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日益缺乏财政和货币控制的借口
任何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体都需要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首先使经济体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适应新情况，一旦疫情被克服，就可以开始健康、可持续的复苏。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考虑了短期、中期和最终长期的疫情可能引起的结构性影响，以及（由疫情引起的）不确定性的自然增加最初在货币需求及其购买力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在（局部或一般）隔离的背景下，生产活动暂时停止，特别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需求减少，以释放消费财货和服务，这样所有被迫暂停生产或工作活动的人都可以继续消耗他们所需的最小量。换句话说，现金余额的增加和名义价格的下降使消费者和经济主题更容易适应困难的情况，同时，它们使所有人都能快速响应，一旦他们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信心就会恢复。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经济要发现开始出现的机会，并使其有可能被抓住并让复苏起步，经济必须是“动态有效的”[①]。动态效率的条件由一切允许和促进所有经济主体自由行使（既有创造性又有协调性的）企业家精神的事物提供，这样，这些经济主题就可以将可用的经济资源用于新的、有利可图的和可持续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专注于生产财货和服务，它们满足了公民的需要，并且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都是公民的独立需求。在像我们当前这样的，高度受控的经济的环境中，形成和设定自由企业系统的价格特征的过程必须平稳、灵活地进行。为此，我们必须消除所有使经济僵化的监管，尽可能地开放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公共部门不要浪费公司和经济主体首先需要的资源，以应付疫情的灾难并生存，然后在情况改善时，利用其所有积蓄和闲置资源带来复苏。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降低税收，这将尽可能多的资源留在公民的口袋里，最重要的是，尽可能降低对企业家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任何税收。我们必须记住，利润是引导企业家从事其必不可少的、有创造性和协调性工作的基本信号。利润指导他们寻找、开展和完成有利可图的、可持续的投资项目，从而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希望使工人阶级，特别是最弱势的工人受益，就必须促进而不是从财政上惩罚资本的积累。这是因为，他们赚取的工资最终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而企业家以设备财货的形式提供给他们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人均资本量越高，他们的生产力就会越高。关于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监管，这些监管会降低劳动力的供应、流动性和充分利用能力，以便迅速、平稳地恢复从事新投资项目的工作。因此，以下政策尤其有害：设定最低工资；公司内部劳资关系的僵化和工会化；阻挠，特别是法律禁止解雇；以及（以临时劳动力调整计划，失业救济金和有保证的最低收入计划的形式）创建补贴和补助金。如果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许多人而言，更有利的选择是依靠补贴生活、参与地下经济并避免正式工作，那么这些政策的结合会阻止人们找工作和想要找工作。[②]所有这些措施和结构改革都必须伴随着对福利国家的必要改革。我们必须允许那些渴望通过相应的税收减免将其福利外包给私营部门的人，将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的责任归还给公民社会。（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指出的那样，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西班牙公务员中有近80％自由选择私人卫生保健而非公共卫生保健。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因此，应对疫情，特别是从疫情中恢复的最合适的经济政策方法或路线图是很清楚的。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众所周知的，而另一些则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对于所有通过在人群（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疫情期间有多恐惧和迷失）中建立虚假和无法实现的期望而陷入助长民粹主义煽动的陷阱的人。[③]现在，让我们集中讨论当前的Covid-19疫情，我们已经对其进行分析并将其用作本文的主要范例。我们可能会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它对疫情的未来经济发展有着超出必要范围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这场从2020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疫情，其背景是全世界的各个中央银行已经发起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见——由于其强度、广泛的性质以及所涉及的国际协调——的货币注入。这种极度宽松的政策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被采用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中央银行采用它的幌子，首先是协助在2008年大萧条之后出现的复苏，然后是应对假定的或实际的总是会不时出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英国退欧等）。在我关于“欧盟的日本化”的文章中，[④]我解释说，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央银行实施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他们显然未能将价格提高近2％。实际上，在巨大的制度僵化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随之而来的经济主体对货币需求的广泛增长已经基本抵消了货币的大量注入，因为持有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已降至零。此外，在持续的监管和经济干预主义的环境下，可持续投资的明确机会并未打开，这压低了对利润的期望，并阻止了从2008年大萧条开始失去的信心的完全恢复。