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书法艺术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别署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人，光绪已丑年（1889）举人。他的书法艺术，初崇唐楷，后攻魏碑及汉代隶书，其取法北碑的书法理念深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的书法，属于学者类型，但又与一些以行草见长的学者型书家不太一样。他在文、史、哲方面的成就太高，再加上他作为政治家的声名显赫掩盖了书法家的声望。梁启超在北碑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在隶书创作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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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书法艺术

梁启超是一位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但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一

明清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士人多研究书写端正匀称的馆阁体。唐代欧阳询的楷书笔力遒劲，结体端庄严谨，是他们书法入门的必修课。梁启超出生于晚清年代一个半农半儒家庭，新会又是个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文化之乡，他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十二岁中秀才，１７岁中举人。因此，少年时的梁启超也依乡例进行书法入门，接受传统的严格的训练，打下了欧体楷书的深厚基础。
１８９０年，梁启超１８岁，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１８８９年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碑学理论，在晚清碑学中兴时期，给碑学作了一个新的总结和发展。梁启超既从师康有为，书法方面也自然要受其“扬碑抑帖”理论的影响。同时，具有革新思想的梁启超也并不满时下的靡弱书风，他试图冲破陈陈相因的桎梏，另出新意。因而在创新意识的基点上，康梁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在书艺实践中，也是沿着这条路子走的。在临池上，康氏选择圆笔一路的魏碑下功夫，得力于《石门铭》；而梁氏则向方笔为主的魏碑进取，如《贾思伯碑》、《龙藏寺碑》、《张猛龙碑》、《高贞碑》等。
１８９８年，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日本的１４年间，梁启超未辍翰墨，继续研习魏碑。晚年在整理校勘所藏碑帖时，其中写有这样一段记：“碑以宣统元年（即１９０９，梁启超３７岁——笔者注）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拓片，欢喜累日，当时曾武断为张猛龙、贾思伯同出一人手，盖笔势既相近，年岁复衔接也。今谛审其结体较松，用笔有斧凿痕，实未足比张猛龙……。”此足可说明他钻研魏碑的一段经历。
梁启超楷书艺术的升华期是在晚年。“戊戌变法”时，梁２６岁，此后的２０年，他虽不辍临池与书法研究，但由于晚清朝庭的腐败及民初政治的动乱，他一心救国，积极投身挽救中国的伟大事业，不得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到１９１８年（４６岁）才离开政治舞台，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教，同时潜心整理、研究文、史等各种学术源流。保存下来的梁氏墨迹和手稿，很大部分都出在这段时期。
梁启超早期的欧体楷书是写得相当精妙的。在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１年，他曾用欧体小楷手抄康有为的诗集《南海先生诗集》用以出版，深得康有为的赞赏。梁启超晚年的楷书欧体特点仍隐约可见，但已逐步向魏碑雄强、劲健一路的风格发展了。他取唐代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刚柔相得益彰，形成了劲健而俊雅的艺术风格。以碑帖相融的创作方法，别开新路，自成一家。

从梁启超晚年的一些楷书来看，其横画、竖画多下笔方利，收笔圆润，撇捺之伸展等均具《张猛龙碑》之特征；有些撇画又向上回锋收笔，横画出现波磔，隶意尤存。“松阴绕院鹤相对；柳絮盖溪鱼正肥”一联（见附图），为梁氏１９２７年５５岁时所书。联中“阴”、“相”、“对”、“盖”等字，极具欧体形态，其结体几与《九成官》相同；“鱼”、“正”等字又可见出自《张猛龙碑》。然而，此联用笔却以圆笔为主，与《九成宫》、《张猛龙碑》的用笔有所不同。整幅作品看上去刚柔相济、骨力内涵，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笔者认为，这正是梁氏晚年以唐楷融入魏碑取得自然结合，艺术风格从成熟到升华的体现。

