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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行楷信札卷》 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信息：纸本，纵30.9厘米，横71.7厘米 文物年代：北宋 馆藏地点：贵州省博物馆 北宋韩琦《行楷信札卷》，亦称《信宿帖》，纸本，纵30.9厘米，横71.7厘米。全卷连跋通长867.5厘米。现藏贵州省博物馆。有十四位文人的十三段题跋。北宋的书画，以原件流传到今天的，已经算最古老的那类了。比北宋还早的屈指可数。这件在北宋时代还算靠前的。 《信宿帖》是韩琦感激欧阳修为其作《昼锦堂记》的谢启，全文释文为：“琦再拜启：信宿不奉仪色，共（恭）惟兴寝百顺。琦前者则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词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 韩琦作为一个正臣在书法上受北宋时代流行颜体的影响，偏爱颜真卿书法，而且其书法不杂其它体。韩琦的颜体自成一家，形成了正直、朴质、倔强、内没外溢的风格，与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相比，韩琦显得更为浑厚朴拙，这无疑也是禀赋胸襟使然。文彦博在《文潞公文集》卷六《寄相州侍中韩魏公》诗中有写到：“晋公（韩滉）名画鲁公书，高出张僧繇、吴道子、柳公权与虞世南。幸得魏公挥宝墨，缘公楷法亦颜徒。”此帖即为代表作。帖后另有十余人的跋文内容，反映出该信札在北宋以后的大致流传过程。 【释文】 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共（恭）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輒以《晝錦堂記》（容）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辭濬發，譬夫（江）河之决，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圈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勝，遂傳□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啟叙謝，不宣。琦再拜啟，□□□□台坐。 在《信宿帖》之后题跋的人依序是：蔡景行、泰不华、杨敬德、祝蕃、班惟志、郝时升、王景平、赵季文、李齐、张圣卿、李懋、陈梁、王鸿绪、高士奇。关于卷中的十余人的跋文内容，总的来看，皆是对韩琦人品、功勋业绩以及书艺的赞誉之词。
蔡景行行书跋 “忠献平生立朝，大节勋业之盛，炳炳照映穹壤，为一代伟人，故不必赘陈矣。至于天性清简，一无所好，惟家藏图笈数万卷，每卷尾必题曰：‘传贤子孙，信乎？子孙之贤而后可传于永久也今观二帖银钩铁画，出入于唐贤颜柳之间，其端重刚劲，类乎为人。百世之下见者肃容瞻慕焉。元帅萧侯珍藏既久，闻公嫡孙诚之，笃学好修，克绍乃祖风烈，遂不远千里以奉之。忠献在天之灵，殆非偶然者。诚之其贤子孙哉，二帖之传当不坠先志携李。”款：“蔡景行拜手书”；钤“蔡氏恒之”、“忠意后人”二朱文方印。
李懋隶书跋： “晋唐诸名贤，墨妙天下所共宝，然其存者不数本，苟或出售，人争购之，虽几百千缗在所不校外，此则漫不加意慕名之习一至于此。天台萧侯说礼乐而敦诗书者也，英贤札翰靡所不蓄，其仰止高山之意深矣。堂堂魏公亘古几见，诵其遗言余论，犹足使人感慕而兴起，况夫手泽之华然者，珍藏熟玩不犹愈于徒尊字画之工哉。萧侯不惟宝藏之而已也，又能推锡类之心，割所爱以奉公之耳。孙诚之载拜登受熹而后所知也，意者神物护符，知诚之与侯善故，假手于矢以归之，尔不然何以得之，有其道如此也。二帖前后凡四十三字，粉墨磨灭才可见者已十之三，宝之宝之。诚之又以萧侯手书并装于帖后，以无忘所自得是亦宜书。”款：“至顺辛末立春日，中山李懋端肃敬跋。”钤朱文“李子才”方印。
高士奇楷书跋： “有宋故多名臣，其间出入将相身系天下之安危，而复能以文采照后世者，则范文正、韩忠献二人为称首。方是时，西夏数用兵，二公以帷幄重臣出总戎机，日不暇给。忠献定策两朝，典政最久，□于翰墨之事，不复留意。今所流传笔札，字画端谨，结构精密，若燕居无事，从容而出之者。虽书法专家□以过焉。因想见古大臣居心凝重，事无论钜细，罔有慢易欲速，率意以为之者。柳诚悬心正笔正之说，殆不虚矣。往余得文正二札，宝之箧笥。甲戌十月，蒙召再至京师，复得忠献遗迹，喜不自胜。按吴郡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载，有忠献二帖，一为《乞欧阳文忠记昼锦堂札》，一为《记成谢文忠札》。今止后札存，而另以一束并之，虽纸墨漫漶，字法实出一手。御史大夫王俨齐先生玩索偏傍，断是与杜祁公赤牍，先生精鉴博雅，当非妄语。又按书品后有晦公跋语，惜不可得所存九跋。率元时，钜公以文章节义传者，但诸跋内有抚字流亡之语，而二帖中无此，岂更有一帖，令失之耶。自古能书者不少，非其人品事业卓卓可纪，只一艺耳。若二公者，与日月争光可也。忠献凡三领相州，所与文忠书年月前后，俨齐先生考据甚口，余故不复赘云。”款：“康熙丁丑九月，廿六日，舟过仲家口，书于卷末，江村高士奇。”钤白文方印“澹”、朱文方印“人”。
