1842），字琴六，自号拙经逸叟。精于考据，曾受聘于张金吾、陈揆家校勘古籍，所手校者不下十数百种。有《第六弦溪集》《琴川三志补记》。 据孙鋆跋语称，孙抄本为孙鋆受张蓉镜嘱托于道光丙戌（1826）所抄。张蓉镜为张燮之孙，据前所述，张燮于乾隆丁未（1787）得藏姚抄本《续谈助》，则张蓉镜嘱孙鋆抄《续谈助》之本当为其家藏姚抄本。又黄廷鉴、邓邦述、杨希钰等人跋语皆云，幸赖张蓉镜早托孙鋆抄一副本，不至使姚抄本为张金吾借去后随爱日精庐藏书一并散去而湮灭。据此，则孙抄本理应由姚抄本过录而来。但通过比读，笔者发现二者存在有较大差异，孙抄本似当别有所本，这点将在下文作具体论述。 姚抄本11条校记，孙抄本不载。 （三）台湾藏清抄本 台湾藏清抄本，五卷五册，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半叶10行，行22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不等。版心依次书“续谈助”及卷数，子目书名称及页码。据馆藏著录，收藏印记有“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秘笈之印”朱文长方印、“恭/绰”朱文方印、“遐庵/经眼”白文方印、“玉父”白文长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书末过录姚咨跋语。 “二十八宿研斋”为王祖询斋馆名。王祖询（1869—？），字次欧，号雨亭、蟫庐，王大隆、王大森兄弟之父。性喜收书，藏有宋元善本书30余种，有“二十八宿研斋”“蟫庐”“渊雅堂”“楞伽山房”等藏书处。“恭绰”“遐庵经眼”“玉父”诸印均为叶恭绰印。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玉甫、玉虎、玉父、誉虎，号遐庵，喜收藏古籍和文物。台湾本具体抄写时间不详。 姚抄本11条校记，台湾本存8条，作小字旁写。台湾本另有无名氏之墨笔校记三处[37]。 （四）清钱氏守山阁抄本 清钱氏守山阁抄本，五卷五册，上海图书馆藏。半叶10行，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不等。版心依次书“续谈助”、子目书名称及页码、“守山阁”。目录首页钤印：“曾经东山/柳蓉邨/过眼印”朱文方印。首卷首页钤印：“顾深/珍藏”朱文方印、“上海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 柳蓉邨，又名柳蓉春，晚清书商，藏书兼刻书，上海古旧书店博古斋的创始人。顾深，顾观光之子，钱熙祚刊刻《守山阁丛书》时，曾得顾观光协助校勘。 关于守山阁本抄写时间，钱熙祚道光中刻《守山阁丛书》收有《北道刊误志》《乐府杂录》《汉武帝内传》三书，或以《续谈助》本为底本，或以他本校以《续谈助》本。其中，《乐府杂录》有钱氏1837年所作跋语，《汉武帝内传》有钱氏1836年跋语。又钱氏所刻《指海》收《大业杂记》《乘轺录》二书，《乘轺录》有钱氏1839年所作跋语。道光十七年（1837），钱熙祚建宗祠堂，于堂后建阁以贮书，名曰“守山阁”。1844年，钱氏以谒选病逝京师。因此，守山阁本《续谈助》的抄写时间当不早于1837年建阁之时。 姚抄本11条校记，守山阁本存9条，作双行小字写入正文之中。守山阁本另有无名氏之墨笔校记。 （五）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五卷五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半叶8行，行16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不等。无格。目录仅存卷五目录。首卷首页有朱文：“原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廿二字。”同卷同页钤印：“思盦/读书记”白文方印[38]、“归安/丁宝书/鉴藏”白文方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朱文方印。书末录有姚咨、黄丕烈、孙原湘跋语。有朱笔跋语云：“咸丰癸丑（1853）孟春九日，玉台用朱笔初校，其文义字体悉依皇山人手抄本。”又有墨笔跋语云：“民国乙丑（1925）七月，𦍤得于广州。” “思盦读书记”，未详何人印信。“归安丁宝书鉴藏”印为丁白所有。丁白（1821—1890），字芮朴，号宝书。精于目录之学，喜藏书和刻书，有“宝书阁”“月河精舍”“迟云楼”等藏书室，刻有《月河精舍丛抄》4种、劳格《读书杂识》等。