二

梁启超在书法艺术方面，不独楷书有深厚的造诣，而且行草书也写得相当精妙。

清末至民初，中国书坛继阮元、包世臣著书立说，倡导碑学，康有为再著《广艺舟双楫》推波助澜，尚碑书风形成高潮。继而碑学与帖学并重，互为交融，遂形成一股新的书法潮流。其中行草书随着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行书书写便捷，抒情达意，更是得到文人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广泛应用。梁启超的行草书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发展的。这是客观方面因素。
大家知道，梁氏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自然、地理、法律、宗教、伦理等等学科，其中重要著作一百多种。有人计算过他一生著述（包括信函数千件）足有２０００多万字，如果以他４０年的写作时间完成，平均每天至少要写２０００字。据载，梁氏一夜就写成了７０００字的《国民筹还国债问题》。这样，对于梁启超来说，行书自然是他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因此，这是梁氏行草书艺术赖以发展提高的一个内在因素。
梁启超行草书艺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国前（即梁氏３８岁以前），为沿袭阶段；一是进入民国后，为升华期。
梁氏的青年时期，也就是他拜谒康有为为师之后，其行草书临池要数中唐颜真卿《争座位帖》及《祭侄稿帖》用功最多。梁启超１８９９年致犬养毅函（原件藏日本冈山县博物馆，由日本坂出祥伸教授复印寄赠我市梁启超研究会），粗观全篇信笔疾书，一气呵成，行气章法自然流畅，无矫饰凝滞；细看其用笔圆转、外拓，锋毫变换精到自然；字体姿态飞动。这些都与颜真卿《争座位帖》、《祭侄稿帖》惟妙惟肖，如出一手。可见，梁氏在此之前对行草书的书写技巧，已非常熟练和精到。及至１９０３年，梁启超书赠竹友先生的行草书四屏（原件藏新会市博物馆），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上述二帖圆转外拓，而在结字方面，那宽博大度的体势显然是受到“康体”行草书的影响。往后的几年里，梁启超又转学初唐欧阳询的行书。１９１１年梁氏致林献堂的信札（见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传记文学》），字体修长，清劲秀健。从字里行间，不难窥见欧阳询行书《史事帖》、《梦奠帖》等的影子。
在此之前，梁启超的行草书面目基本上还未形成自己的风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梁氏既受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影响，在广集汉魏碑版的同时，对北魏碑志广泛临习，尤喜爱方笔峻励、体态多变一类的碑志，尽管政事繁忙，奔波劳碌也未辍笔。从而为他中年以后个人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进入民国以后，梁启超行草书再由唐代上溯到晋代，宗法王羲之《集字圣教序》和《十七帖》，追摹晋人遗韵。通过不断的实践、应用、探索，逐渐以方笔一路魏碑之体势和笔意融入行书之中，形成劲健而俊雅的自家风格。梁氏晚年在校勘所藏碑帖时写的行书跋语，是他这种书风成熟的标志（见《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这些跋语中，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运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
岁月流逝，艺业永存。梁启超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将在中国书法史上载上不朽的一页。

梁启超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位蜚声中外、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的—个半农半儒家庭，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5岁开始诵读“四书”、“五经”，9岁能缀千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赴京会试，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并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1897年倡“诗界革命”；应邀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动维新运动。1898年入京，同康有为等人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曾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小说界革命”。1903年前往美洲游历。1911年辛亥革命后返回中国。曾出任袁世凯司法总长，1916年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1917年间与段棋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任职未及半载，即随段内阁垮台而辞职。从此决心离开政坛，从事教学和著述。1919年游历欧洲各国。1921年秋开始，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并巡回天津、南京等地学府讲学。曾任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1929年1月19日因病不治，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他在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己认为只是“余事”而已。但他一生写下近2000万字的著述，所有字都是用毛笔写出来的，写字与他可谓相伴终生。尽管他把书法当作“余事”，他也没有打算成为专业的“书法家”，但收藏金石碑拓、研究书法艺术却是他平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他刻有用于收藏题跋及其书法的印章数十方，可见其对书法艺术爱好的程度。梁氏于书法所下功夫甚多，特别是退出政坛之后，在著述与讲学之余，他一有时间就研究书法，并以书法临池为日课，随着岁月的增长，其书法艺术亦取得相当的成就。早在1939年丁文隽在所著《书法精论》中就称梁启超的书法“其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近十年来，梁氏书法更越来越受到海内外书法界及收藏界的珍视。199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他的楷书寿文十二屏以23万港元成交；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他的临张迁碑十二屏以17．6万元成交。
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法家，其个人书风的形成，都不免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熏染和制约。尽管同一时代的书法家会形成各不相同的书风，但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化思潮以及书法发展的大趋势的产物。
清末至民初，中国书坛继阮元、包世臣著书立说倡导碑学，康有为再著《广艺舟双楫》推波助澜，尚碑书风形成高潮，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书风嬗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继而碑学与帖学并重，互为交融，遂形成一股新的书法潮流。梁启超的书法艺术风格正是在这样—个大趋势下孕育而成的。
从梁启超一生的书法艺术实践及传世的书法作品(手迹)来看，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梁启超少年时习字开始至1911年，即清光绪至民国成立前，也就是梁氏40岁之前，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承袭期。第二个阶段是1912年至1922年，即梁氏40岁至50岁间，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融合期。第三个阶段是1923年后，也就是梁氏50岁之后，是梁启超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升华期。梁启超书法艺术活动及成就主要在民国成立以后，以此定位，他应属民国时期的书法家。
下面试结合清末民初中国书坛状态，通过梁启超在各个阶段中的书法艺术实践探讨其楷书、行书(行楷书)和隶书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楷 书