杨敬德题跋
王鸿绪跋文
李齐、张圣卿
泰不华
赵季文 这件长卷上有不少印玺。仔细观看，韩琦信札右边由上至下分别钤有白文圆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石渠宝笈”、朱文椭圆印“御书房鉴藏宝”、朱文方印“简静斋”、朱文方印“江村秘藏”、朱文长方印“高士奇图书记”；信札后山上至下分别钤有白文圆印“乾隆鉴赏”，朱文圆印“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朱文长方印“三希堂精鉴玺”，白文方印“宜子孙”，朱文方印“竹窗”。在字迹模糊的信札上，前段有二印模糊不可辨，后端由上至下分别钤有朱文方印“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士奇”，白文方印“高澹人”，朱文长方印“竹窗”，朱文“高”、“岱”连珠方印。
韩琦是一位历史人物，他并不以书法成就在历史上传名，这件墨迹虽然没有显现出强烈的艺术个性，但是从历史价值上论，它是一件珍贵的历史人物的手书墨迹，从书法上论，让我们看到了韩琦在书法风格上的取法对象，不失为一件流传久远并且记录有绪的珍贵文物。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韩琦的传世书法墨迹凤毛麟角，不可再多得见了。1963年，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先生在贵州省博物馆看到此字卷时就说过：“这是海内孤本，你们要好好保存。”1991年，这件墨迹又经另一位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过眼，徐先生断言韩琦书札就此一件。两位鉴定界的泰斗以他们的视野见识告诉了我们这件文物的稀有价值。我们今天在不可能看到更多韩琦墨迹的情况下，仅从此手札中也大概能了解到他的书风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追求那种正直、朴质、倔强与内美外溢的风格。 从书画史的角度看，他不是以书法传名的人物，加之传世墨迹少，在政治、军事上建立了赫赫功勋，声名很高，使得人们忽略了对其书法的关注。自古以来，在评价书画艺术时，人们总爱把作者的德行掺合于其中，有“人品高，书品则高”的说法，在书法史上常出现“书以人传”或“书以人废”的现象。细读韩氏书札后历代文人的跋语，在评论他的书法时，把其为人正直稳重以及建立的伟业丰功联系起来：“韩夫子执政三朝，相业端正……相字如相人，此札笔笔正锋，有一些斜气否？其藏锋锷于不见，可以想其慎重持国”（陈梁跋语），再如“端谨道劲，得鲁公法为多，垂绅正笏，端居廊庙之气，蔼然见于纸墨间”（泰不华跋语）。评者遵从字如其人的说法来看韩琦书法，从以人品定书品的角度，认为书品与人品是成正比的这种观点，笔者觉得是较偏颇的。蔡京书法从传世之作来看，相当不错，取法二王，笔力豪健，因人品恶劣，世人唾弃，而一坏到底，书以人废了。列宋四大书家时，后人更推崇蔡襄。其实艺术品水平的高低，应从艺术品本身去考量，过多地去牵扯创作者的为人，注入太多的人为感情因素，爱屋及乌或对作者为人深恶痛绝而否定其艺，都非真正客观地评判艺术的态度，这种思想致使有时会出现人好字即好的违反艺术法则、过高评价某人书法的情况。回归到韩琦这件楷书信札上，虽然排列其后的跋文中，对其人品众口称道，但是笔者从纯艺术的角度，就书法论书法，认为他的字出颜入柳，取法两者间，在技巧上是经过了锤炼而达到相当造诣的，在风格个性鲜明程度上则稍觉欠缺，但也是数十年功力所致。其书法绝非纯粹的“书以人传”，对于其人其书来说，当是人书俱佳的。  韩琦其人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国公，卒謚“忠献”。曾多次率兵抵御西夏的进攻，战功显赫，为北宋名臣。对英宗和神宗皇帝的上台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缓和皇室政治斗争方面做了不少的事情。著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韩琦轶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院中有芍药一干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寺评事佥判，皆招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忠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泻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四人皆为北宋宰相。”这就是所谓四相簪花的故事。 