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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其本质无非是一个中国人“找自己”的历史。清帝逊位之后，中国人方才发现：原来没有皇帝，人也照样可以活。 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问题乃是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没有解决。尽管中国人如今吃的、吃的、用的，好像跟现代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欧美等现代国家更“现代化”），但是在文化上面，在社会结构上面，我们基本还处在前现代社会。 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皇帝意识一直没有从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真正褪去。今天，你随便打开手机、电视，不难发现，中国人的影视文化仍以帝王为主要题材，歌颂皇帝、羡慕皇帝、崇拜皇帝，极尽想象之能事，用各种夸张的滤镜表现皇帝的生活，讲述宫斗的故事，仍然是最受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素材。 上世纪90年代，在家乡的小县城，有一条专门卖衣服的小街巷，有些人在那里倒卖牛仔裤。卖牛仔裤的小贩给我一个名片，说以后你要买或者你朋友要买，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我看这个名片上写的是“总裁”。我问他手下有几个人？他说就一个人。我说那怎么叫总裁？他说：没事儿，我自己管自己就行了。 这个县城的小贩只是一个缩影。从北上广到四五线城市，中国企业普遍喜欢印一堆“总经理”“总裁”“董事长”之类的名片，从名称来看，这些人似乎“官都很大”，以至于你都搞不清谈个业务究竟该找谁。 这其实是皇帝思想的投射，一旦有机会，中国人就要过一下皇帝瘾（还有各种所谓的“大师”“国师”，也无非是皇帝意识的变种。既然当不了皇帝，至少也要当皇帝身边的“国师”）。 我在国内城市的街巷上经常看到“皇家牛肉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拉面店、牛肉面店名字前非要加“皇家”？ 在潜意识里，中国人想做皇帝的欲望一直都在。而现代性首先颠覆的是这个，这个思想意识不除，中国人怎么可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呢？ 国内一些学者研究日本时，动辄说日本二战后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因此对封建化的改造是不彻底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日本半斤八两。 辛亥革命确实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埋葬中国人骨子里对皇帝的渴望和羡慕。 鲁迅先生其伟大之处，就在于看透了中国人想当皇帝的心理。像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他受了别人的欺负时，首先想的就是：如果老子是皇帝就好了，看你们谁敢惹我，朕一句话就能抄你们的家！ 在我看来，中国人的主要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别人都不敢惹”的人。而皇帝，毫无疑问是数千年来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点的，最没人敢惹的人。 中国人离了皇帝就没法活，即使那个端坐在宫殿里的皇帝没了，中国人也要在生活里，给自己找一个皇帝，给自己认一个皇帝。 （2015年，有一次我去北京参加某电影节的首映会，本来对中国电影走出去，是很抱期待的。结果，主创人员和演员们看到中影集团的韩三平来了，一口一个“韩三爷”，喊得比亲爷爷都亲，我顿时对这些人感到兴趣索然，他们即使穿得再华丽、住得再富丽堂皇、身价再高，骨子里也还是封建臣民。一群崇拜皇帝的封建臣民，能给中国电影注入什么时代风貌呢？） 这两年，借助于移动互联网，以及某音、某手的流行，中国人不但彻底暴露了皇帝意识，其余各种文化糟粕竟也有复活之态势。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里，借着白嘉轩的口吻写道：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 赚大钱、有地位、当官……凡此种种，都是中国人所理解的成功的标志。因为这些都可以让“别人不敢惹我”。 盖因宋朝以来，中国社会再无能和皇帝抗衡的贵族，个人直接面对国家，中间几无任何缓冲阶层，社会结构趋于原子化。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则彻底流氓化了。不但皇帝流氓，大臣也流氓，普通百姓也很流氓。 大家都流氓，所以谁也别说谁流氓。于是，中国人终于离近代社会越来越远的动物式的民族了。 有些学者认为，现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是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而我们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倡导自己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甚至于，他们还要搬出来这么一句话，即：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这句话本身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不是政治家，你不能要求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也必须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或者具有很高的“政治高度”，历史学研究最要不得的就是唱高调。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是两种职业，不能用政治家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学家，正如不能用打乒乓球的标准去衡量篮球运动员。正如胡适，或许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他作为历史学者的贡献），但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保留更深一步的思考。 否则，我们极易陷入一种新的、新瓶装旧酒的“天下体系”。天下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中心的，这中心就是我天朝，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天下主义表面上看是世界主义，实际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它有可能把旧资源拿出来，重新包装成一种新的min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很强大了，所以应该拿出影响世界的价值观，要争夺话语权要搞文化输出（正如前些年我们在国外建设孔子学院，问题是外国人认不认为孔子及儒家文化是一种好的文化）。其实，当一个文化是好的时候，它自然会走出去，问题是要拿得出好的文化。 文化是包装不出来的，我们那么多电影、电视剧，加起来没有黑泽明一个人的作品有价值，尽管它们包装得再华丽。 我一再提示身边的朋友，要对近些年来国内的历史热保持清醒。这不单单是一个“历史”和“历史学”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是否在借助历史热来YY潜意识里的皇帝梦。 在商业的裹挟下，有太多人把历史包装成时髦的装饰品（像张维为这样的学者，甚至于将情感宣泄揉进历史观点里，殊不知，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在《这里是中国》的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维为教授，和古代朝廷上大谈特谈“御敌之策”的大臣没什么不同，其思维都是前现代的，无非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小农思维的高级版，跳不出零和博弈的窠臼，信奉的还是“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的那一套）。 （2007年，大国崛起热播时，我就对其报以冷思考。中国当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但现阶段，还是先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梳理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闪光点，我们当然要发扬并维护，但我不赞成简单地把文化认同跟政治认同划等号。政治和文化应该是分开的，正如在西方历史上，国王的归国王，教会的归教会。） 从民族性来看，以小农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对外宽容而对内严苛”，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则是典型的“对外严苛而对内宽容”。所以，中国社会的发展常常建立在对内的汲取上，而近代西方社会的飞跃则建立在对外掠夺的基础上。 中国人善于做皇帝梦，善于做奉献，也善于忍耐，但唯独不善于做“人”。从人类学来看，一个人只有在做自己时，他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假如一个人在公司里，他的首要属性是“员工”，在面对国家时，他的首要身份是“公民”，在家庭里，他的首要身份是“儿子”或“父亲”，只有在一个人独处时，他的首要属性是“人”，而非任何其他的社会或政治属性。 （扫描二维码加作者微信，如果觉得写的不错，欢迎关注、点赞、转发，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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