清代，科举盛行。一般读书人，都忙于乡试朝考，因此要练习写白折子、大卷子。所写正楷规矩严格、法度古板，被称之为“馆阁体”(也叫翰林字)。为了适应写白折子、大卷子，故当时读书人以学欧体(欧阳询)、赵体(赵孟兆页)的为多。梁启超出生于晚清时代一个半农半儒家庭。因此，少年时的梁启超也依例进行“馆阁体”楷书的学习。后来，他在回忆学书经历时也说过：“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睿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产生对书法艺术的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0年，梁启超18岁，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l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碑学理论，在晚清碑学中兴时期，给碑学作了一个新的总结和发挥。梁启超正好在这时从师康有为，书法方面也自然要受其“扬碑抑帖”理论的影响。但梁启超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没有跟着康有为的路子走，更没有生硬地去模仿老师的书法。同时，康有为主张“尊魏卑唐”，认为学书“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窥见古人之日。”而梁启超在学习方法上也没有盲目接受康有为“卑唐”的主张。在广集历代碑版的基础上，他选择从唐楷颜(真卿)、欧(欧阳询)诸体入手，然后由唐牌上溯六朝碑版，进而研习汉碑，以广泛吸收传统的精华。在习碑临池上，康氏取法圆笔一路的魏碑，得力于《石门铭》；而梁启超则决然摆脱“康体”的“阴影”，选择了方笔为主、方圆结合的北魏碑志如《张猛龙碑》、《高贞碑》、《爨龙颜碑》、《张黑女墓志》和《李超墓志》等进行临习，试图另辟蹊径，开创个人独特的书风。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梁启超最的楷书书迹有两件。—件是1894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撰书的门联，另—件是1898年致康有为的小楷信札。从梁氏的这两件早期的楷书中，尽管未有风格可言，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窥见他年青时对书法学习的认真态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梁启超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后来他在整理校勘所藏碑拓《李壁墓志》时写有这样一段记：“碑以宣统元年(即1909年，时梁启超37岁)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还有在1911年9月间，他跋自临张猛龙碑赠女儿令娴时写有“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句。是他身居异国期间继续搜集碑刻拓本和研习书法经历的记录。从他190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题冈州会馆的楷书对联以及1905年署《饮冰室自由书》书名字迹，多少能窥见他在这一相当长的年月里的学书轨迹。
在日本的岁月里，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之余与著述之余，书法临池用功最多的要算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了。他在1909年至1911年间，先后以小楷手抄自作诗集一册以及《南海先生诗集》一册，从这两册手抄诗集的小楷手迹中，可见在当时梁氏于二王小楷的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当时康有为显然对他的这两册手抄诗集所展示的书法艺术十分满意。康氏在梁启超手抄自作诗集中多处地方就书法的用笔、结构方面作了眉批，还在梁启超手抄的《南海先生诗集》题诗，称赞其书法“精妙绝伦”。
1912年后，粱启超回到中国。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一如既往钟情于他的“业余爱好”。只要一有闲暇，他便倾情于书法临池。从梁氏1914年所书的赠鹤俦仁兄楷书对联及1915年题西樵山白云洞楷书对联等作品可看出，经过多年的临习，其书法艺术水平已有明显的提高。
1916年间，他曾再度以欧阳询《化度寺碑》为书课加以精心临习，说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不断在唐代欧楷与魏碑之间来回游弋，似乎在探索两者之间可以相融的路径。1916年楷书署《盾鼻集》书名便是他这一探索经历尚未成熟的“产品”。其间，他还深研隋《龙藏寺碑》，意在探索从魏碑到唐楷嬗变的轨迹。
1918年，梁启超46岁。自这一年开始，梁氏逐渐退出政坛，潜心于著述和教学活动。这时，他意识到要开始注重自己的书法个性形象，于是刻了一枚专用于书法的印章，印文曰：“任公四十五岁以后所作”。1923年，梁氏51岁。这一年，他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日作书课l小时。期间，他又刻了一枚印章，印文曰：“任公五十以后手笔”。他决意要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经过数十年的研习所取得的成果。
梁启超在1922年50岁之前，其楷书面目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粱氏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魏碑志的临摹。尽管政事繁忙，奔波劳碌也未辍笔。直到50岁以后，他还对多种魏碑进行过认真的临习。正由于他对北魏碑志的广采博取，从而为他50岁以后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打下深厚的基础。
同时，梁氏在50岁前后，还着力研习汉碑，探索取汉隶笔意，以丰富魏体楷书的神态。1925年2月5日，他在致仲策弟的信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可见他其时对自己的探索成果是充满信心的。
从梁启超50岁以后所写的楷书作品来看，确实已逐步形成自家的风貌。他取唐代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刚柔相得益彰，形成了劲健而俊雅的艺术风格。其结体多以魏碑扁方的体势为主，但欧体楷书的险峻特点仍隐约可见。用笔方整为主，圆润为辅；横、竖画起笔方利，收笔圆润及转折之方棱，均取法魏碑；而横画收笔上翻，撇捺之伸展外拓，汉碑隶意犹存。如果说1926年所写的楷书作品如赠寄 庀 仁兄集句楷书对联、楷书七言诗轴、赠杏村仁兄楷书对联、“清风红树”楷书对联以及楷书轴等尚带有一些悍气，在用笔上还带点刻意追求北碑的刀刻所形成的棱角方笔的话，那么他在1927年所写的楷书如南海先生七十寿文、赠铁庵集陶句楷书对联、赠王力集宋词楷书对联、赠任父仁兄楷书对联以及赠豪伯姻兄楷书对联等则更有特色。这些作品，用笔、结体都极具个性，细细品味，刚柔相济、骨力内涵，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笔者认为，这正是梁氏50岁以后以唐楷融入魏碑取得自然结合，艺术风格从成熟到升华的体现。

