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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扶桑的梁启超开始着《饮冰室自由书》，使用“饮冰室主人”笔名。“而梁文1902年第一次结集时，题名为《饮冰室文集》，以梁氏取《庄子·人世间》'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之意，将书斋名'饮冰室’，自署即为'饮冰室主人’。所谓'饮冰’，自然是表达了任公先生对国事的忧心如焚；即以治学论，又何尝不因'内热’而博闻强记、笔耕不辍。”自此直至1929年病逝的整整三十年间，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与学术人生。 在梁启超的政治、学术生涯中，书法虽为余事，但他“终日孜孜，而无劳倦”，视书法为一项事业或人生“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他的弟子杨鸿烈这样追忆道：“梁氏第二种屋内的消遣，当为临帖写字，他不论在天津、北京和西郊清华园的书房里，随处都悬挂着一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羊兔狼毛所制的毛笔，而且都有一张既长且大的签押桌横放在中间。……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絶使用，所以他不像欧阳洵（询）那样的'不择纸笔’，而倒像欧阳洵（询）的儿子欧阳通，管、毫、墨、纸处处考究。所以梁氏的笔迹书法，墨光焕发，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追溯饮冰室主人的翰墨生涯，不难发现梁启超于汉魏六朝书风用功至勤。他最擅长的书体是从六朝碑版和墓志中化出的楷书和行楷，然而他真正痛下功夫却是从汉魏隶书切入的，换言之，梁启超于隶书有着特殊的情结。收在《梁启超全集》中的《双涛阁日记》写于1910年正月、二月间，系作者流亡日本时的日记，极其珍贵地记録了梁启超学习书法的状况，如每天临池的数量、进度、临写内容以及切身感受等。今选摘如下：摹《孔庙碑》《龙藏寺》各半页，临《圣教序》半页，（摹《圣教序》已七过，临始于此日，拟日课半页）。摹《龙藏寺碑》半页。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吾书溺俗已久，结体直无一与古人合，故愈弄姿愈增其丑，今后惟当于此，痛下苦功。十二时起。写《张迁碑》一页，第四通毕业。写《龙藏寺碑》半页。从以上“日记”所呈现的“日课”我们至少可获得如下信息：
1、梁启超习隶的方式是先摹后临，在1910年正月至二月的这段时间里，他在隶书碑帖上于《孔庙碑》《张迁碑》下大力气。前者摹写六通，后者一个多月竟临摹达四通。以至“除写字外，百课俱废”，“除摹《孔庙碑》半页外，一切课皆辍”。2、梁启超临摹隶书碑版，主要是感到“吾书溺俗已久，结体直无一与古人合，故愈弄姿愈增其丑”。而“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正可对症下药，加以矫正。于是痛下苦功，日日临池不辍。如正月五日所记：“午后，为娴儿作《艺蘅馆文卷》第一集叙，临《圣教序》半页。梁山舟《频罗庵论书》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当临写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帖与纸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无气息死人。’吾今临《圣教》，亦觉手眼阂隔，心驰两端，颇以为苦，第欲学书，终非痛下临摹之功不可。吾辈手如野马，下笔结体，无一合于古人义法，此如孙子教吴宫美人战，非施以强有力之节制，安能就范。”3、在学习临摹前人经典碑帖时，梁启超采取隶书、楷书、行书三种不同书体并驾齐驱、交叉进行的办法。因此他在临摹《孔庙碑》《张迁碑》的同时，又于《龙藏寺》《圣教序》着力，以求相互促进，他的这种科学安排也成就其日后书法学习跨入一个新的境界。如这个阶段留下来的《梁任公诗稿手迹》不仅保存了梁启超珍贵的小楷墨迹，而且有其师康有为画龙点睛式的眉批，如针对“双涛园读书”一首，康点评道：“书法大进，知能用墨。笔意震颤含蓄亦合古分意，此即学分隶之益。”又如“寄怀何翙高外部”一首，康评曰：“书法如凌波微步，白云卷空。自在沉痛，又复笔妙逼肖东坡。”1911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最后一日（辛亥九月望），自临《张猛龙碑》并题跋曰：“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正是这阶段翰墨生涯的真实写照。 