结果，对2008年之前几年的泡沫和信贷扩张期间所犯下的所有投资错误的必要纠正也就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当中央银行启动大规模货币注入、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时，它们实际上消除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不同政府不得不采取或贯彻的即将发生的经济、监管和体制改革的任何激励，这些改革对建立一个信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可以摆脱不必要的限制和障碍，可以将自己的创造性付诸实践，并进行能提供可持续工作的长期投资——至关重要。的确，如果事实上无论产生多少赤字，中央银行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以零成本为其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通过将其完全货币化——那么什么样的政府会去承担，比方说，将其账目置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和开放劳动力市场的高昂的政治成本？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已经拥有欧元区成员国发行的主权债务的近三分之一，而在它实施无差别地购买该债务的政策的那一刻，它就终止了成员国迫切需要的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经济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再简单不过了：在高度制度僵化和经济干预主义的背景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无限期地让受影响的经济体保持僵化和死气沉沉，并使各个公共部门的债务增加到很难维持的程度。正是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经济环境（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用尽了他们整个非常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工具库）中，Covid-19疫情在2020年1月意外爆发。各货币当局的反应简直一模一样：它们进一步加大了货币注入。为此，它们扩大了其金融资产购买计划（价格不断上涨，这让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大型投资者高兴，而以这种方式，在大多数公民的经济萎缩并进入衰退之际，中央银行使少数人的财富变得更多了）。此外，事实上，新的货币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补助金和补贴金——通过货币化公共赤字筹集资金——进行分配，因此，大部分新创造的货币已经开始直接流入家庭的口袋。但是，至少从1752年休谟（Hume）[⑤]指出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货币单位在公民之间的平均分配并没有真正的效果。[⑥]因此，货币当局最终甚至不希望听到关于弗里德曼（Friedman）著名的“直升机撒钱”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工具，因为只有在仅少数部门、公司和经济主体首先收到新的货币，伴随着有利于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所有附带影响时，后者才会产生明显的扩张效应。（我提到这个群体与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是金融市场中行动者重要的决定因素有关。）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或早或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受到私人银行[⑦]和无动力的企业家部门的冲销），新的货币最终将到达消费者的腰包，并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货币单位购买力损失的休谟效应。而且，随着家庭最初的不确定性逐渐被克服，其成员不再感到需要维持如此高的现金余额，或者他们只是不得不以补贴的形式花掉所收到的钱，以在他们失业和无法生产时维持生活，这种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一切都指向同一方向：对由于疫情而减少的产量的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⑧]而这正是我写这几行的时候（2021年1月）开始出现的情况。例如，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并达到三年来的最高点。运费和许多其他原材料（矿物、石油、天然气等）的价格也飙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结论再明显不过了。中央银行确实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他们逃避现实，甚至进一步推进货币扩张和不断增加的公共赤字货币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危机。但是，如果担心从疫情之前的“日本化”场景过渡到疫情之后的近乎“委内瑞拉化”场景，它们停止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公债市场的高估就会立即变得清晰，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将随之而来，并且从中长期来看将是痛苦的。实际上，正如“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所表明的那样，中央银行（真正的金融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始终正确地确定最合适的货币政策。我们显然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关注来自投资者、“专家”、权威人士、甚至是最著名的经济和货币当局越来越焦虑和不安（我甚至会说“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建议，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如，不断出现的新文章和评论（特别是在鲑鱼色的报纸上，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开始）总是会让市场放心，并发出这样的信息，即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将在未来很多年保持不变，因为中央银行不会偏离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投资者可以放轻松并继续通过在债券市场上交易而致富。反过来，央行行长则谨慎地宣布修改其通胀目标，以补偿那些无法实现目标的年份为借口，使其更加灵活（显然是朝上的），并证明即使通货膨胀飙升也没有采取货币控制措施是正当的。[⑨]货币当局的其他顾问甚至提议放弃通货膨胀目标，直接设定遵守特定利率（尤其是低利率）曲线的目标（也就是说，所有公开市场操作都需要实施的利率曲线将多年为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所有这些都受到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尽管叫这个名字，但它既不是现代理论也不是货币理论，仅仅是古老的凯恩斯主义和重商主义菜谱的杂烩，相比真正的经济理论家，它更具有几个世纪以来乌托邦梦想家（因为他们认为赤字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可以通过发行债务和货币化而无限制地为赤字融资）的特征——的代表的称赞；这一理论在我们的经济和货币当局中造成了严重破坏。