行书与行楷书

清代中晚期，由于受“馆阁体”的影响及碑学大兴的负面影响，行草书艺术的发展曾一度衰败。随着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行书艺术才得以恢复生机。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行书书写便捷，抒情达意，更是得到文人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广泛应用。梁启超的行书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发展的。这是客观方面因素。
另外，大家知道，梁氏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自然、地理、法律、宗教、伦理等等学科，其中重要著作一百多种。有人计算过他一生著述(包括信函数千件)将近2000万字，如果以他33年的写作时间完成，平均每年要写60万字。据载梁氏一夜就写成了7000字的《国民筹还国债问题》。这样，对于梁启超来说，行书自然是他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这是梁氏行书艺术赖以发展提高的一个内在因素。
梁启超40岁之前所写的大量行草书，基本上也是在沿袭着传统的基础前行的。
梁氏的青年时期，也就是他拜谒康有为为师之后，其行草书临池要数唐颜真卿《祭侄稿帖》用功最多。如梁氏1899年致犬养毅信扎，粗观全篇，可见其当时信笔疾书，一气呵成的情景。书中行气章法自然流畅，无矫饰凝滞；细看其运笔圆转、外拓，锋毫变换精到自然；字体姿态飞动。这些都与颜真卿《祭侄稿帖》惟妙惟肖，如出一手。可见，梁氏在此之前对行草书的书写技巧，已非常熟练和精到。及至1903年梁启超书赠竹友先生的澳亚归舟杂兴二首草书四屏(图29)，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而在结字方面，那宽博大度的体势似还受到“康体”行草书的影响。之后，梁启超曾临习过欧阳询的行书。1911年梁氏致林献堂的信札(见1967年12月《传记文学》)以及其间所写的部分书信，字体修长，清劲秀健。从字里行间，不难窥见欧阳询行书《张瀚帖》、《梦奠帖》等的影子。
此外，梁启超40岁以前的行书还有1907年致杨度的信札选段和1910年寄赠仲策弟的行书诗笺，都是梁氏这一时期行书艺术的代表作。
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行草书作品或行书作品，毕竟是梁氏承袭古人的东西，尽管写得很好，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个性。1912年后，即梁氏40岁后，随着他对北魏碑体楷书的研习，其行书的体势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纳碑版笔势于行书之中，是他这一阶段行书的主要特点。因此，1912年后梁氏的行书都逐渐带有北魏体的意味。本书所收录梁氏19l5年至1918年的信札和题跋碑拓的多件行书作品，如致梁思顺信札、致仲策弟信札、致徐树铮信札以及俞玄墓志跋等都反映出他这一阶段中行书变化发展的轨迹。
1923年起，也就是梁氏50岁以后，其行书(行楷书)艺术通过不断的实践、应用、探索，逐渐以方笔一路魏碑之体势和笔意融入行书之中。特别是1925年初在校勘所藏碑刻拓本时写的行楷书跋语如尉富娘墓志跋、高湛墓志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颜勤礼碑跋、姚辩墓志跋、皇甫 磷 墓志跋及圣教序跋等，这些跋语中，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运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一。
