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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石门铭》 饮冰室旧藏 这是一篇写成于一百年前的文章。一个世纪的风云，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天，每位读到它的人，仍会为作者激昂的笔调下深沉的爱国热情所震撼。它的作者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 – 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作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其在戊戌变法等影响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已为国人熟知。 作为一名手不释卷、搏古通今的学者。他从1892年19岁留下最早的文字《读书分目课程》至1928年病魔迫使他停止《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为止，36度春秋，总著述达1400万字左右，影响之深远，近代著作家鲜有人能望其项背。任公还曾一度倾心于金石碑帖的收藏，他的收藏活动恐怕鲜为人知。 梁启超对碑帖收藏的兴趣缘于有清以来金石学勃兴的历史氛围和乾嘉以降书坛上碑学阵营的如虹气势。他的恩师康有为作为晚清重量级的碑学大师对他的碑帖收藏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留下的约近1300种碑帖拓本中汉魏拓本约占40%以上的比例和他自身书法的浓郁的方严峻拔的北魏书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 梁启超为收藏碑刻拓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在几十年内，他闻知哪里有古代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就想方设法将其拓本购入。 1925年，梁启超跋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李壁墓志》云 ：“碑以宣统元年（1900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可以有把握地说，梁启超对碑帖收藏兴趣的发生不会晚于1909年，是年代三十有七。 梁启超饮冰室所藏历代碑帖拓本达1284件，朝代从商代至民国，每一个朝代无不有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唐楷各种书体齐全，钟鼎、碑石、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从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梁任公金石拓本专藏看，其中商5、周14、秦4、西汉13、东汉125、三国13、西晋5、东晋9、十六国3、南朝17、北朝434、隋 93、唐393、五代5、十国2、北宋26、南宋18、辽1、金5、西夏1、元3、明5、清73、民国4、无纪年6。 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收录中国历代碑刻中，梁启超饮冰室所藏拓本竟达到其中的一半之多，由此可见其收藏“工程”之浩大。梁启超逝世后，家人将他收藏的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这些拓本多是从藏家和碑帖商人那里购得的递藏有序而且带有名人题跋的珍稀旧拓，其中有颜真卿《争座位帖》、《曹全碑》、《天发神谶碑》等国宝级藏品，足见梁启超闻见之博和识断之精。 颜真卿《争座位帖》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并称行书“双璧”，此帖原是乾隆时期广东南海金石书画鉴藏大家吴荣光筠清馆的旧物，梁启超不惜重金收入。这件宋拓本清初为精于鉴赏的著名学者程瑶田家藏，后归吴荣光，后再归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清末民初归梁启超饮冰室，外签上有梁启超以楷书作题：“程易畴吴荷屋旧藏宋拓争座位帖，今归饮冰室。”钤“饮冰室”小椭圆印，内签为潘仕成楷书“宋拓颜鲁公争座位帖，潘氏海山仙馆珍藏”。 他的收藏中属上乘者应为几部明拓和清乾隆时拓本，如清末杰出学者王懿荣旧藏明拓《唐李〓碑》、《唐颜氏家庙碑》；清初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小松）旧藏乾隆拓《汉张迁碑》、《孙夫人碑》、清晚期金石收藏家何昆玉旧藏乾隆拓《北魏刁遵墓志》等。而更多的是清嘉庆、道光间拓本及清中期至民国期间新出碑志的初拓本，如《北魏元景造像残石》、《北魏寇臻墓志》、《北魏孙辽浮屠铭》等。 作为晚清民初政坛学界的巨子，梁启超的很多拓本藏品来源于赠送。其中有直接受赠者，如《北魏景明三年韩贞造像残刻》。梁氏跋记：“在奉天义县城西北十里大凌河滨之石窟。周养庵与元景造像同时访得，以初拓本见赠，时辛酉十月。越四年乙丑正月，启超跋而藏之。 ”有异地寄赠者，如《唐刘仁慕志》，梁氏跋曰：“此志以甲子年出土于山西之太谷，石今在太原图书博物馆中，曾望生遁以此初拓本见寄。唐书而有魏风，楷书而饶草意，可爱也。乙丑端午，启超题藏。” 有游历受赠者，如《南朝梁瘗鹤铭》。1915年春，梁启超游历至镇江焦山定慧寺，面对书法宛转遒逸、如仙鹤振翅般的南朝齐梁时期的《瘗鹤铭》，不禁思绪万千。76岁的高僧鹤洲见梁启超钟爱此碑，就把用日本雁皮纸零拓法拓成的《瘗鹤铭》相赠。 梁启超在“瘗鹤铭跋”题道：“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俟穷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拓，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即若星凤矣。鹤洲拓技如神，其本极可宝贵。”梁启超更将鹤洲所赠《瘗鹤铭》拓本定为“出水后第一精本”。 除受赠之外，梁氏也从藏家帖贾处购藏了一些曾经名家递藏或自己较为钟爱的拓本。从梁氏的诸多碑帖题跋看，他从铜梁王〓（孝禹）手上购买了不少拓本，如《北魏李超墓志》《隋尉富娘墓志》、《唐刘懿墓志》等。 梁启超作为我国经天纬地的大才，碑帖收藏在他政务与学术之余，对他转移烦闷的心绪，享受珍贵的闲暇、滋养无极的学术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梁氏在他收藏的约120余种拓本上留下的题记，约占其收藏总数的10%。这些题记约写成于1917年至1928年间，其中集中题写于1925年，占全部题记的64%。这大概是因为1924年夫人李氏病逝和爱子思成、思永的赴美留学（梁思成，中国古建筑权威。梁思永，中国现代孝古学的奠基人）。 他在是年12月3日《晨报》著文，叙述夫人卧病半年，中秋奄然化去。“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梁氏于是集联于宋人词句中，以平抚丧妻的哀痛与孤寂带来的无聊。虽然文章中未提玩碑题跋之事，但是，其读碑与集集联应同是为了促动自己度出情感的低谷。 另外从题跋季节上看，梁氏题跋四分之三都写于隆冬12月至次年正月。这在北方正是天寒地冻，而时至岁尾，又较为闲暇的时侯。头时抽空读碑题记，梁公生活情趣之高之雅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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