[⑩]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聪明的主意”，这个主意正变得越来越流行：撤销中央银行购买的公共债务（如我们所见，已经达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首先，加入支持这种撤销的声音的越来越多的人显然放弃自己了，因为，如果中央银行肯定会始终以零利率回购为满足到期债务而发行的债务，则无需撤销。人们现在恰恰在要求这样做的事实表明，他们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迹象感到焦虑，并伴随着对固定收益市场崩溃和利率回升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撤销来减轻对浪费的政府的压力，这等于减少了这些政府发行的债务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人们认为，这样的撤销只会对抽象的机构有害，它将像中央银行一样远离大多数公众。但是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如果执行了像现在所请求的那样的撤销，则以下内容将变得显而易见：首先，中央银行将自己局限于创造货币并通过金融市场将其注入系统，因此使少数人变得非常富有，却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真实的、长期的影响（除了人为地降低利率和同时破坏生产资源的有效分配外）。[11]其次，如果这种撤销发生，中央银行不仅将失去所有信誉，而且还将失去未来实行其公开市场购买政策（量化宽松）的可能性，反对这项政策的公众强烈抗议将非常巨大。[12]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将自己限制于直接向公民注入货币（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从它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角度来看，这将是唯一的“公平”注入，但是由于它们缺乏短期内可观察到的任何实际的扩张性影响，因此，这将意味着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来显著影响未来经济的能力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投资者的唯一明智的建议是，他们应该尽快卖出所有固定收益头寸，因为我们不知道央行会继续人为地维持这些证券的价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多长时间。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冲基金等其他最机敏的投资者已经通过使用衍生工具和其他先进技术来押注固定收益市场的崩溃，同时，在公开场合，他们继续通过最负盛名的评论员向媒体泄露令人放心的消息和建议。[13]这应该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希望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摆脱债务市场。现在，我们来谈谈为克服由疫情引起的危机并恢复正常而呈上的最后一道菜：忘记了将公共账目置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或削减对其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忘记了降低企业家的税收压力或减轻官僚主义和监管负担，使他们恢复信心并开始新的投资。忘记了所有这些；所提倡的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依靠财政政策，并进一步（不成比例地）增加公共支出，尽管我们被告知，应该优先考虑对环境、数字化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这种新的财政政策死亡阵痛是顺周期性的，并且会适得其反。例如，到今年夏天（2021年），当欧盟以无偿方式向西班牙提供的1400亿欧元“甘露” （由欧盟当局组织的7500亿美元的总计划，可扩展至1.85万亿美元的贷款）开始出现时，西班牙和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很可能已经在自行复苏。因此，这些资金将吸收和转移稀缺资源，而这些资源对私营部门启动和完成必要的投资项目（因为它们是真正有利可图的，所以在没有公共援助的情况下，它们靠自己就能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创造大量的可持续就业）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些工作与那些总是不稳定的工作截然不同，后者取决于导致消费性公共支出——即使是对冠冕堂皇的关于环境项目和数字“转型”项目的支出也是如此——的政治决策。而且，我们甚至无需提及在管理收到的资源上公共部门固有的效率低下问题，以及其分配（这对于那些寻求利益和维护政治腐败制度的人来说总是易受攻击的）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例如，我们大家都记得“计划E”的惨败，它涉及公共支出的注入，并由萨帕特罗的中央计划政府推动以应对2008年的大萧条。我们还记得日本的财政政策的不幸失败，即公共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这除了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效果。简而言之，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并没有奇迹般的捷径来克服当前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即使政府和货币当局疯狂地做出在表面上有益的事情，努力在公民面前表现成不可或缺的“救世主”。即使所有这些当局都系统性地隐藏了其固有的无能（如奥地利学派所表明的那样），即无法达到目标并获取它们所需的信息以将协调的特性注入其命令。即使它们的行动是系统性地不负责任和适得其反的，因为它们浪费了社会的稀缺资源，妨碍了在投资过程中正确分配资源和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尽管如此，也就是说，尽管有政府和中央银行，但从现在起的几年后Covid-19疫情将只是一个可悲的历史记忆，它很快就会被后代遗忘，就像没有人记得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流感”及其给经济和人们健康造成的更大的代价一样。现在，像那时一样，我们将渡过难关，这得益于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努力在小范围（无论如何，它们仍然对自由企业和不受控制的市场保持开放）内创造性地开展我们的谋生计划。2021年1月27日于马德里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①]Jesús Huerta de Soto, “The Theory of DynamicEfficiency,” in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0.