1925年后，梁启超于行草书似乎还在继续探索，所见其临王羲之十七帖和临章草千字文都写得相当精妙，并非偶而为之的习作。可惜，他的探索因生命的早逝而未能延续下去。

篆书与隶书

自从魏晋基本完成汉字书体演变后，篆书、隶书的书写艺术日渐衰落，传世书迹无论数量与艺术水平都远不及其余诸体。历代翻刻的法帖、丛帖中，也几乎见不到篆书和隶书的踪影。到了清雍正、乾隆之世，文人学士因害怕文字狱，适逢金石、碑刻不断出土，便转而致力于金石考据之学。当时书法界追古之风日盛，篆、隶书一度受到书家的青睐。至嘉庆、道光年间，篆、隶书的书写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以篆、隶著称的高手。但到了清末民初，篆、隶便又成了强弩之末，日渐式微。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篆、隶书日渐式微时期，再加上由于日常应用不多，所以在他40岁之前，于篆、隶书也就很少临习了。
梁氏传世的篆书极少。见于1894年题家乡茶坑村文昌阁门额“宏文社学”石刻，是他最早的篆书手迹。之后所能见到的是于1918年临写的汉碑篆书额册页和1923年临写的篆书轴，1925年篆书题孔彪碑则是他偶然所作。但这些篆书都没有自己的特点，只能说明他曾经临习篆书而矣。
梁启超刻意临习汉隶，大概始于他40岁之后。所见早期隶书书迹有1916年署《德育签》书名和《饮冰室自由书》书名等。这一年他还在广州购得汉碑旧拓10多种。梁氏临习过的汉隶很多，但主要有《张迁碑》、《曹全碑》、《张寿碑》、《乙瑛碑》等。他初时临习隶书的目的主要是吸取汉碑的营养，充实到楷书中去，追求属于个人独有的书风(这点在上面关于其楷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中已有阐述，在此不再重复)。但后来他在临摹的过程中，却发现汉碑特别是《张迁碑》“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见1925年跋自临张迁碑)，于是便对汉隶着力进行研习。
1925年初，他在跋《张寿碑》时写过这样一段活：“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还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道：“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临习汉碑的轨迹及其用功之勤奋。这一年，他写的隶书特别多，其中有临汉碑隶书赠燕谋仁兄、赠允滋仁兄隶书横披、赠与曼仁弟隶书对联以及隶书题所藏永寿元年残石碑拓、题颜勤礼碑名等，虽然这些隶书风格多变，但不存在其个人书风的递变，只能说明梁氏写隶书善于用多种表现手法而已。
1927年，他临有东汉武荣碑赠桃三仁兄。这幅隶书与其说是“临”，不如说是“写”。因为《武荣碑》磨泐严重，模糊至不可辩识，梁启超“临”《武荣碑》只是略取其形，而整幅字是在他广泛临习汉碑博采众长化为己有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梁氏的这幅隶书实际上是代表了自己的风格，是他对隶书审美意趣的表露。细看之，其用笔圆中有方，结体端稳平和，章法循规蹈矩，精神含蓄内敛，风格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活。与他品评东汉《张寿碑》所说的“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的风格相类。这也许就是他所追求的隶书风格吧。