朱跋称“玉台”、墨跋称“𦍤”者未详何人。关于北师大本抄写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著录为1644年抄本，误。据朱笔跋语可知，北师大本抄写时间当不晚于1853年。 姚抄本11条校记，北师大本存10条[39]，作双行小字写入正文之中。北师大本另有朱笔、墨笔两种校记。 （六）清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 清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五卷三册。半叶9行，行21字，注文小字双行同。版心依次书“续谈助”、卷数及页码、“粤雅堂丛书”。每卷末尾有“谭莹玉生覆校”字样。书末有伍崇曜同治甲戌（1874）所作跋语，叙述书记源流和作者生平。并录有姚咨、黄丕烈、孙原湘诸人跋语。 伍崇曜（1810—1863），原名元薇，商名绍荣，字紫垣，一字良辅。喜刻书，尝雇请南海举人谭莹校刻《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舆地纪胜》等。所收每种书多附有序跋，虽署名为伍崇曜所作，但实际出自谭莹之手。谭莹（1800—1871），字兆仁，号玉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工辞赋，有《乐志堂诗文集》。 姚抄本11条校记，粤雅堂本存9条，作双行小字刻入正文之中。 （七）清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 清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五卷二册。半叶10行，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同。版心依次书“助”、卷数及页码。书首有陆心源光绪十三年（1887）刻《续谈助》叙，首页钤印“十万卷楼”朱文长方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朱文方印，序文末页钤印“归安陆/心源字/刚父印”朱文方印、“存斋/又称/潜园”朱文方印、“家在/苕溪”朱文方印、“未死且强/项何暇/问炙手”朱文方印。目录首页钤印“北平木斋/图书/馆藏书”朱文方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朱文方印。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家富藏书，建有“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楼。刻有《十万卷楼丛书》，所收书多为流传较少的唐、宋、元人著作。著有《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群书校补》等。陆心源卒后，其子陆树藩因经商失败，将家中藏书卖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姚抄本11条校记，十万楼本存9条，作双行小字刻入正文之中。 根据以上各版本的简介情况可知，除孙抄本外，其他各本都基本继承了姚抄本的小字校记，从中不难看出各现存版本与姚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是无小字校记的孙抄本，也与姚抄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而非出自《大典》所据之本。 三、《续谈助》版本考论（一）《永乐大典》引文非姚抄本系统 明初几代君主广求遗书，使得国家藏书极一时之盛[40]。杨士奇等人以“未有完整书目”，故“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使明初内府藏书备于一目。正统六年（1441），于左顺门用广运之宝钤识，藏于文渊阁[41]。该书目所著录《续谈助》二册，当为宋元以来本子。此前，成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已引有《续谈助》二十五则材料，其所据底本或即为《文渊阁书目》著录之内府藏本。 前引姚咨嘉靖年间手抄《续谈助》跋语，云其所据底本为一宋刻本。笔者将《大典》所引《续谈助》与姚抄本进行比读，发现二者所本虽都为宋元本子，但却来自不同版本系统。通过比读《大典》引文与姚抄本的差异（见表一），我们可以发现，《大典》引文与今本《续谈助》多有易形近而讹者，如讹“案”为“安”、讹“公”为“云”、讹“十”为“千”等。