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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关羽败走麦城 （本节内容可参阅本号《三国疑案之刘备借刀杀关羽》） 襄樊战场上形势开始出现逆转，但关羽还没撤除对樊城的包围。孙权不想承担破坏孙刘联盟的罪名，在给曹操的信中要求曹操对自己偷袭关羽后方的事情保密。 董昭对曹操说：“军事行动崇尚权宜之计，可以假装答应孙权的保密要求，私下里报消息透露给关羽。关羽知道后，如果回军保护后方，襄樊之围可以迅速得到解决，我方得利，还可以让孙刘两家争斗，我们坐收渔人之利。如果保密，会让孙权达到目的。再说被包围将吏不知道有救兵前来，如果计算城中粮草不足以维持的话，就可能发生变化，为难不小。告诉他们可以安定军心民心。关羽为人强项，自恃江陵、公安二城坚固有人防守，一定不会很快撤兵。” 曹操认为董昭之见正确，立即告诉徐晃将孙权的来信多抄写几份，同时射入樊城内曹仁营中和樊城外关羽营中。曹仁军中看了书信，士气大涨，更加奋勇守城。关羽军中看见书信，果然犹豫不决，原因是关羽认为江陵、公安城防坚固，不一定会丢失，而樊城眼看就要攻破，如果撤军就前功尽弃。 关羽的犹豫不决错失了回防江陵的时机。汉水水位下降，关羽水军失去优势，在徐晃和曹仁内外夹攻之下，被迫撤退。 关羽在撤退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一直不知道江陵的情况，所以撤退途中不断派士兵前往江陵打探情况。吕蒙非常优厚这些人，让他们周游城中。关羽士兵家属都来问亲人的情况，或者写信让这些人带给自己的亲人。 这些人返回部队后，其他士兵纷纷前来询问家中情况，都知道家里平安，待遇还好于从前，放心之余便无战斗之心。关羽得知孙权已经占领江陵，知道返回无望，到当阳，驻扎在当阳县东五十里沮、漳二水间的麦城。 孙权派人招降，关羽假装答应，插了许多军旗，做了许多假人立在城头，自己带兵向西突围，想返回益州。而大部分士兵放弃跟随关羽，投降了孙权。关羽身边只有十几个骑兵跟随。 为防止关羽进入益州，孙权派偏将军朱然、潘璋拦击，在临沮（今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与夹石（今湖北省远安县境内）之间拦住败逃的关羽。潘璋的司马马忠率兵抓获了关羽，及其儿子关平、都督赵累等，立即斩杀。 曹操笑拒称帝 襄樊之围彻底解除。曹操对徐晃大加赞赏，认为“我用兵三十多年来，以及所知道的古代善于用兵者，都没有长驱直入敌人包围圈之中的。将军的功劳，超越了齐国孙武和秦国魏冉。”长驱直入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曹操继续贯彻挑拨孙刘两家的策略，严禁诸将继续追杀关羽，让孙权做恶人。 孙权擒杀关羽后，刘备所置荆州官员全部投降，只有治中从事潘濬称病不出。孙权亲自带人用车拉着床铺去看望劝服。潘濬感于孙权的诚意而降，孙权拜潘濬为辅军中郎将，仍然任其为治中，荆州所有军事行动也都咨询潘濬的意见。武陵郡从事樊伷引诱当地少数民族起来造反，意图占领武陵交予刘备。潘濬带五千人平乱，孙权升其为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 孙权仍然不愿公开承担背盟的罪名，就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希图嫁祸于曹操，并上书称臣，请求曹操登基为天子。曹操不可能又将关羽首级送回去，就以诸侯礼厚葬关羽，表示尊崇。 曹孙两家联手谋害了关羽，却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互相玩起了政治外交游戏。于曹操而言，是想将责任推到孙权身上，离间孙刘两家的联盟关系，让刘备去找孙权报仇，从而坐收渔利。于孙权而言，是不想承担毁盟的罪名，避免孙刘两家交恶。如果刘备以此兴师问罪，孙权既要对付刘备，又要防备曹魏的暗算，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孙权毁盟给自己带来难以下咽的苦果，受尽曹丕的欺负要挟，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重新选择和刘备方结盟，共同对抗曹魏。 对登基即天子位一事，曹操自有主张，他将孙权的来信给手下群臣传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是句双关语，汉朝是火德，曹操称帝就是凌驾于汉之上，即火之上，所以曹操才这样说。 侍中陈群、尚书桓階、前将军夏侯惇等人此时也都趁机劝曹操称帝，曹操说：“孔子说过'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可以做周文王。”这几句话是理解曹操不称帝的重要信息来源。 病死洛阳 孙权投降，刘备被封锁在益州，形势对曹操异常有利，可惜天不假时，曹操从长安回到洛阳后，一病不起，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三月十五日，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该如何评价曹操的一生呢？ 