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藏金石拓本目録》及《饮冰室文集》所收録的“金石跋”“书籍跋”“书跋”等汇总，饮冰室所藏金石拓本共有1284种，上至商代，下至民国，每个朝代无不有之，书体涉及大篆、小篆、隶书、楷书（魏楷、唐楷）等多种；从碑刻种类来看，有碑石、墓志、摩崖、造像等。仅以西汉、东汉为例，数量多达138种，其中隶书占絶大多数。而作于1917—1925年间的“金石跋”计有154种，其中1917—1918年间集中题跋的隶书碑刻有21种：汉《鲁相谒孔庙残碑》《莱子侯残石》《樊敏碑》《郙阁颂》《延光残碑》《昆第六人买山地记》《司马长元石门题名》《景君铭》《孔宙碑》《郑固碑》《孔褒碑》《裴岑纪功碑》《西狭颂》《乙瑛碑》《鲁峻碑》《史晨飨孔庙碑》《开母庙石阙铭》、晋李苞潘宗伯《阁道题字》、曹魏《上尊号奏》《范式碑》、晋《吕太公表》。而1923—1925年间集中题跋的隶书碑刻有24种，汉《武氏石阙铭》《三老石堂画像题字》《刘平国纪功摩崖》《麃孝禹刻石》《嘉阳残石》《郑季宣碑阴》《朱博残碑》《赵王上寿刻石》《三老忌日记》《石墙村刻石》《仙人唐公房碑》《陈德残碑》《文叔阳食堂画像并题字》《延光残碑》《右扶风丞犍为武阳李士休表残字》《元凤刻石残字》、曹魏《三体石经残碑》、汉《孟璇残碑》、曹魏《受禅碑》、汉《耿勋碑》《郑固碑》《子游残石》、晋《孙夫人碑》、汉《曹全碑》。另据《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中所收録的，梁启超题跋的隶书碑刻拓片尚有以下十种：汉《张迁碑》《张寿碑》《孔彪碑》《杨淮表记》《甘泉山刻石残字》《永寿元年残石》《刘梁碑残石》《吹角坝刻石》《元孙等字残石》《正直等字残石》。仅以上汇总，梁启超题跋过的隶书碑刻拓本即有55种之多。试想如果不是真正钟爱书法，如果没有系统地对汉魏碑刻书法有过深入的研究，怎会萌生并实现如此大规模的隶书碑刻拓本的题跋之举？从现有的数据可判断，梁启超留心碑刻拓片并作收藏的时间至少不晚于1909年，是年他在《李壁墓志跋》中记述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1915年12月《致黄溯初书》则透露了梁启超回国后政务之余作书自课，并致书代购碑刻的重要情况：“公能饬向有正书局代购汉碑五种，明拓汉隶四种，《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孔庙碑》《鲁峻碑》《嵩高灵庙碑》《崔敬邕碑》《郑文公碑》、北宋拓《圣教序》，晋、唐小楷十一种，《礼器碑》《曹全碑》、薛绍彭《书谱》、定武《兰亭观楞伽记》等否？结习不除，自相晒耶？另取碑帖目録及佛经流通处数目各一张。”任公题其自临《礼器碑》墨迹后云：“滇军方兴，在沪遥画，馆于静安寺路，室门以外鉏麑密布，治事之余，以书自课，日或书十数纸，生平作隶，此其第一本也。乙卯腊半。”（黄溯初《记任公先生题〈礼器碑〉》）考察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文化、学术活动，1917年11月，他辞去财政总长职务，1918年倦于政治漩涡沉浮的梁启超，转而醉心学术，作了大量的碑帖和书籍题跋，这无疑是他晚年专治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和标志。突出的例子如1918年正月二十七日，梁启超购得叶昌炽（字鞠裳）《语石》一书，于是“穷一日之力读竟”，并跋道：“前清干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溪、包慎伯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这则题跋不仅表明梁启超其时已对金石学著作有过深入研究，同时由于多年国外的经历，接受了西方新文化，因而能从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另从梁启超碑刻题跋可见，他在考校碑刻时也多引据前人的金石著作。作者涉及宋代赵明诚、洪适、王象之，明代赵崡，清代翁方纲、吴玉搢、毕沅、阮元、孙星衍、方若、陆增祥、端方、杨守敬、陆心源等。此外，据《梁氏饮冰室藏书目録》显示，仅“史部·金石类”涉及历代金石著述的书目不下160种，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启超的学术兴趣与视野。至于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也即欧游回来，梁启超便潜心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自然，书法学习和研究也成为他此时的主攻目标之一，即使晚年病魔缠身，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仍乐此不疲。尤其是1925年正月前后，梁启超以惊人的毅力和才情题写了大量的碑帖题跋，数量多达一百余种，其中包含前面所列24种隶书碑帖的题跋。摩挲终日，获益良多。