同时《大典》有两处将《续谈助》卷四《汉孝武内传》之首句“汉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分别窜入卷四《殷芸小说》许劭条和卷五《绿珠传》昭君村条。宰相牙郎一条，《大典》虽未注明出自《续谈助》，但其首所衍“膳夫经手录”，正是《续谈助》卷五所收录之书。因而，《大典》宰相牙郎一条文字，虽较《续谈助》文本删节甚略，但应是据《续谈助》改写无疑。又珍枝树一条，《大典》删去“木似青梧”等20字，乃是限于类书编纂特点所致。因类书编纂需要，《大典》往往只截取与所撰条目相关的内容。又《大典》成于众人之手，较之原书不无舛误脱漏[42]。 在诸多异文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大典》较《续谈助》多出的文字。首先，《大典》乌头门一条较《续谈助》本多“凡乌头门所用鸡栖木门、簮门、砧门、开榼、鏁柱、石砧、铁鞾、臼鹅台之类，并准扳门之制”凡33字，从其引文层次上来看，极易被认作《续谈助》文本。通过与现存《营造法式》全本校核，《续谈助》与《大典》同载者出《营造法式》卷二，《大典》多出33字出《营造法式》卷六。观察此条可以发现，二者共有文字和《大典》多出文字均为乌头门事。盖《大典》修书人员在乌头门事目下先取《续谈助》引《营造法式》记乌头门事隶之，后又接以全本《营造法式》另一段记乌头门的文字，二者虽都出自《营造法式》，但《大典》所引一为节本，一为完本，其多出文字并非《续谈助》文本。这种编纂过程，我们还可以从竹总叙一条中看出来。修书人员在引述戴凯之《竹谱》的过程中，以小字注形式插入了自“九河即禹所导之河”至“九河鲜育，忌寒也。五岭实繁，好温也”的一段文字，注出《续谈助》注。实际上，这段注释在《百川学海》本《竹谱》中就有，或许《大典》所据原无，故做了这样一个整合处理。 其次，冀州一条，《大典》在冀州更魏州都督府和复故名的时间上较今本《续谈助》多“十二月十六日”及“九月二十五日”共12字，发日树一条多“一名开日树”五字，不见《续谈助》本。《大典》这两处多出文字，是《大典》修书人员所补，还是《续谈助》原本所有而今本《续谈助》失载？虽然《大典》并非如人所说“不曾擅减片语”，甚至存在不少错漏和随意删改原文的情况，但其编纂工作总体来说比较规范，其抄书一般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或整篇移录，亦有整部书移录者。加之《大典》作为官方修撰，工程浩大，时间紧迫，修书人员不太可能像今人一样进行繁琐的补正工作。故《大典》此部分多出文字，更有可能是《续谈助》原本所有。现存最早的姚抄本这一细节的缺少，有可能是姚抄本漏抄也有可能是姚抄本所据底本原无。检并非出自姚抄本的孙抄本，也没有这一细节，则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即姚抄本所据底本原无。因此，姚抄本当与《大典》引文所据底本分属于不同版本系统。 （二）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与姚抄本关系考论 除最早《永乐大典》对《续谈助》有部分征引外，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人姚咨手抄本为今天所能见到最早的《续谈助》的完整本子。通过比读，各现存版本均非与大典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而是与姚抄本为同一版本系统。其中，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当以姚抄本为祖本，除了对姚抄本中大量敬空及明显错讹予以保留外，最重要的是，姚抄本的11条小字校记基本为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所继承。各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姚抄本保留了大量敬空的情况，十分珍贵地保留了宋刻本的文献面貌，这一点多为其他版本所继承。 其二，姚抄本的明显错讹和脱漏之处也多数为其他现存版本所承袭。虽然姚咨素以抄书精良著称，历来为藏书家所重，但仍不免有脱漏错字。 脱字如目录页《文武两朝献替记》误为《文武两朝献记》，守山阁本同脱“替”字，台湾本补“替”字，北师大本此卷目录不存。卷二《北道刊误志》中“已上并太平兴四年改今名”，台湾本、北师大本皆脱“国”字，守山阁本补“国”字。又同卷同书“天佑三隶魏州”，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皆脱“年”字。 