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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遍临篆隶诸碑，初以秦篆《泰山刻石》《琅邪刻石》、汉隶《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张寿碑》入手，后于《张迁碑》用功最勤。1925年之后主要出入于《张寿碑》。同年，他在跋《张寿残碑》中称：“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 梁启超题跋碑刻拓本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书法的学习和传播。徜徉诸汉碑之间，梁启超最钟情专注者还是东汉的《张迁碑》，自1910年1月初临此碑始，之后再也没有放下并且久临不辍，共达百余过。1925年在其弟仲策的催促之下梁启超又临写了一通，并在《自临张迁碑》后题跋盛赞：“其书势雄深浑穆，乃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独奈之何。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 观摩梁启超跋《自临张迁碑》，真是下足了功夫，既是临摹，又是创作，可谓临创结合。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用笔到结体、到章法再到墨法都一丝不苟，通幅弥漫着清新脱俗的神韵，赏之，如春风拂面，赏心悦目。尤其值得回味的是最后一屏题识（见图一），既有感悟，又有心得，上写道：“昌黎诗。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嘻善八分。而不识字者，岂惟韩家阿买，汉刻诸书手比比是耳。《张迁表颂》中别体字如'宾’作'殡’、'韦’作'玮’、'禽兽’作'禽狩’、'忠寒’作'中寒’、'八朞’作'八基’等，虽乖六书，犹得以同音相通叚（假）为解。至如爰暨于君，误析暨字为既、且二字，艺于从政讹作从畋，则几于八岁学僮（童）所为矣。然其书势雄深浑穆，乃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独奈之何。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仲策督写此通，成后又爽然自失矣。乙丑二月，启超。”
《张迁碑》是汉碑中生拙倔强一路书风的代表，用笔以方为主，笔画厚重质朴，骨力劲健，再加上篆籀笔意的运用，使其古拙中有一股雄秀之气。其结体常于平稳中见奇崛，静中寓动，错综而富于变化。初看此碑似有笨拙之感，然细细品味，则会领略到其体态变化多端、疏密得体、错落有致、方圆巧拙兼备之妙。特别是碑阴之字，似不经意，但其意态上的雄健高古之气尤为明显，为学习隶书的最佳范本之一，该碑自出土之日起，就受到历代书法家的推崇。 《张迁碑》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琳琅》，流行的有明拓本、清拓本、影印本以及翻刻本。该碑明初出土，明拓本即为最早版本，现存故宫博物院，被称为“东里润色”本。该本第八行“东里润色”四字未损。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清初精拓割裱本，首行“君讳迁”之“讳”字右下垂二笔尚存，“东里润色”之“色”字、“君垂其仁”之“君”字皆完好无损。此本碑阴失拓，以民国拓本配补，裱为一册。册高34.5厘米、宽19.5厘米，墨心高27厘米、宽15厘米。梁启超正书题书板外签，孙元复隶书题内签，王世仁题端曰“百粤第一精本”，内有仓兆彬、刘景堂、梁启超等题跋四则，钤有“饮冰室”“王世仁”“曾归师韩”“冯汉”“鹤山冯氏所藏金石书画记”“师韩所得金石”“曾在冯师韩处”“尹华私印”“秦斋”“冯师韩父秘笈之印”“师韩读过”等20方印章。 此拓本最初为清嘉庆甲子（1804）举人郑勉所藏，道光丙戌（1826），仓兆彬藏于郑家，为郑勉课其幼孙，郑勉之子郑香将此本赠予仓氏。同治十一年（1872）尚在仓兆彬手中，此后经冯汉辗转归于梁启超饮冰室递藏。癸亥（1923）正月，梁启超为其题跋考证。（见图二）
自明代以来，写《张迁碑》者代不乏人，知名的有何绍基、杨守敬等，他们都侧重于表现碑的方拙气息。而梁启超则不同，他用笔内敛，方折含蓄，着意弱化该碑凌厉硬朗的一面，图三为其临《张迁碑》之扇面精品，章法严整，用笔沉着，骨力洞达，拙巧结合，是梁启超从汉碑认识到书写自我风格的成功转变，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与金石气，也反映了梁氏晚年对汉碑书写的思考和审美追求。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在遗言中交代将其全部藏书、碑帖永久寄存北平图书馆，这批藏书即包括饮冰室旧藏拓本599种，共688件。金石部特建“梁启超专藏”庋藏，精拓《张迁碑》（见图四，为局部）从此入善本特藏部。将私人所藏公之于众，造福艺林。如今西泠印社已将此本影印出版，以广其传，延续并发展了梁启超的美好心愿。
二、篆隶碑帖研究 从梁启超存世的书法作品、碑帖题跋以及有关书论著作记载的时间看，他中年以后几乎没有间断过对隶书碑帖的临习。据现有资料粗略统计，他学习的篆隶碑帖几乎涵盖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碑刻及拓本，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原拓和珍本，甚至是原石、孤本，而其用功最多的还要数《张迁碑》，晚年的书法创作也多以此碑为基调。 清刘熙载《书概》曰“汉碑气厚”，显然梁启超为《张迁碑》的“雄深浑穆”之气所吸引。从其当年《双涛阁日记》中每天的“日课”到晚年百临不厌，到其自临题跋、书写扇面以及集《张迁碑》字的《赠曼仁弟联》《赠公武弟联》等，他时有会心处。在跋《西狭颂》中曰“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这是梁启超对汉隶碑帖实践后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的深刻认识，其在实践中边学习、边思考、边总结。