就连他2月5日在《与仲弟书》中也不无自信地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在他的感染下，其儿女们也“每晚辄聚讲，读书声出金石，群童乐不可支（彼等日日读史，颂诗词，写隶楷，阿时且作了许多打油诗。）”同年他在题跋《张寿残碑》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显然，题跋碑刻拓本既是为了学术研究，更有助于书法的学习和书道的传播。著名学者夏晓虹教授在《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一文中专门从思想内容方面探讨了梁启超“自制笺”的问题，认为其“能够显露梁启超政治怀抱”。同样，通过对饮冰室主人所用“隶书彩笺”的考察，我们抑或能看出梁启超习隶的某个侧面。1、“景福”笺（迟鸿叟即杨岘所题，见1904年3月3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2、“金石论交”笺（杨岘书，1907年7月13日梁启超诗稿《送潘若海归国》《送雪弇子良游学美洲》）3、“新民建言”笺（见1909年9月8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4、“新会梁子达诚奉书”笺（见1909年9月23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5、“路修文俭，所陈不既”笺（沧江集《孔宙碑》，“沧江”为梁启超的笔名，见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6、“别来思君，惟日为岁”笺（饮冰集张公方碑，《张公方碑》即《张迁碑》，见1912年10月11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7、“君其爱体素”笺（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见1913年《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及1914年前《梁启超致梁启勋书》）8、“辞达”笺（饮冰集谯敏碑，见1913年3月16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9、“任公封事”笺（集张伯敦碑，见1913年7月26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10、“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笺（饮冰集张公方碑，见1915年8月19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11、“清华”笺（见1926年6月5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12、“大布黄千范”笺（见1926年11月23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品鉴梁启超用笺，至少可看出：他除少量直接利用现成的笺纸外，更喜欢集《张迁碑》《孔宙碑》《谯敏碑》《张伯敦碑》等多种碑刻隶书用以自制笺纸。这与本文所述其临摹隶书碑刻的情况可以得到互证。夏晓虹在《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一文中关于此有较详细的论述。我们在品读《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梁启超致江庸书札》所收的梁启超书信时，无不为其精美的书法、精致的笺纸及动人的内容所折服。字里行间书卷之气四溢。毫无疑问，这种个性化的隶书彩笺的自制及使用也反映出主人崇古尚雅的追求。在这里碑刻隶书成了彩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透过这一窗口，我们依然能见到主人的心迹。从梁启超存世的书法作品、碑帖题跋及有关书论著作的记载可知，他一生潜心临习的碑帖不下20种，其中隶书如《礼器碑》《张迁碑》《张表碑》《孔庙碑》《孔宙碑》《孔谦碑》《张寿碑》《西狭颂》《武荣碑》《景君碑》《魏孔羡碑》《范式碑》等多有涉猎。其题自临《张迁碑》曰：“然其书势，雄深浑穆，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独奈之何！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临摹垂百过”的《张迁碑》是梁启超的心仪。清刘熙载《书概》曰：“汉碑气厚”，显然梁启超为《张迁碑》的“雄深浑穆”之气所吸引，从当年《双涛阁日记》中所记的“日课”到晚年的自临题跋以及集《张迁碑》字的对联创作《赠曼仁弟联》《赠公武弟联》，作者时有会心处。其题《西狭颂》也说“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这是梁启超对汉隶的深刻认识，而在实践中他也是努力追求隶书的浑朴之美。