衍字如卷五《营造法式》中“今人名名屋四阿拱曰㰇昂”衍一“名”字，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皆承其误。 讹字如卷二《北道刊误志》“梵字序贤昌朝书”中“贾”误作“贤”，其他诸本同。又同卷同书“开道济渠”中“通”误作“道”，台湾本、北师大本同，守山阁本改“通”字。卷三《乘轺录》跋“陈晋县故墙法云寺”中“留”误作“晋”，台湾本、北师大本同，守山阁本改“留”字。卷三《牛羊日历》“牛相得妓，司马得镇”中“空”误作“马”，台湾本、守山阁本同。卷五《营造法式》“《景复殿赋》”中“福”误作“复”，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同。卷五《绿珠传》“秦象即汉合浦县地”，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同误“郡”为“即”。 讳字如卷一《洞冥记》跋中“贞观中撰《文思博要》”，姚抄本仍依宋本避仁宗讳，“贞”字缺末笔处理，他本皆改正。卷二《北道刊误志》中“贞观”凡十一见，皆避“贞”为“正”，姚抄本依宋讳，作“正观”，余本皆从之。卷三《汉武故事》“上 其他如卷五《营造法式》“俗亦俗为平起者”，台湾本、守山阁本同，北师大本改第二个“俗”字为“称”字。 其三，姚抄本有校倒文和补缺字者凡五处，分别为卷一《洞冥记》“以簪金贯玉螭腹”（“簪”后有倒文符号）、同卷同书“台得白珠”（“台”旁书有小字“上”）、卷一《琵琶录》“其绝妙入神”（“绝”后有倒文符号）、卷四《大业杂记》“此□第一本”（“本”下补“后缺”二字）、卷五《膳夫经手录》“以规利”（“规”旁书有小字“厚”），皆为其他各本直接吸收。 其四，姚抄本尚有11条小字校记基本为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所继承。从诸本所存校记情况来看（见表二），台湾本8条校记，除内容与姚抄本保持一致外，格式上亦同姚抄本作小字旁写。守山阁本9条校记，北师大本10条校记，均作双行小字写入正文之中。北师大本小字校记内容与姚抄本保持一致，未作更改，守山阁本则将姚抄本中“一作某”或“一本某”者分别补上“本”字或“作”字为“一本作某”。 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虽都以姚抄本为祖本，但与姚抄本均无直接的传抄关系，这可以从姚抄本较其他各本的众多独立异文中看出来（见表三）。这些异文虽不乏因形近而讹导致的错误，但亦多有非形近而致讹者。且诸本同时与姚抄本存在有如此多的异文，只能说明其并非从姚抄本直接抄录，而是别有所本。作为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的祖本，姚抄本避免了辗转传抄过程中导致的大量讹误，明显优于后出之本。如“命蔡州刺史朱勍开导索河，以通漕运”一条，《资治通鉴》载后唐同光二年：“诏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运。”[43]“秦徙卫野王”一条，《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44]“张敖封于信都”一条，《元和姓纂》云：“《风俗通》云：张敖尚鲁元公主于信都，因氏焉。”[45]皆有文献可征。
（三）孙抄本与姚抄本关系考论 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通过比读，各现存版本均非与大典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而是与姚抄本为同一版本系统。不同于其他诸本，孙抄本并非出自姚抄本，而是别有所本。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孙抄本似乎是直接从姚抄本过录而来，事实上则不然。除了与姚抄本有着大量的异文和空字外，孙抄本区别于姚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本为现存诸本所继承的姚抄本的11条小字校记，孙抄本全无抄录。而之所以认为孙抄本由姚抄本直接抄来，原因有如下几点： 孙抄本书末录有孙鋆道光丙戌（1826）所作跋语，明抄写缘由： 芙川贤甥属抄《续谈助》五卷，谓此书搜辑类聚，皆奇秘足珍，且隽逸耐味，综其旨趣所归，能使人怡然洒然，消遣世虑，为可玩也。抄竟，乃信芙川所称是书者良是，因识之。道光丙戌花朝，秋山孙鋆。[46] 孙跋所云“芙川”者，为张燮之孙张蓉镜。