因历代正朔之争，对曹操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发展到近现代，受《三国演义》等民间说唱文学作品的影响，曹操在民间已经被完全妖魔化，成为人神共愤的窃国大盗。这既是对曹操的不公，也是对历史的不公。 下面从政治、军事、文化三个方面客观地对曹操做一个评价。 第一，政治方面。主要从曹操治国用人谈起。 治国安邦，首定治国方略，次求治国人才。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因应形势的需求，来决定采用何种理念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是统治者建立和巩固统治的前提。而如何发现、选拔、任用人才则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问题。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于内廷，以儒学传家的豪门世族把持于外朝，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改变现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导致黄巾军全国性暴动，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虽然黄巾军主力遭到镇压，但天下已然分崩离析，大争之世，如何治国，就成为曹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大一统之世，君国一体，报效对象只有一个，要挤上仕进的独木桥本身就很困难，甚至上去了也可能被挤落水中，人才被埋没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三国前期乃大争之世，皇权衰微，天下纷扰，诸侯割据，文臣武将各为其主。君择臣，臣亦择君，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人才的流动性相当大。“人主”除了发现、选拔、任用人才外，还增加了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问题。 曹操出身寒门，出于对儒学豪门的天然反对，选择了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的政治方略。 （一）以法治国。首先声明一点，这里的“法”是指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曹操从入仕之时起就重法，任洛阳北部尉时制五色大棒悬于衙门“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最著名的就是棒杀十常侍之首蹇硕的叔父，使得洛阳城内的达官贵人富豪百姓都不敢违反宵禁，引得世人刮目相看。 任济南相时，雷厉风行地罢免贪官、禁绝淫祀，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济南祭祀汉城阳景王刘章的祠堂有六百多座，历代守相都不敢也不能禁绝，曹操能在短时间内撤祠禁祀，不用严刑峻法不可能做到。 军事范围内，治军用法。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下令：“以前命将出征，只赏功而不罚罪，不是国家制度。从今以后，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建安十九年（214年）第二次颁布“求贤令”时，特意在后面加了一条：“选择熟悉律令的人执掌刑罚。”可见曹操军中一直有专司典刑的官员，因其事关生死之事，曹操特别强调要选“熟悉律令的人”来担任。曹操所下的各式“军令”中，对军队在屯驻时期与民交往和战争时期对敌作战都作了很多详尽的规定。 法令贵在执行，曹操对法的认识十分深刻，对执法的要求十分严格，在其所注《孙子注》中可以看到很多曹操对重法、执法的要求。如“光有恩信，若无刑罚，官员就会出现骄惰的现象，难以使用”；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轻重随其刑”；“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曹操领军的最高境界是“虽用众，若使一人”，没有详尽的法规，严格的执法，是很难做到的。 巩固政权期间，施政用法。曹操在要求选择熟悉律令的人出任军队典刑官的同时，又在丞相府设置理曹，任命高柔为理曹掾属，明确提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施政理念。 早在官渡之战结束之时，曹操就任用了一批将领担任地方行政官员，针对“有人认为军吏虽然有功劳，但德行不足以堪任郡国行政官员”的反对之声，曹操予以了义正词严的反驳，认为“明君不把官职授予无功之臣，也不奖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坚持提拔“功能”之士实行法术之道。