结束语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其书法艺术由于受政治上多方面因素影响以及被他学术著述上的成就所掩，并不受到世人的注意。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梁氏书法手迹的不断公诸于世以及书法界学术界对其书法方面的研究开掘，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至今，我们见到梁启超的书法手迹，仍然可感到一股清气扑入眉宇。梁氏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并进入“气定神闲，温文尔雅”的境界，首先是他于书法传统深厚的功力和深刻的领悟，其次是他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修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陈永正先生对梁启超的书法艺术作了极其恰当的评价：“梁氏一生，遵循传统书学中的'古法’，努力探索新路，以其清隽平和的韵致，恂恂儒雅的气度，给以'阳刚’为主体的碑学书法带来'阴柔’之美，丰富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意蕴。”(见陈永正《“康体”书法与康门书家》，载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书艺》卷四)。当然，梁启超的书法艺术相对于同一年代谢世的吴昌硕（1844-1927）、沈曾植（1850-1922）、康有为（1858-1927）等书家来说，其个性风格及所取得的成就尚略欠一筹，但凭藉梁启超的学识才气以及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厚的修养，如果他的生命之光不是过早熄灭，他的书法艺术定会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留下更光辉的—页。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认为只是“余事”，然而，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在书法艺术上所花的时间相当多，是把书法艺术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的。

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宜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梁启超18岁时（1890年），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倡导碑学。梁启超正好在这时拜师康有为，自然对其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梁启超写于1910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的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2年后，梁启超回国。他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书法临池。

　　1916年7月14日，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1923年4月至6月间，梁启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

　　1925年，他在题跋《张寿残碑》中写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有“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句，还在2月5日致仲策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平时临习碑帖用功之勤奋。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手术前，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上了。”

　　1926年秋，梁启超兴致勃勃地应邀在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作书法演讲。梁启超为什么如此乐意作书法演讲呢？他在演讲前的“开场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说：“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许多同事所发起的书法研究会上，讨论这个题目。我自己写得不好，但是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年以来，每天不断的，多少总要写点，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从前格外多。今天这个题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乐得来讲讲。”

　　综上所列，可见临池学习书法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卧病在床，还是那样乐观地坚持进行书法学习。梁启超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长期临池学习下苦功夫是分不开的。

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启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书法活动。

　　据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从《目录》所显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梁启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从朝代看，商代至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都有；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书谱出版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其所收录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辞目约3000条，可谓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启超一个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

　　至于梁启超是从哪一年开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著述中也未谈过这个问题，但他从1916年开始陆续对所收藏的碑刻拓本进行校勘和题跋，在多件拓本跋语中谈到其收藏时间、地点和来源，其中1925年在题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

　　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极少数如东汉的《樊敏碑》等数件为明代拓本和东汉的《张迁碑》等近十件为清代乾隆年间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哪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计（包括友人馈赠和花钱购买在内）将其拓本弄到手。

　　梁启超跋《颜勤礼碑》云：“碑以民国十一年（1992年）出土，今在陕西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说明梁启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

　　梁启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时，还对其中的130多件拓本进行题跋。最早的题跋是写于1916年1月的《礼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历年断断续续都有题跋，时间跨度达11年。1918年1月，共题跋34件。而大部分的题跋多集中在1925年，这一年题跋（含再跋）超过100件。

　　梁启超所题跋的碑拓，有汉代和魏晋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为西汉和北朝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为西汉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题跋的内容主要有记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去向、记录碑拓的递藏经历、校勘考释、题署碑刻名称和年代、品评书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却十分精炼，可谓字字珠玑。

　　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人们在惊讶之余，更为梁启超的精神与毅力所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