孙鋆受张蓉镜嘱托，抄写《续谈助》。那么，孙鋆所据底本为何呢？姚抄本有张燮乾隆丁未（1787）叙得书之跋语，云：“乾隆丁未仲秋，琴川张燮得之钱氏宝恩堂。”下钤朱文方印“小嫏嬛福地张氏收藏”。张燮亡后，藏书由其孙张蓉镜所继承[47]。则张蓉镜嘱孙鋆抄《续谈助》之时，理应将当时家中所藏之姚抄本借其抄阅。 后张蓉镜家藏之姚抄本为张金吾借去。道光八年（1828），张金吾因负债无力偿还，其爱日精庐藏书被族侄张承涣强夺而去，次年，张金吾忧闷而亡[48]。杨希钰、黄廷鉴、邓邦述诸人均有跋可证： 读芙川来书，知皇山人所抄本为张君月霄借去。月霄旋遭豪夺，其爱日精庐所聚书俱已散去，而皇山人手抄《续谈助》亦在劫中，则吾之不得见原本，而仅于黄、孙两跋想慕遗迹，亦缘也。向非芙川早倩孙秋山录此副本，先世宝笈不几灭没矣乎？时道光十三年秋七月，钰又记于养源书屋之南牕。（1833年杨希钰跋） 皇山人手抄《续谈助》真本，昔岁馆诒经张氏时曾见过，未几，爱日藏书一朝云烟，阅今几廿年，此本未知归何所矣！今春重见小琅嬛主人先所传录本，字画工整悦目，殆过元本，书牕静展，正不必致嘅于虎贲中郎之近似也。道光壬寅春二月清明前三日，八十一拙叟记。（1842年黄廷鉴跋） 此三册余曩在京师，沅叔同季介于我，因亟收之。秋山书法秀逸天成，此三册尤极注意。姚山人在嘉靖时写此书必精美，秋山对真本临摹亦不得草草出之，琴六跋称殆过原本，则固尝亲见之，非虚誉也。惜原本皆节录不完，开后人丛刻苟简之习，致心青居士骤覩《营造法式》十余叶，叹为奇书，而不知后人得窥全豹，其眼福乃较乾嘉诸老为尤幸也。壬戌十一月，群碧居士邦述。（1922年邓邦述跋）[49] 以上诸家所云，皆对张蓉镜先请孙鋆录一副本表示极大的肯定，毕竟就当时而言，姚抄本极有可能因遭书厄而湮灭不存。邓邦述则更言“秋山对真本临摹”，似都对孙抄本底本为姚抄本一事确信不疑。孙抄本后为傅增湘所经眼，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亦著录云“盖从钱曾所藏茶梦山人姚咨抄本出也”[50]。 同时，观孙抄本行款和姚抄本一致，同是半叶10行，行22字。又孙抄本书末所过录姚咨、黄丕烈、孙原湘跋语，字体悉从姚抄本中诸人跋语，更印证了邓邦述“对真本临摹”之语。 事实上则不然，前述所列台湾本、守山阁本、北师大本与姚抄本的共有异文，亦基本为孙抄本所有。此外，孙抄本与姚抄本还存在有一部分独立异文（见表四）。这些异文虽不乏因形近而讹导致的错误，但亦多有非形近而致讹者。
除异文外，孙抄本较姚抄本还存在有多处空字，且这部分差异为孙抄本所独有。一部分空字系姚抄本字迹残损，难以辨认，但亦多有姚抄本清晰可辨者，孙抄本却作空字处理，而这些空字并非因避讳或敬空所致。笔者通过对这部分文字的字迹与前后文进行比对，基本排除了姚抄本中这部分文字为后人所补的可能。孙抄本空字情况如下： 卷一《十洲记》中“钟山在北海之子地”，孙抄本作“钟山在北海之□地”。 卷一《洞冥记》中“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孙抄本作“乃改崇芳阁为□兰殿”。 卷一《洞冥记》中“昔老 卷一《洞冥记》中“以木兰之心为棹，衡皋练实三竹为蒿，亦自轻竹也”，孙抄本作“以木兰之心为棹，衡皋练实□竹为蒿，□□□竹也”。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孙抄本作“武德四年，王世充□”。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汉议郎圈称撰《陈留风俗传》三卷”，孙抄本作“汉议郎□称，撰《陈留风俗传》三卷”。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寺中又有《设粥院记》，宋绶撰”，孙抄本作“寺中□有《设粥院记》，宋绶撰”。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晋移崇仙坊”，孙抄本作“□移崇仙坊”。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沙河，本降水，在旧县西十里”，孙抄本作“沙河，本降水，在旧县西□里”。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又汉注，大黾谷，清漳水所出”，孙抄本作“又汉注，大□谷，清漳水所出”。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故城在深州静安县南”，孙抄本作“故城在□静安县南”。 卷二《北道刊误志》中“周显德六年，世宗复三关，以北控幽蓟”，孙抄本作“周显德六年，世宗复三关，以北控幽□”。 