信札的产生及内容 宋仁宗至和年间韩琦在家乡为官时命人修了一座堂舍名为昼锦堂，含义就是项羽衣锦归乡之意的反义，实际是表明了他对衣锦还乡，炫耀于故里做法的不认同。此后他请欧阳修为昼锦堂写一篇记文，欧阳修写了《昼锦堂记》，韩琦再给欧阳修回信表示感谢，这就是信札的产生。信内容：“琦再拜启，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辞濬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唯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大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希，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 关于这件文物的定名，从博物馆保管文物的角度来看，要反映文物的时代、质地等，书画文物要把书画的作者、形式、内容包含进去，所以藏品定名是《北宋韩琦楷书信札》，但古人对帖的定名一般把文字当中的几个字取出来做名，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献之《鸭头丸帖》等。我馆北宋韩琦楷书信札按此定名法也可名为《信宿帖》。 韩琦拿到欧阳修写的《昼锦堂记》非常重视，请书法家蔡襄将文章写于石碑上，只可惜此碑在元代失传，现在看到的是元代重刻的。碑文如下：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予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夕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信札的流传过程 从各段跋文中可知，在元代此信札保存在一位姓萧的元帅手中，后赠与韩琦后代诚之。估计从诚之到最后一位题跋人（清代康熙时期大收藏家高士奇）收藏之前，这件信札都保留在韩氏子孙手中。 清乾隆十五年，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时，梁诗正、蒋溥等据内府所藏书法摹集上石，这件信札及蔡景行跋被一同刻入法帖第八册中。《北宋韩琦楷书信札》经数百年的私家保存终于流入皇宫大内。宣统逊位又散入民间，最后又被贵州省博物馆收藏。 信札的书法风格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的书法风格，此信札后的题跋，都点到此书法出颜入柳，兼收并蓄。纵观我国书法的发展，唐代是晋以后的又一兴盛期，楷书及行书比较前代有明显地突破。在楷书方面，出现了颜、柳、欧、虞四家，其中颜真卿楷书为钟、王之后一大变。至宋代，书宗颜体的人很多，苏、黄、米、蔡皆取法过颜书，并变颜柳的肃穆为轻快活泼，恣肆放达的风格。从这件信札中，可见韩琦受颜真卿楷书风格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韩琦行笔表现出了点画的粗细和钝锐对比。纵向笔画按笔较重，竖、点、撇、捺略显粗。中画粗笔饱满，出锋处强调锋芒。在行笔提按的轻重上，形成左竖细右竖粗，或横细竖粗的差别，显现了颜楷的特征。 韩琦楷书虽颜楷味重，但用笔方法也不完全囿于其中，兼容了柳公权楷书笔意，如“谓”“记”“谨”这些字左边的“言”旁，第一横都写得特别长，多成方笔，还有在写竖钩时，转笔挑钩的方式，都接近柳公权楷书的特点。 自古以来，由于人们评价书画艺术将德行参合其中，出现了人品高画（书）品则高，书画因人而废，或书画因人而传的现象。这件信札后面的题跋者们在评价韩琦书法时，把他为人正直稳重，及所建的功业联系在一起，如陈梁跋语：“韩夫子执政三朝，相业端正------相字如相人，此札笔笔正锋，有一些斜气否？其藏锋锷于不见，可以想其慎重持国。”泰不华跋语：“端谨遒劲，得鲁公法为多，垂绅正笏，端居廊庙之气，蔼然见于纸墨间。”秉持字如其人，人品定书品的观点。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偏颇的，蔡京的书法从传世之作来看，相当不错，取法二王笔力豪健，因人品恶劣，世人唾弃，书以人废了，列宋代四大书家时，后人以蔡襄代之。 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指出：“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其实评判艺术品的高低，应从艺术品本身去审视，去牵扯作者的为人，注入感情因素，都不是真正评判艺术的态度。认真地品读了韩琦的这件楷书信札，从风格上朱良津认为他吸收了唐代两位楷书大家——颜真卿、柳公权的特点，揉入了两家的东西，虽然没有形成很鲜明的个人风格，但还是表现出经过长期的锤炼，达到一定的造诣。他的书法绝非书以人传，对于其人其艺而言，是人书俱佳。 图文由博古格物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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