后来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和贾逵等人都坚决执行了曹操打击、抑制地方豪强的法术政策。 曹操执法之严格，不论亲疏、掾属、名士、重臣，只要触犯了律条，一律按律施行，就算心有悲怜，也不宽宥。 曹植的夫人，也是大臣崔琰的侄女因违背了不得衣锦的律令，被曹操赐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代郡乌丸反，曹操任命儿子曹彰出征乌丸时告戒其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任何行为都要在法令的范围内进行，你一定要牢记！” 曹操执法可以说是严酷，有时近乎于残忍，下属处理公务出现差错，曹操会施以公开杖击，和明代时的廷杖相似。以至于司空掾属何夔每天身上都带着毒药上班，宁死也不愿意受到曹操公开杖击的侮辱。 乱世用重典，曹操有些法令制定得比汉时还要严厉。汉法规定有军士逃亡，其妻儿会受到追究。曹操还觉得不够重，要加重对妻儿的惩罚。在执行死刑时，哪怕自己对这个人有所怜悯痛惜，也照杀不误。就是自己触犯了律条，也要予以惩处，最有名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马踏麦田，割发替首的事。 曹操执法一贯严厉，但对民众偶尔也有怜悯之心。建安十年（205年）征袁谭时，因川渠水冻结冰，就征抓民夫椎冰，有很多民夫逃亡，曹操下令抓捕追杀，不得饶恕。 有些逃亡者就跑到曹操住所门前自首，曹操说：“我也不能违背法令，你们不要来自首，还是自己跑得远远的吧，不要被官吏抓住就行。”民夫哭泣而逃，最后竟然还是被抓了。面对生死无门的凄苦民众，执法如山的曹操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二）唯才是举。曹操用人之策，最为著名的就是三下求贤令，要求群僚不拘一格举荐人才。此事前面已经聊过，此不赘述。 曹操三下求贤令，不拘一格降人才，确实起到了集聚人才的作用。曹操主要的文臣武将早在建安十九年第一次求贤令前就基本聚集在曹操身边，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很少有不仁不孝的无行之人，除了郭嘉有“不治行检”的行为遭到陈群投诉，陈矫因娶同族女子遭到徐宣攻击外，还有王粲、杜畿、裴潜等“不修细行”的人，其他的基本上是循规守礼的正人君子。 当然也有极少数德行败坏的人。陈群为司空西曹掾属时，有人推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接纳征辟。文书到了陈群那里，被陈群封还给曹操。陈群认为这二人德行败坏，不能用，曹操不听，后来这二人果然作奸犯科被诛杀。 虽然求贤令为曹操集聚了大量的人才，但其更多的还是政治意义。从其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强调可以推荐“不仁不孝”者的思想主旨来看，也更像是种政治宣言，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和摧毁儒学世家对政治的垄断和操纵，树立新的政治思想，建立新的政治结构，保障其寒门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以巩固和延续曹 用人之道 曹操广泛征召和使用人才与曹操的用人理念有关，也与现实客观环境有关。前面讲过，曹操刚出道时和袁绍有过一番关于今后发展方向的对话，袁绍是南据黄河，北连戎狄以争天下，而曹操则是任用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往。 “任智御道”是曹操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曹操没有四世三公的家世和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资源，相反还是阉竖之后，没有祖宗余荫的庇护，靠自己一人之力不足以成大事，必须依赖更多的人才来为自己服务，来帮助自己成大事。 曹操所谓的“以道御之”的“道”，可以理解为大道、正道，也可以理解为曹操立身成事的统治之道。曹操就是要任用天下的人才来实现自己的统治之道。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曹操特别注意吸引和任用人才。曹操的人才库大致由三类人组成： 1、由曹氏、夏侯氏等沛谯宗族子弟或亲戚组成的军事人才，这是曹操的核心集团，曹操的主要军事力量由这些人所掌握； 2、由颍川文人组成的谋士集团； 3、其他自愿跟随的文臣武将，包括投降者。 众多人才济济一堂地簇拥在曹操身边，给曹操“任智御道”提供了用武之地，那么，曹操是怎样使用人才的呢？换句话说，曹操使用人才有哪些特点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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