卷三《沂公笔录》中“故给事中孙公仅奉使而往”，孙抄本作“故给事中孙公□奉使而往”。 卷三《三水小牍》中“亦类此也，故书”，孙抄本作“亦类此也，□□”。 卷三《三水小牍》中“故《文选》《南都赋》云”，孙抄本作“故《文选》《□都赋》云”。 卷四《汉孝武内传》中“服赤霞之袍，云彩乱乱”，孙抄本作“服赤霞之袍，云彩□□”。 卷四《殷芸小说》中“唯李膺与林宗共乘簿笨车”，孙抄本作“唯李膺与林宗共乘□笨车”。 卷五《营造法式》中“门辞旁长橛也”，孙抄本作“门□旁长橛也”。 卷五《营造法式》中“今殿钩阑当中，两洪不施寻杖”，孙抄本作“今殿钩阑当中，两□不施寻杖”。 卷五《营造法式》中“每增一斗，口径加五分至一百止”，孙抄本作“每增一斗，口径加五分至二□止”。 孙鋆与张蓉镜素来相友善，蓉镜每得奇书秘籍，常请孙鋆观览作跋。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张蓉镜所抄《营造法式》一书，即有孙鋆跋语。由此，孙鋆得见蓉镜家藏姚抄本《续谈助》，并非难事。若孙鋆据姚抄本抄录，则正文不应有如此多的空字处理和异文，且基本为孙抄本所独有，当时应有其他抄本，不为今人所知，孙鋆所据即此别本[51]。其后再对姚抄本中姚咨、黄丕烈、孙原湘诸人跋语加以临摹，似可解释得通。又诸本于卷一《琵琶录》下均题有撰人“段安节”[52]，唯孙抄本不题撰人，且姚抄本11条小字校记孙抄本皆不载，当其所据之本并无，亦未可知。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虽然据故老所云及情理推测，孙抄本当直接抄自姚抄本，但事实上，孙抄本与姚抄本并无直接的传抄关系，而是别有所本，且其所据之本与姚抄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孙抄本与姚抄本在有着极大相似性的同时，又存在着诸多差异的现象。 （四）粤雅堂本与北师大本关系考论 通过对粤雅堂本与北师大本的关系考察，笔者认为，粤雅堂本是以北师大本为底本的，且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传抄关系。 北师大本除目录页仅存卷五外，卷三《汉武故事》自“变闭目乃发哀告丧”至卷末皆缺，观其行款当缺去两页。另该本抄写极其粗疏，脱衍讹误极多。如卷一《十洲记》中“帝乃取月支神香烧之”，北师大本作“帝乃取月支神香烧香”。又如卷一《洞冥记》中“西王母驾玄鸾之辇而至”，北师大本作“西王母驾玄鸾辇之辇而至”。“汉朝皆异其神化，而不测其年矣”，北师大本作“汉朝皆异其神化，不而不测其年矣”。诸如此类，所在皆是。 1853年，名玉台者用所谓“皇山人手抄本”校北师大本[53]，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仍有一部分错误未能校出，其中部分为粤雅堂本所继承。 如卷二《北道刊误志》“下漳渠”小字注：“案《淮南子》：清漳出揭戾。注：揭戾山在上党沾。”北师大本作“案《淮南子》：清漳出揭戾，山在上党沾”，粤雅堂本同脱去“注揭戾”三字。 卷二《北道刊误志》跋中“右抄熙宁四年集贤王瓘字君玉校□所纂集《北道刊误志》”，北师大本作“右抄熙宁四年集贤王瓘字君玉所纂集《北道刊误志》”，粤雅堂本同脱去“校□”二字，并改“瓘字君玉”四小字为大字。 其他如卷二《北道刊误志》中“乾元元年，复为汴州”，北师大本作“乾元元年后，复为汴州”，粤雅堂本同。又“《汉书》曰：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北师大本作“《汉书》曰：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粤雅堂本同。又“按：《景灵宫颂》及《奉真殿醮献记》，并刘筠撰。《奉真山亭记》，晏殊撰”，北师大本作“按：《景灵宫颂》及《奉真殿醮献记》，并刘筠撰有。《奉真山亭记》，晏殊撰”，粤雅堂本同。诸如此类，不一一举出。 此外，北师大本多将姚抄本中换行书写的条目与前一条材料进行接排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亦为粤雅堂本所继承。在对姚抄本小字校记的继承上，二者在校记内容上与姚抄本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未作任何更改。 其后，又有墨笔校记对北师大本及其中的朱笔校记做了校勘。统观这一部分校记，又多与粤雅堂本合。这里仅举数例： 如卷五《营造法式》中“《义训》：㡯音乇，楼墙也，穿垣谓之 卷五《营造法式》中“中坐垂景，俯视流”，北师大本同，粤雅堂本作“中坐垂景，俯视流星”，北师大本墨笔校记云：下脱星。 