[②]另见JesúsHuerta de Soto,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op. cit., pp.453-455中的相关评论。
[③]例如，参见PhilippBagus, José Antonio PeñaRamos, and Antonio Sánchez Bayón, 'Covid-19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Mass Hyst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Public Health 18, no. 4 (2021): 1376.
[④]Jesús Huerta de Soto,“The Jap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ses Wire, Mises Institute,Dec. 11, 2019, op. cit. 如JesúsHuerta de Soto,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op. cit., pp.647-675所示，“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央银行。
[⑤]David Hume, “Of Money,”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Literary, ed. E.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5), pp. 281及之后。休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某种奇迹，每个英国人每天早上醒来发现他的口袋里又多了五英镑，唯一的实际影响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即名义价格的上升），因为英国的生产能力将保持不变（第299页）。凭借他著名的“直升机撒钱”，弗里德曼简单地复制了休谟的这个例子并对其进行了现代化处理（没有引用）。
[⑥]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本人最终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以下几点：“通俗的叙述告诉我们，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结合已经成功抵御了疫情，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还不太清楚中央银行采取积极行动的好处。我已经和我的妻子争论了好几天，我们是否该在我们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餐了：争论的重点不会改变，因为利率持续下降。” El País,Madrid, Sunday, January 17, 2021, p. 38.
[⑦]货币当局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精神分裂的”：金融当局向私人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以提供贷款，但不断威胁要增加其资本要求并非常密切地监视其借款人的选择。
[⑧]在众多文献中，参见MichaelD. Bordo and Mickey D. Levy, “The Short March Back to Inflation,” The WallStreet Journal, February 4, 2021, p. A17.
[⑨]这项政策的通过将对欧元的治理造成巨大压力，以至于很可能导致欧元的消失。
[⑩]例如，参见Patrick Newman, “Modern MonetaryTheory: An Austrian Interpretation of Recrudescent Keynesianism,” AtlanticEconomic Journal, no. 48 (2020), pp. 23-31以及MarkSkousen和Gordon L. Brady发表在同一期期刊上的批评文章。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本人最受现代货币理论的吸引：例如，参见“Las claves del plan Draghi” [The KeyPoints of the Draghi Plan] to save Italy, ABC, February 4, 2021, p. 30.
[11]真正的悲剧是，专家、政治家和公民忘记了利率（或现在财货相对于未来财货的价格）是所有价格中最重要的（因此，在所有价格中，最重要的是由自由市场来设定这一价格），在不妨碍经济计算和生产资源的正确跨期分配的前提下，政府和中央银行将无法不受惩罚地对其进行操纵。
[12]除其他原因外，因为没有资产要出售（由于撤销），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其在将来成为必要，中央银行将无法从系统中消耗储备金。只有在向100％准备金的银行系统进行不可撤销的过渡的情况下，就像我在《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同上，第791页及之后）第9章中所建议的那样，撤销中央银行手中的公共债务，以防止其就像我建议的那样，在债务被交换成现在可以抵消活期存款的银行资产时，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的所有者，当债务被交换为银行资产（现在可以抵消活期存款）时，这样做才是有道理的。
[13]例如，参见《金融时报》声望很高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或保罗·克鲁格曼本人在《国家报》的金融增刊中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发表的评论和建议。他们不推荐进一步货币注入和公共支出的时间几乎不到一周。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公众号为非营利性平台，刊发文章仅作学术交流使用。