除《张迁碑》外，在汉隶碑刻中他于《张寿碑》《孔彪碑》《曹全碑》《裴岑纪功碑》《景君碑》都下了大力气。从现藏国家图书馆“饮冰室旧藏碑帖”题跋看，《张寿碑》《孔彪碑》梁启超不仅作跋，还均题有碑帖名（或碑额名），并逐字逐句用小楷附上释文，足见其研习的细致程度。在《曹全碑》的题跋中则记曰：“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辄题其后。”仅隔两天，他又用工楷补録“曝书亭集旧跋”，洋洋洒洒二三百字，弥足珍贵。类似的长跋也见于《裴岑纪功碑》，考辨篆蜕嬗之流变，记述碑拓递藏之脉络，甚见功力。又“丙辰秋，余在广州得旧拓汉碑十数种，此最可秘珍也。” 天津图书馆藏有梁启超遗墨数种，其中一册《梁启超墨迹》收有四种隶书临本，即：1、汉《景君碑》；2、汉《礼器碑》；3、汉《张迁碑》（一通，款曰“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临于北海松坡图书馆”）；4、魏《范式碑》（3页，款曰：“丁巳二月初临”）。该册后有闽县陈承修1930年5月写的题跋：“往年梁新会先生尝为松坡图书馆鬻字，日临汉碑数幅，积成两巨箧，余心欲乞取而未敢启齿。先生不以余为鄙陋，每有所作，多以相示。今观此册临《张迁碑》一通，神味渊永，良可爱玩。先生之文章、政事世有定评，即此游情翰墨亦复丝毫不苟，惜天不假年，不能使先生多所成就。余以俗事羁缠，所得与先生谈艺之日甚短。去年重至津沽，距先生之殁且周岁矣，摩挲遗墨，能不怆然！”从1917年的《范式碑》到1923年的《张迁碑》，以上四种隶书碑帖的临摹情况正是这阶段梁启超潜心学习书法的真实写照。临《范式碑》的沉雄厚重、临《景君碑》的果敢遒劲、临《礼器碑》的精微多变、临《张迁碑》的巧拙相生，无不反映出作者于汉魏碑版隶书心摹手追、擒纵自如的心态和情状，透露出隐藏其后的深厚功力。难怪陈承修在另一则题跋中称道：“篆隶虽不多见，要亦不俗，信乎善书者无所不能也。”相比楷书、行书而言，梁启超的篆隶之作确不多见，但“不俗”一语的评价实也中肯。 我们注意到1925年，梁启超在题《何蝯叟临〈张迁碑〉》的跋文中这样写道：“吾夙不喜蝯叟楷行，而酷爱其八分，叟盖善以草势作分书也。其生平用力最深者，即《张迁》。晚年所临百通，人间往往流传。余前后所见不下十通，有太恣笔者，则几于怪矣。此为第四十七通，正将半百，飞动中仍不失谨严，校他本最可学也。”这里梁启超对前人临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反映出其崇尚雄浑严整的审美观和与古为新的创造观。梁启超临《武荣碑》，临《孔宙碑》《孔羡碑》，临《孔谦碑》等不同时期的临摹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孔谦碑》虽漫患严重，然深得康有为好评，赞曰：“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观梁启超为好友罗复堪临写的《孔谦碑》，体势雍容，结字开张，用笔沉着，气息高古。虽临《孔谦碑》，确有《西狭颂》《张迁碑》之凝整气象，抑或还有清代伊秉绶的影子。记得梁启超跋《伊墨卿临汉碑立轴》道：“墨卿先生分书，品在完白山人上，有清一代弁冕也。此纸自课之作，神韵犹絶。”1926年，梁启超在谈到书法的“模仿与创造”时也强调：“一切事情，不可看轻模仿。写字这种艺术，更应当从模仿入手。”“模仿有两条路：一、专学一家，要学得像。二、学许多家，兼包并蓄。”“我个人的主张，宁肯学许多家，不肯专学一家。走第二条路，以模仿为过渡，再到创作，此为上法。”由此我们再来考察梁启超的几件题署和题跋作品，显然，从较早时候的《饮冰室自由书》《德育鉴》到晚年的《颜勤礼碑》题端、《石墙村刻石》跋、《永寿元年残石》跋，梁启超隶书的个人风格已趋鲜明：“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书法的影响力越益增大。就连他自己也颇为得意，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梁启勋书》中道：“近来拼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阿时、思和已得的不少，廷灿更不用说）。”是年年底，《致梁启勋书》称：“篆隶各一小幅寄上，近颇感非用力于篆，则隶不能工。三日来日必课篆矣……字不患抢尽，日有新制，数日便复盈簏矣，孩子们不惟不出润笔，反要替他们代裱，一月来裱工已去十余金，可笑之至。”晚年的梁启超就在这浓浓的学术氛围和融融的天伦之乐中享受着艺术和生活带来的无限乐趣。身处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游情翰墨，醉心汉魏碑刻，“靠临帖来镇定自己”，常“伏案习魏晋六朝人书，以寄托其郁悒不平之气”。无疑书法已成为梁启超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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