卷五《营造法式》中“鲁读曰轻”，北师大本同，粤雅堂本作“齐鲁读曰轻”，北师大本墨笔校记云：上脱齐。 综上，粤雅堂本以带有朱笔校记的北师大本为底本，并吸收了部分朱笔校记。其后，北师大本墨笔校记者又据粤雅堂本对北师大本及其中的朱笔校记进行了校勘。北师大本虽为所谓姚抄本校过，但仍存在不少错误，且朱笔校记亦多有异于姚抄本者。因此，以北师大本为底本的粤雅堂本也继承了北师大本的部分错误，虽经谭莹校勘改正了不少，但仍不免有脱漏之处，整体质量不高。如卷四《大业杂记》“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北师大本作“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百里”，卷五《膳夫经手录》“每一轴十片余”，北师大本作“每一轴十斤余”等，粤雅堂本皆承其误。即使经谭莹校勘部分亦多有不完善之处，去姚抄本已远，并不适合作为他校的最佳本子。 （五）十万楼本与守山阁本关系考论 通过对十万楼本与守山阁本的关系考察，笔者发现，十万楼本的底本为守山阁本。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著录：《续谈助》五卷，旧抄本。又十万楼本前有陆氏光绪十三年（1887）《刻<续谈助〉叙》，考撰人姓氏，明刊刻缘由，述版本来源。其述版本云： 明江阴徐子寅藏有宋刊，后归秦汝立。姚舜咨于嘉靖壬戌借而手抄，嘉道间为常熟张金吾所得，余所藏本即从舜咨手抄本传录。[54] 据陆氏所云，其所藏旧抄本即从姚抄本传录而来。 在对姚抄本小字校记的继承上，十万楼本和守山阁本均将姚抄本小字校记中“一作某”或“一本某”者分别补上“本”字或“作”字为“一本作某”，并改“一本作 又卷二《北道刊误志》“中雄州”中“后魏亦为上谷郡地”下双行小字注“案：雄州本归义县之瓦桥，归义即易县地。易于西汉属涿郡，东汉及晋俱属河间国，后魏属高阳郡。旧经叙引与此少异”及正文“隋初属黎郡”凡51字，十万楼本与守山阁本俱脱去。 此外，考《十万卷楼丛书》所收诸书，行款不一，盖丛书行款随所收诸书底本而变动。十万楼本《续谈助》一书半叶10行，行20字，行款与守山阁本同。 进一步考察十万楼本与守山阁本共同区别于其他本子的异文（见表五），我们会发现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守山阁本抄写较为疏漏，存在有多处明显的讹误，一部分为陆氏刻十万楼本时所校改，一部分则为十万楼本所保留，如讹“改”为“故”，讹“回”为“曰”，讹“主”为“王”，讹“八”为“入”，讹“赤”为“亦”者。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十万楼本虽经陆心源校勘，但其以守山阁本为底本，不可避免地承袭了守山阁本的一些错误，加之本身的版刻误字和出自陆氏的径改，并非他校的最佳本子。
四、结语作为现有的两种清刻本，粤雅堂本与十万楼本较抄本容易获得，且经过前人校勘补正，故常常为学者所取用。事实上，两种刻本虽都以姚抄本为祖本，但处于版本源流图的末端，并且二者所据底本——北师大本和守山阁本在传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讹误，去姚抄本面貌已有很大距离。另外，两种刻本虽经过今人校勘，但仍不可避免地承袭了底本的诸多错误，校勘部分亦多径改之处。因此，研究者在校勘、辑佚等文献整理过程中，将粤雅堂本和十万楼本作为参校本和底本，是有问题的。而最接近宋本面貌的明抄本，避免了辗转传抄过程中导致的大量讹误，明显优于后出之本。因此，在今后的文献整理中，应当以明抄本为底本，充分利用现有的几个清抄本和两种刻本，以及《永乐大典》所引《续谈助》的二十余条材料，同时要注意他校的利用，如唐宋各大类书以及各子目书的世所传本，都是不能忽视的文献材料。
本文系笔者硕士论文的部分研究成果，撰写过程中得到导师唐雯师的倾力指导，答辩委员会老师多有指正，陈尚君老师、夏婧老师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诸位同门慷慨提供材料和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张卫香，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学编辑。研究方向为中古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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