除《张迁碑》外，在汉隶碑刻中他还于《张寿碑》《孔彪碑》《曹全碑》《裴岑纪功碑》《景君碑》等下了不少功夫。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饮冰室旧藏碑帖”题跋看，对《张寿碑》《孔彪碑》梁启超不仅作跋，而且还题写了碑帖名（或碑额），甚至逐字逐句用小楷附上释文，足见其研究的细致程度。他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辄题其后。”两天之后，他又用正楷补题跋语：“曝书亭集旧跋……”洋洋洒洒二三百字，弥足珍贵。 类似《曹全碑》长跋的还有《裴岑纪功碑》，考辨篆蜕嬗之流变，记述碑拓递藏之脉络，用端庄而不失灵动的行楷近230字作跋，甚见功力。跋尾还记述了“丙辰秋，余在广州得旧拓汉碑十数种，此最可秘珍也”。 天津图书馆藏有梁启超遗墨数种，其中有《梁启超墨迹》一册，内含四种汉隶书临本，即《景君碑》《范式碑》《谯敏碑》《张迁碑》一通，款署“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临于北海松坡图书馆”。魏《范式碑》三纸，款署“丁巳二月初临”。该册墨迹后有闽县陈承修1930年5月题写的跋文：“往年梁新会先生尝为松坡图书馆鬻字，日临汉碑数幅，积成两巨箧，余心欲乞取而未敢启齿。先生不以余为鄙陋，每有所作，多以相示。今观此册临《张迁碑》一通，神味渊永，良可爱玩。先生之文章、政事世有定评，即此游情翰墨亦复丝毫不苟，惜天不假年，不能使先生多所成就。余以俗事羁缠，所得与先生谈艺之日甚短。去年重至津沽，距先生之殁且周岁矣，摩挲遗墨，能不怆然！”从1917年的《范式碑》到1923年的《张迁碑》，以上四种隶书碑帖的临摹情况正是梁启超这一阶段潜心学习的真实写照。取《范式碑》的沉雄厚重、《景君碑》的果敢遒劲、《礼器碑》的精微多变、《张迁碑》的巧拙相生，无不反映出梁启超于汉魏碑版精华部分的选择与取舍。难怪陈承修在另一则题跋中称道：“篆隶虽不多见，要亦不俗，信乎善书者无所不能也。”与其楷书、行书相比而言，梁启超篆隶之作的确不多见，但能见到者，皆不俗焉。 运用篆隶碑元素自制彩笺是梁启超学习篆隶并把其化为艺术的重要部分，也是其书法艺术厚重而出彩的部分，映射出梁氏的书法审美追求。如诗稿《送潘若海归国》《送雪弇子良游学美洲》使用“金石论交”笺，《致梁启勋书》使用“新会梁子达诚奉书”笺（见图五），1910至1912年间，《致林献堂信札》使用了“集汉碑碑文自作的彩笺”。
1912年10月归国之后，梁启超很快投入到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中，正如他回国前所预料的那样，“世务方殷”“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从政、讲学、著述等日益忙碌。此时的沟通载体依然是信札，此时往来信件较以往更多，彩笺花样也有所增加，用笺也更讲究。如江靖编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就有六种不同的彩笺，分别是：普通红线笺、兰亭笺、集汉碑《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笺（见图六）、任公集《琅邪刻石》残字制笺之“书不尽言”笺（见图七）、“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之“君其爱体素”笺（见图八）、饮冰室启事笺。其中的两款彩笺：一款是“任公集《琅邪刻石》残字制笺”之“书不尽言”，另一款是“集汉碑《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后者常用作公事书写，多半是以朋友身份进言，契合梁启超当时的身份。而公函专用、纸铺所造各式色笺纸也穿插其间，如1913至1914年与江庸书，即杂有“币制局用笺”与天津文美斋制“兰亭笺”“君其爱体素”笺数种。至1920年欧游归来，梁启超自备有形制不一的“饮冰室用笺”与“饮冰室尺牍”。早在1913年3月16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中也用过饮冰室集《谯敏碑》之“辞达”笺；同年7月26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使用集《张伯敦碑》“任公封事”笺；1915年8月19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使用饮冰集《张公方碑》“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笺；1926年6月5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使用“清华”笺。在清华期间，梁启超还使用“北京清华学校梁缄”笺、“清华学校用笺”；同年11月23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使用“大布黄千范”笺等。鸿雁传来，千里咫尺，海天在望，不尽依依。在绵绵不绝写给长女思顺、长子思成、胞弟启勋的信中，这些似乎存在着某种精神寄托或思想的信笺最为多见。此外，梁启超亦喜欢使用一些友朋赠送的彩笺，如1925年6月抄赠胡适的白话词所选之“姚华砖墨馆摹砖”笺，以及1926年12月3日致江庸函所采“商务印书馆印制之涵芬楼花”笺等。
在欣赏《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下卷）、《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手稿·书籍·器物》《梁启超家书》《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所收入的梁启超书信时，无不为其精美的书法、精致的笺纸及动人的内容所折服，字里行间书卷之气四溢。 欣赏书法、品鉴彩笺、寄托相思、沟通情感等行为背后，传递给我们的是梁启超对篆隶书至情至真的喜爱。他集字寄情，把对篆隶《琅邪刻石》《张迁碑》《孔宙碑》《谯敏碑》《张伯敦碑》等多种篆隶碑刻以最能体现汉字艺术审美价值的方式呈现，着实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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